1986年5月20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时表示，城市改革实际上是全面的体制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科技、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就要消除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

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都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但是，考虑到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吃饱肚子、穿暖衣服”的朴素愿望，经济体制改革先行了一步。但是，先行一步不代表政治体制改革不重要。恰恰相反，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越大，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就越高。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政治体制中那些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问题也在逐步暴露，最重要的，就是权力下放问题。邓小平对此的要求是，“国家发号施令少了，下面活动的余地就大，发展就会快。”这句话也道出了权力下放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

也正是从那时起，政治体制改革就正式启动了，也正是在这一年，邓小平还谈到了自己打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问题。他要给全党带个头，给全体老干部带个头，把岗位留给年轻人，让重任交给年轻人。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不只是政府给企业放权，也包括老干部给年轻干部放权。

此后，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每届政府都会提出一些新的思路和方法，都有一些新的突破与改进，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政治体制改革更是迈出了许多实质性步伐，中国的改革，也全面步入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双轮驱动”的良性轨道。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保障经济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