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安徽文史资料》第十七辑(1983年12月出版），沈重宇遗稿、沈元加整理，原标题《国民党川系军队在安徽》

正文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陆军第二十三集团军（唐式遵部）一直驻防安徽南部，是国民党留驻皖南时间最久、兵力最多的一个集团军，也是四川系统军队中驻在省外的一支较大的部队。今天整理、编撰安徽地方史料，是不可忽视有关国民党川系军队在皖南的活动情况的。

一九三八年，蒋介石的“委员长重庆行营”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叶元龙调任重庆大学校长，他邀我到该校担任总务长兼商学院教授。我辞去了在重庆行营的职务（上校秘书兼调查科长），到重庆大学任职。此时，唐式遵的部属罗象翥（解放前任国民党重庆市政府教育局长）找我商量，说“唐总司令”率领二十三集团军出川东征，集团军总部在成都、重庆两地各设一个办事处，负责与中央军政机关及四川省政当局联络，照看该军官佐家庭、眷属，采办前线所需物资，守护唐式遵在成都、重庆两地的家业财产。驻渝（重庆简称“渝”）办事处处长一职拟请你沈老兄担任，不知兄意如何？罗象翥向唐式遵推荐我出任驻渝办事处长。唐式遵同意这项建议的主要原因，我自己是完全了解的：我是所谓“中央化”的四川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在“委员长重庆行营”任职数年，与重庆军政界关系密切，找我当驻渝办事处长，便于与“中枢”联络，协调各方关系。当时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的：象我这样的“天子门生”、留美硕士（我曾赴美留学四年），屈就一个地方军阀手下的一份闲职，并不是很光彩的事，但我又考虑到唐式遵给我安排的这份差事并不影响我在重庆大学任教，而重庆大学远在沙坪坝，驻渝办事处设在李子坝冯家院，我由校返家路程比住市区时要短，此事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我就一口答应了，当上了川军系统的“少将处长”。一九三九年以后，日寇经常空袭重庆，李子坝一带不属敌机重点轰炸目标，又靠近大山岩洞，便于防空，还可以动用办事处警卫排的士兵搬运箱柜，我更感到这个“办事处长”当得合算。

唐式遵，在四川军阀系统中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抗战爆发前，我对他不很熟悉，接触较少，抗战爆发后，他又率部离川赴皖，更无当面交谈的机会。据我所知，唐式遵系军阀杨森旧部，一九二六年袁刘之战时，唐即与王陵基（后任国民党江西、四川省政府主席）、潘文华（后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平起平坐。唐式遵为人貌似温和敦厚，对下属尚能团结，作战任务也能平均摊派。不管顶头上司是谁，他都唯命是从，奉命行事，不讲价钱。一九二九年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混战，刘湘（四川军阀头目）派唐式遵率一个师兵力出川东下，助蒋反桂。一九三四年，四川军阀在川北围攻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因战败被刘湘撒换，而以唐式遵代之。唐在军事上平庸无能，战法刻板笨拙，部队损失甚大，人称唐为“二瘟”。此人虽“瘟”，却有一点长处：打仗以前，注意了解地形地貌，常扶着手杖亲临战场观察、勘测。

一九三七年七月初，根据蒋介石并吞、溶化四川地方军事力量的方针，何应钦、顾祝同在重庆主持召开“川康整军会议”，这是实现“川军国军化”的决定性步骤。唐式遵与当时怀有抵触、不满情绪的刘湘不一样，他在整军会议期间，竭力讨好、巴结蒋介石及其亲信，走“中央化”的道路。会议尚未结束，芦沟桥的炮声响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已不可避免，何应钦立即返回南京。不久，按照抗日战争的战斗序列，川军大部分改编为几个集团军，分赴南北各战场。唐式遵被任命为第二十三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开赴东南战场，归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前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指挥。

唐式遵集团军于一九三七年底进入第三战区后，被指令驻防于皖南赣东地区，总司令部设在安徽南部边境的徽州附近。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号称辖及苏浙皖赣闽五省，集结了各种名目的中央军、杂牌军、地方保安团队、游击队、武装特务部队等等，实是以唐式遵集团军为全战区军事上的主力或支柱。唐部有六个整师的兵力，超过其他系统的部队。以当时驻在第三战区内，后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的刘建绪为例，他名义上是一个集团军总司令，实际上可用的兵力只有一个师。

