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同情巴勒斯坦反对犹太复国的犹太女学者如今只会被扣上反犹主义的大帽子。

玛莎·格森（Masha Gessen）

文章信源：The Guardian（卫报）

信源介绍：《卫报》创刊于1821年，最初名为《曼彻斯特卫报》。于2011年在美国创刊，还推出了澳大利亚和国际版本，报道政治、政策、商业、国际关系等内容。卫报媒体集团是一家全球性新闻机构，致力于提供无畏的调查性新闻报道，为弱势群体发声，并让当权者承担责任。其独立的所有权结构意味着卫报完全不受政治和商业影响。只有该媒体的价值观决定了他们选择报道的故事。

媒体评级：

著名俄裔美国记者和作家玛莎·格森（Masha Gessen）在德国警方保护下被授予了著名的汉娜·阿伦特政治思想奖，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Heinrich Böll）在德国西北部不来梅市政厅准备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颁奖仪式，但在格森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内容将10月7日之前的加沙比作纳粹占领下欧洲的犹太人聚居区之后，这场颁奖仪式几乎没有举行，该基金会隶属于德国绿党，设立该奖项的目的不是为了表彰阿伦特，而是为了"表彰那些发现当前政治事件中关键的、不为人知的方面，并且不畏惧在有争议的政治讨论中，代表自己的观点进入公共领域的个人"。该基金会表示，格森文章中的比较 "不可接受"，但后来他们又反悔了，这会表示他们支持该奖项的颁布。

以下是格森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文章《在大屠杀的阴影下》中一些被称之为“不合理”的片段：

"但就像在被占领的欧洲犹太人聚集区一样，这里没有狱警：加沙的治安管理不是由占领者，而是由当地的一支部队负责， 如果把被围困中加沙人的困境与被隔离的犹太人作比较，聚集区这个更贴切的词大概会招致抨击。但这也会让我们能拿过去的语言，来描述加沙当下发生的情况，那就是犹太人的聚集区正在被清除围剿中。"

注：聚集区（英语：Ghetto，希伯来语：גטו‎），又译为隔都或隔坨区，是指都市中特定族群群聚生活的区域，一开始被用在威尼斯来描述一个犹太人们被强制聚集起来生活的地区，现代则常用来称呼都市中居住少数族群、拥挤不堪且缺乏规划的街区，尤其社会、法律、经济压力等原因会造成此种现象。

个中讽刺意味几乎浓得化不开，作为一名犹太裔德国妇女，阿伦特在1933年被盖世太保逮捕和拘留后被迫逃离德国，她关于德国的著作比格森的著作更具争议性。格森文章中的对比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与阿伦特1955年从耶路撒冷写给她丈夫海因里希·布吕歇尔的书信中的一段话如出一辙，当然后者的指责要严厉得多：

“流散者和聚集区心态正在盛行，白痴就在人们眼前神气活现，在耶路撒冷，我几乎不能出去散步，因为我可能转错弯，发现自己'在国外'”，即是在阿拉伯领土上，基本都是差不多。除此之外，他们对待留在这儿的阿拉伯人的方式，本身就足以让全世界团结起来反对以色列了。”

格森的比较相对阿伦特的比较更为轻松些，而阿伦特的反思似乎具有可怕的先见之明，但他们的修辞策略程度还不足以阻止德国的言论审查员，他们负责监管关于以色列的言论，并迫使基金会屈服。

德国议会于2019年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将BDS（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等同于反犹太主义，该决议使一项事实上的法律生效，格森因此违反了德国关于不得将大屠杀与任何其他历史事件相提并论的要求。在德国的记忆政治文化中，大屠杀被视为单一事件，被理解为历史的例外。这种 "历史例外 "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将大屠杀完全置于历史之外的效果，这使得德国政府可以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国，而无需对这种支持意味着什么承担政治责任。换句话说，德国政府把对大屠杀的记忆作为支持以色列的理由，而不管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做了什么。

通过将纳粹占领下的犹太人聚集区与10月7日之前的加沙进行比较，格森提出了一个政治论点意在唤起历史记忆，并提请人们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和 "永不重演 "等概念。这种比较并不是一对一的论证，而是一种晴雨表，它敦促个人和国家在世界目睹巴勒斯坦人民遭到大规模屠杀时，思考他们对以色列的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被剥夺了权利和资源，无处可去，生活在持续不断的轰炸之下。

我认为，阿伦特提出的问题是个人、政治和道德责任问题。对她来说，如果不谈民族国家本身的结构，就不可能谈及今天发生的事情，她认为民族国家的结构是酿成大屠杀的部分罪魁祸首。对她来说，这意味着大屠杀绝非例外。

