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6年，播州土司杨应龙公开反叛，掀起战火。这场播州之役持续了114天，明王朝动用四川、贵州、湖广等八省兵力，集结24万大军，耗费了约二百万两白银，最终平定了杨氏叛乱。然而，战争给明朝带来的影响却波及深远。播州之役几乎耗尽了明朝的军事和财政储备，大大削弱了东北的防御力量，成为明衰清兴的转折点。
到了明万历年间，杨氏家族已在播州传承二十九代，立足于此七百余年。播州位于贵州、四川交界地带，设立于唐代，杨氏始祖杨端因平复南诏入侵而驻守于此，其治政得人心，便在此地繁衍生息。唐亡宋立，杨氏归附中央，设遵义军；元代，杨氏封为“播国公”；明洪武年间，杨氏重归内附，被授予播州宣慰使的职位，直至隆庆五年，杨应龙承袭父职。
提到土司制度，大家可能并不陌生。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朝在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自治统治政策。在这些地势复杂、民族结构多元的区域，中央政府难以直接管理，故允许一定的自治权，保留地方主官的世袭统治权。土司制度在本质上类似于农奴制，土司对辖区拥有绝对统治权，并按家族势力对辖区进行类似的“分封”，如播州杨氏辖区的宣慰司之下还有安抚司和长官司，分别由各少数民族部族的小首领“把目”掌控。
明朝中央的土司官职包括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司等，职级从高到低不等。在播州，杨应龙与五司七姓的“把目”们一同组成了播州的统治阶层。这便是大战前的播州政治格局。
土司制度与中央王朝的矛盾历史上，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总是希望对各地拥有完全的治权，明朝也不例外。虽然不得不继承元代旧制，对西南、西北实行土司制度，但明廷始终想通过派遣流官取代土司，推行中原法制，这便是“改土归流”的方针。然而，终明一代，改土归流始终没有大规模推行的条件。
对于土司而言，中央的存在既是制约也是依赖。他们承认中央统治的大一统原则，并要向中央进贡，但也获得了地方统治和军权。在这个关系框架内，播州杨氏一直与明廷保持和谐的关系。明太祖时期起，播州杨氏每年朝贡，即便迟到，也未受过重罚；当明廷需平定他族时，播州杨氏也积极响应。
即便在战争前夕，明神宗朱翊钧对杨应龙仍存好感，而杨应龙也善于示好。《明实录》记载，万历十五年，杨应龙进贡大量优质木材，用于修缮遭火焚的宫殿，朱翊钧也多次赐赏。甚至在援朝抗倭时，杨应龙还主动请缨出兵五千。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令人意外。
杨应龙的反叛并非偶然，而与播州内部五司七姓的矛盾密不可分。说白了，这是少数民族内部的权力斗争，杨应龙对五司七姓采取严厉手段，甚至引起邻近土司的挑唆，逐步将事态升级。
当五司七姓族人逃到贵州告发杨应龙反叛时，播州属四川管辖，但他们选择向贵州告状，是因为杨应龙在四川官场关系深厚，贵州却人头不熟。于是，四川提倡安抚，而贵州官场则主张剿灭。两省截然不同的态度让事态急剧升温，杨应龙成为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中央派员调查后，决定罚款了事。此时杨应龙再次提出去朝鲜战场的请求。然而，随着四川巡抚的更替，政策转向对杨应龙强硬施压，杨应龙被迫反抗，最终遭到明廷的全面征讨。明神宗在《明实录》中写道：“既不服堪问，难再姑息”，即无法再行姑息，遂决定动兵平叛。
贵州、四川对播州的觊觎
播州行政隶属划分历经多次变动，贵州、四川两省间始终争夺不休。学者沈一贯与平乱将领李化龙上疏时写道：“播中素称沃野，人人垂涎。”播州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对四川、贵州而言，一旦纳入版图，便可显著提高省内经济收入。因此，播州的资源竞争也将杨应龙推至前台。
儒家文化的影响
播州的地缘位置
播州位于四川、贵州交界，与云南相连，是西南门户。播州一旦生乱，贵州便失守，影响波及云南和东南亚的地缘稳定，甚至危及明廷南疆。因此，播州的平定事关全局，明廷不得不强力镇压。
播州之役的后续影响播州之役后，明廷在善后处理上做出一系列决策，继续巩固对土司地区的管理。
改土归流——播州划分为遵义和平越，两省各得其利，从此不再因播州归属之争而分歧。拆除防御工事——播州关隘被废除，宣示中央彻底掌控播州。丈量田产——为征收赋税，清查播州田地，明廷对播州资源进一步掌控。设立学校——战后，原本排斥儒学的少数民族部族纷纷要求设立学校，以示臣服。
从战役结果来看，播州杨氏的覆灭、24万大军的征调、百万白银的军费损耗、少数民族的动荡无疑都是惨痛代价。然而，从国家长治久安和加强中央管控的角度而言，这却是一场不得不打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