抗战时期的第三战区，是长江以南离重庆最远的一个战区，也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这里紧紧靠近蒋介石战前统治中心京沪杭地带，控制长江下游与东南沿海之间的大片地区。在一九三八年日寇沿江西进，侵占武汉三镇以后，第三战区正处在敌华中派遣军左侧后方，东面又被日海军封锁，可称为“半敌后”战区。但它的条件和处境比其他敌后、半敌后战区都要好些，因为它所辖地域较为完整，有较广阔的后方可以依托。除江西南昌被日寇占据以外，与华南、西南地区之间的交通线没有中断，因而在补给、增援方面比较便利。至于唐式遵集团军的配置地域与战略态势，是很值得注意的。我在重庆时与在军委会军令部等部门工作的同学、朋友交谈过，也听过从皖南回到后方的出差人员的报告，产生了这样的印象：蒋介石、顾祝同是把唐式遵部川军安置在最暴露、最危险的地带，该集团军主要布防于青弋江以西至江西湖口以东，贴近长江下游南岸，繁昌、铜陵、贵池等地均曾由该军驻防。顾祝同的司令长官部及其嫡系部队驻在江西上饶与浙赣路沿线，唐式遵集团军正好夹在日寇与蒋顾嫡系部队中间。如果日寇从它所占据的南京、芜湖、杭州、安庆、九江、南昌等城市出动较大的兵力，唐式遵部川军首当其冲，必将受到严重的杀伤，或是被截断、围歼。事实也是这样，一九四O年十月间，日寇从南京、芜湖出动两个师团“扫荡”苏南、皖南，这次短促的战术性攻击，使驻皖南前线的川军部队受到较大损失。此后，顾祝同采取消极避战的方针，把主力部队撤到远离第一线的深后方，仅在临近江岸的少数据点，留驻轻装小部队监视日军动向。尽管这样，川军仍比蒋顾嫡系部队更接近日寇。一九四二年四、五月，日寇发动浙赣路战役，蒋介石、顾祝同命令部队不战而退，金华、衢州、上饶等地均失守，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撤入福建境内。驻皖南的川军几乎被“封闭”在一个菱形地区内，进退两难。一九四四年五月，日寇发动中原战役，在打通平汉线后，又从武汉向湖南进攻。是年秋冬季，粤汉、湘桂两线皆陷入敌手。第三战区与西南大后方的陆路联系被切断。这种局面直到一九四五年夏季才改变。抗日战争是对民族敌人作战，川军在抗日前线忍苦历险，却被蒋介石当作削弱、排除地方势力的良机。唐式遵在一九三九年被提升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其集团军总部亦兼挂副长官部之招牌，但部队粮饷、械弹补给供应均差，官兵待遇远逊于蒋嫡系部队。新兵补充全靠从四川等地农村强征壮丁，捆绑虐待，形同囚犯，生活困苦，士气不振。唐式遵本为旧式军阀，指挥作战悉循陈规旧法，为求得自己升官晋爵，不惜士兵大批伤亡。据唐式遵驻蓉（成都）办事处长张纯祖谈：一次，“唐二瘟”指挥攻夺长江马当要塞的战斗，该要塞早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即被日寇陆海军攻占，此次川军之攻击行动既无强大炮火掩护，又无海空军配合，硬是采用人海战术，死拆硬打，虽将要塞暂时夺回，但几乎一个整团的士兵变成了炮灰。没有多久，这个要塞再度丧失。

唐之驻蓉办事处处长张纯祖虽是大地主出身，头脑尚清醒，他曾向唐式遵陈达意见，大意为：抗战军兴，川军远行，东征抗日，责任重大。第三战区由“蒋委员长”亲信掌握，地近京沪杭要地，战区内友军番号繁多，派系林立，还有共产党的新四军驻在川军近侧，因此，必须从政治上审视形势，慎重而妥善地处置上下内外的关系，并建议唐式遵任用一、二名有见识、有威信的人士担任政治顾问。“唐二瘟”把这样的“忠谏”当成耳边风。他手下的参谋人员每天把国际国内重大新闻与可供参阅的文章、资料摘录或剪辑，送给他过目想给他这个空虚而迂腐的脑袋，灌进一点新鲜的知识，哪知“唐总司令”对此毫无兴趣，胡里胡涂混过了抗战八年。在抗战时期，川军各集团军总司令中，唐式遵大概是唯一的一个始终留驻前方，没有中途返回四川的人。这一点倒也不必加以抹煞。

