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看到热搜方大同去世！不由让人想到近年来明星与科学家去世引发的公众关注差异屡次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例如，2025年2月，知名艺人徐熙媛（大S）的离世迅速占据热搜，而同期中国顶尖火箭科学家李雨翀的逝世却鲜为人知。这种反差不仅折射出社会价值观的复杂面向，也揭示了信息传播、公众心理及制度设计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不可否认的是娱乐新闻天然具备低门槛、高话题性的特点，明星的私生活、情感纠葛等内容更易引发大众共鸣，满足人们的八卦心理和情感宣泄需求。科学研究则因专业性强、与日常生活直接关联度低，难以引发广泛讨论。例如，柯俊院士的逝世新闻评论数为零，而明星绯闻却轻松破万条，这种差异符合传播学中的“注意力经济”逻辑，即媒体倾向于追逐流量更高的内容。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科学家的成就往往缺乏有效的公众传播渠道，据调查，中国电视台科技节目占比仅6%，远低于美国的20%和日本的15%。公众对科学家的工作内容、社会贡献知之甚少，甚至出现“黄昆是谁”的疑问。反观娱乐明星，其形象通过综艺、影视剧等媒介频繁曝光，形成“拟态环境”效应，进一步巩固了公众的认知惯性。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明星的高收入与高曝光常被视为市场经济的自然结果，经济学家曼昆指出，娱乐产业符合“超级明星效应”，即少数顶尖从业者通过大众媒介覆盖海量受众，从而获得超额回报，而科学家的价值难以通过市场直接量化，其贡献更多体现为长期社会效益。此外，年轻人职业理想的变化（如更倾向成为网红而非科学家）也反映了娱乐文化对价值观的渗透。

那到底是否应批判“娱乐至死”？

部分学者认为，科学家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其需要远离舆论焦点，过度关注可能干扰科研专注度，如工程院院士吴澄指出：“科研本就是默默无闻的工作，不必与娱乐界对比”。同时，明星的高收入符合市场规律，其对社会情绪的调节作用不可忽视。（有关部门近年来也提出对艺人片酬进行控制）

更多人担忧长期关注失衡会导致社会资源错配，例如，李雨翀等青年科学家的英年早逝暴露了人才保护机制可能存在漏洞，此外，过度娱乐化可能削弱公众对科学精神的认同，正如网友所言：“科学家甘于孤独，但社会不应对其冷落”。

媒体需平衡报道结构，增加对科学家的深度报道，国家需强化对科研人才的保护，例如改善医疗待遇、减轻工作压力等！王正国院士生前曾提及“看病难”问题，呼吁关注科研工作者的健康保障，此外，通过税收调节娱乐产业收入、提高科研经费投入，可缓解资源分配失衡。

屠呦呦与黄晓明的争议也曾引发“职业评价标准不同”的讨论，社会需建立多元化的尊重机制，既肯定娱乐业的文化价值，也通过教育、宣传强化对科学贡献的认知。

明星与科学家关注度的差异，本质上是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多元化的缩影，解决这一问题需兼顾传播规律、制度设计与社会共识，而非简单批判公众偏好！唯有在尊重人性需求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性改革提升科学事业的吸引力与可见度，才能实现“娱乐有度，科学有光”的良性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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