在政治上，阿伦特支持犹太人民在战争期间需要一个家园的观点，因为本应保障公民权利的国家在战争期间利用公民身份作为政治工具，剥夺了犹太人的权利，使他们无家可归并遭受可怕的暴力。

从1933年流亡巴黎到1940年被拘禁期间，她一直致力于帮助犹太青年逃往巴勒斯坦，甚至在1935年跟随 "青年阿利亚 "组织前往巴勒斯坦。

在那些年里，她说她只想做犹太工作，帮助犹太人民，因为她的母亲教导她，当一个人作为犹太人受到攻击时，必须作为犹太人进行反击。但在1941年逃到美国后，她的立场发生了转变，因为她参加了1942年在纽约举行的比尔特莫尔会议，会上她谴责了大卫·本·古里安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呼吁。

阿伦特从以色列建国之初就对这个民族国家持批评态度，部分原因是她担心这个国家会表现出欧洲民族国家最恶劣的倾向，她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西德尼·胡克等人一起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封信上签名，抗议梅纳赫姆·贝京访问美国，并将其"自由党"的组织、方法、政治哲学和社会号召力与纳粹法西斯党相提并论。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年）一书中，她一反当时的观点，认为纳粹主义不是在德国民族国家的顶峰出现，而是在其衰落之时。虽然反犹太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组织群众的核心，但在她的论述中，这并不是唯一起作用的政治因素。

在阿伦特看来，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石，在现代民族国家中，政治法律受制于商人的私人利益，他们认为有必要接管国家机器，以便在其殖民企业中部署军队。她所理解的核心正是这种私人经济利益对民族的收编，以及将民族转变为民族国家的过程。她所强调并因此饱受批判的论点是，民族国家在政治上利用反犹太主义来促进其政治和经济利益。

阿伦特从未放弃这一论点。事实上，在她最具争议的作品《耶路撒冷的艾希曼》（1963年）中，她又回到了这一论点。

她认为，艾希曼当然是反犹太主义者，但他对犹太人民的仇恨并不是他的主要动机，相反她认为是他平凡的狂妄自大让他想要提升第三帝国的地位，在1972年的一次采访中，她引用了恩斯特·容格的一个故事来说明她的观点。

战争期间，容格在乡下遇到了一些农民。其中一个农民从集中营收留了几乎被饿死的俄国战俘。农夫告诉容格，这些俄国战俘是 "低等人类...他们竟然吃猪食"。阿伦特接着说："这个故事愚蠢得令人发指。我是说这个故事本身就很愚蠢...这个农夫不知道饥饿的人就是这样..."

综上所述，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能够从他人的角度来想象世界，以防止邪恶的发生，并在面对邪恶时挺身而出。而现在，德国的决议禁止这样做，反犹太主义和大屠杀并非历史的例外。这种进行比较的道德义务意味着两点：不允许德国继续将犹太人民或犹太历史视为例外情况，以证明其对以色列的政治支持是合理的；所有人都有权在任何地方自由生存，无论他们因出生的偶然性而出现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危害人类罪就是剥夺一个民族生存权的罪行。

1950年，汉娜·阿伦特撰写了一篇题为《来自德国的报告》的文章，论述了德国人对所发生的一切未能进行反思，她写道，"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德国摧毁了西方社会的道德结构，犯下了任何人都不会相信可能发生的罪行..."。当她思考德国应该如何记住这场战争时，她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一种不专制的思维方式？"阿伦特认为，平庸是指无法从他人的角度想象世界，是指人们在一夜之间接受了道德规范的彻底转变，将"不可杀人"变成了"应杀人，而不加质疑。"

当今现实最大的讽刺或许是，德国"反犹太主义"的言论被用来为大规模屠杀巴勒斯坦人民辩护，而实际上却加剧了反犹太主义浪潮，使犹太人在任何地方都不那么安全。德国必须撤销其不具约束力的决议，以免它继续审查人们可以和不可以对以色列国说什么，以免其法律迫使人们在道义上成为反人类罪的同谋，该基金会没有表现出道德勇气，也没有采取反对决议的立场，它应该回到阿伦特，也就是其著名奖项的命名者那里去，并找到自己信念的勇气。因为人道主义危机何时才能停止？加沙仍有130名以色列人质。近20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六千六百人是儿童。五万多人受伤。二百三十万人在挨饿。十分之九的巴勒斯坦人每天都吃不上饭，那儿的人民在挨饿。

阿伦特写道，勇气是一种政治美德卓越，因为它要求一个人冒着声誉和生命危险来表达政治观点。

今天人类的勇气在哪里呢？

勇气在哪里呢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勇气在哪里呢德国人？

作者：萨曼莎·希尔，她是《汉娜·阿伦特传》和《汉娜·阿伦特诗歌》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