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八年（1375年）深秋，南京紫金山巅，礼部侍郎崔善在巨石前人头落地。这位曾参与编修《洪武正韵》的鸿儒，因对出"孙子举世无双"的下联，触怒了刚登顶的朱元璋。当鲜血渗入刻有"到此山者，不患无嗣"字迹的岩缝时，大明王朝的文字禁忌就此定格。

至正二十年（1360年）四月，太平府富商陈迪宅邸内，朱元璋颤抖着拆开马氏来信。这个在濠州皇觉寺当过和尚的起义军首领，此刻却因"母子平安"四字热泪盈眶。史载他当即提刀在院中枣树上刻下"到此者不患无嗣"，这个细节暴露了其深层的心理创伤——出身赤贫的帝王，始终恐惧血脉断绝。

洪武初年的宫廷记录显示，朱元璋每年必携重臣登紫金山。随驾官员发现，皇帝总会在刻字石前驻足良久。礼部尚书钱宰曾记载："上抚石而叹，若见故人。"这种仪式化的登山行为，实则是朱元璋对自身合法性的反复确认。

洪武三年（1370年）科举案，北方士子集体落第事件，已显露朱元璋对文人的复杂态度。他既需要文人治国，又忌惮其话语权。紫金山上的"老子天下第一"，正是这种矛盾心理的投射——既自比道家始祖彰显正统，又强调皇权至高无上。

崔善的对联惨案，本质是皇权与文权博弈的缩影。当这位进士出身的侍郎以"孙子"相对时，触碰了朱元璋最敏感的神经：其一，"孙子"谐音"损子"，暗合其早年丧子之痛；其二，兵家学说与朱元璋"重农抑兵"的国策相悖；其三，对联结构形成"祖-孙"辈分关系，被视为对皇权的僭越。

崔善案后三个月，朱元璋诏令重修《孟子节文》，删去"民贵君轻"等88条内容。这与其在《御制大诰》中强调"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形成呼应，标志着明初文化高压政策的成型。

刑部档案显示，洪武年间因文字获罪者达二百四十七人，其中七成涉及对皇权的"不敬表述"。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谢增俸表》中"作则垂宪"被诛（"则"通"贼"），实为朱元璋将方言忌讳上升为政治禁忌的典型案例。

永乐年间，朱棣命人在紫金山刻字石旁增立"圣祖垂训碑"，将朱元璋的登山轶事塑造成"圣王传说"。这种政治包装，使得本属私人情感宣泄的刻字行为，升华为彰显皇权神圣性的国家仪式。

2016年南京明孝陵考古中，出土的洪武朝臣墓志铭显示，幸存文官多遵循"颂圣体"行文规范。那些曾见证崔善之死的官员，在私人笔记中均刻意回避对联细节，仅以"山石案"代称。这种集体性失语，恰是朱元璋文字威慑力的延续。当我们在紫金山摩崖石刻前驻足时，看到的不仅是帝王手迹，更是一个王朝初建时的文化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