蒋介石把唐式遵川军放在皖南一隅，也是出于隔断、分割四川地方军阀势力的考虑。抗战初期，川军分布于从黄河北岸到长江以南的漫长战线。如：邓锡侯、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被派赴山西，不久，调至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王绩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亦在第五战区。王陵基的第三十四集团军驻在薛岳的第九战区，等等。唐式遵部远陷于东南山地，动弹不得，无法与川系军队其他部队靠近或直接联系，更不能形成一支带有独立性的军事政治力量。

唐式遵部川军驻皖南期间，各个军、师官长在政治上和作风上表现并不相同。

我的朋友郭勋祺，字翼之，是川军著名将领之一，四川军阀混战期间，他是刘湘部下的一名旅长。一九三五年初,郭被贺国光（蒋介石派驻四川参谋团主任）命令在贵州赤水一线阻击工农红军，成为红军手下的败将。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郭勋祺任第二十三集团军第五十军军长，防守皖南广德一线，后移驻宁国、泾县一带，郭本人升任集团军副总司令。郭部与皖南新四军保持友邻关系。郭勋祺与陈毅将军相处甚睦，对新四军整训备战和向苏南敌后开进给以方便。他还邀请新四军参谋处长到五十军内讲授游击战术。此事被蒋介石特务密告，郭受到猜忌、监视。听说第五十军军部参谋长是中共地下党员，被反动分子查获，被捕后遇害。顾祝同从第三战区军务处调人到五十军军部任职。九四O年，郭勋祺调离唐式遵部，改任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但只是挂名空衔，他被命令离开前线回重庆入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郭勋祺在皖南的这段经历，对他后来在政治思想上的转变与进步很有影响。一九四七年底，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头子康泽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驻湖北襄樊），经我推荐，康泽同意，伪国防部批准，郭勋祺被任命为康的副司令官。一九四八年七月襄樊战役中，郭与康泽同时被俘。刘伯承、陈毅两将军亲到后方看望郭勋祺，给以启示、教育，要求他在四川地方军人中多做工作，为人民立功。郭勋祺思想转变很快，于当年年底离开解放区到南京，向国民党军政人员进行宣传策动，配合人民解放战争。当郭勋祺受到特务监视、迫害时，我曾给以掩护、帮助。一九四九年南京解放前夕，郭勋祺趁机摆脱敌特监控，潜返四川家乡，组建“西川人民保卫军”，为四川的解放做了工作。解放以后，郭先后在川西行政公署、四川省人民政府水利、交通、体育等部门担任厅长、主任等职务。

唐式遵部第二十一军主力原驻赣东北，后移驻皖南，军部曾设在宁国附近。担任该军军长的是有“花花公子”之称的小军阀范绍增（绰号“范哈（傻）儿”），此人自称以娶漂亮女人为妾作为嗜好，范绍增生活腐化，还谈什么为国抗战立功！

国民党第二十三集团军原有一部“第二十九军”，军长刘雨卿后升任第三十二集团军（上官云相部）副总司令。刘是被蒋介石重用的少数四川军人之一。在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策划发动皖南事变期间，刘雨卿与郭勋祺对调，任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代第五十军军长。在围攻新四军军部的战斗中，刘雨卿担任“左翼军总指挥”，手上沾满革命战士的鲜血。抗战胜利后，刘雨卿担任国民党整编二十一师（即原二十一军）中将师长，参加向苏北解放区进攻。一九四七年二月底，台湾人民反蒋武装起义发生，蒋介石把刘雨卿所率领的两个旅从华东战场调往台湾，对当地人民进行血腥镇压。部队从上海吴凇乘船开赴基隆，刘雨卿本人从南京乘坐专机飞往台北。一九四九年四川解放前夕，刘担任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九月三日蒋帮特务纵火把重庆烧掉一半，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刘雨卿不但不设法灭火救灾，反而观赏火场情景寻乐，残忍行为令人发指。听说此人已随蒋帮逃往台湾。

唐式遵部新七师师长田钟毅，与我私谊甚笃。解放后他担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有一次谈笑时，田钟毅坦率地讲了一件事：抗战时期驻皖南的时候，他曾向各师师长游说：沈（重宇）先生在重庆，接近中央国府，为我们办事。需要花钱，请大家慷慨相助。田钟毅悄悄地把“募”来的钱纳入自己的腰包，我在那时自然是一无所知的。

在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的腥风血雨中，唐式遵部川军被蒋介石、顾祝同当作反革命内战的工具。早在一九四O年冬季，蒋顾就密谋趁新四军北移时发动突然袭击，加以围歼。蒋介石的亲信上官云相被任命为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移驻皖南徽州附近，该集团军建制内兵力不多，实际上是把二十三集团军与第二游击区（冷欣部）及其他临时调来的部队交给上官云相指挥。上官的权力仅次于顾祝同。

听说在皖南事变前夕，国民党第三战区召开了一次秘密军事会议，正式指令上官云相负责统一指挥皖南军事，会上有人公然以轻蔑的语气批评唐式遵缺乏作战指挥能力，又说川军驻地分散，有些部队应就近由上官总司令指挥。“唐二瘟”毫不辩驳，完全同意，听候蒋介石死党的摆布。本来，顾祝同之流为制造“解决”新四军的“论据”而胡诌什么“新四军搞三山计划”，“新四军在江南游而不击”等等，纯属无稽谎言。与新四军邻近、接触三年之久的皖南川军官兵，是不会不对这类谣言表示怀疑的，但唐式遵却一概听从，完全成了反动顽固势力的应声虫。

从后来了解的情况看，驻皖南的川军部队被卷入皖南事变，在颇大程度上是被蒙蔽、被驱迫的。战斗开始以前的秘密军事会议，唐式遵集团军只有唐本人及一名师长出席。“唐二瘟”可能没有把会议的内容与作战意图原原本本地向部属传达。参加围歼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行动的国民党军队，合计有七个师之众，其中三个师属于川军系统，即一四四师、新七师、一四六师，其中一四六师为战斗预备队。唐式遵的副手刘雨卿担任“左翼军总指挥”。当时川军大批下级官兵并不真正了解自己是参加“同室操戈”的内战。

例如：原唐式遵部的一个下级军官邓克仁，据他回忆：皖南事变前夜，他所在的部队紧急集合，开拔离营，赶到茂林山区，只见国民党军队已布好三层防线，紧紧包围、封锁之后，使用大批火炮猛烈射击，火力之猛，持续之久，为他参加抗战以来所仅见。在皖南从未见过这样多的重兵器，显然是从其他战区临时调来的。从当时的交通及地形条件看，炮兵部队从出发、行军到进入阵地、构筑工事、完成炮击准备，没有相当长的时间是办不到的。事实上，有些部队是在三个月以前接到调动命令的。由此可见，蒋介石对皖南事变是蓄谋已久，早有准备的。

据邓追忆，他和其他下级官兵在围攻新四军的战斗开始后，并不知道自己是在跟新四军打仗，还以为这是对日本人作战。那时由于皖南战场山峦、树林、雾气、夜暗的障碍，许多士兵用肉眼不能把对方人员的面目和衣着看清楚。几天以后，战斗结束，川军士兵们看见一辆辆汽车运载着俘虏往后方送，才吃惊地发现被俘的都是新四军战士。

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干部、战士，一部分被押送到设在徽州附近的唐式遵的“副长官部”，旋又被转解到顾祝同总部所在地江西上饶，在地狱似的上饶集中营里，无数革命志士、爱国青年遭受残酷的迫害和摧残。

在皖南事变战斗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国民党一四四师师长唐明昭是唐式遵的兄弟，此人依攀亲属关系当官，实是出奇的庸才，不懂军事，指挥无能，在与新四军被围部队作战时，该师损失甚大，唐明昭的指挥部差点被突围的新四军战士一下子冲垮。唐明昭因而被抓起来，要交付军法审判。顾祝同等人硬要处唐明昭以极刑，杀一儆百，经唐式遵竭力说情，才免于掉脑袋，结果是撤职查办了事。

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无比愤怒。四川系统的杂牌军也对蒋介石以血腥手段排除异己感到不满和疑虑，此后，逐渐引起政治上的分化。在皖南战区驻防过的郭勋祺、田钟毅、范绍增等人后来都走上反蒋的道路。

资料来源：

《安徽文史资料》第十七辑(1983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