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队伍里便有着“苏区五老”一说，长征到达陕北后，又逐渐形成了以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五人为尊称的“延安五老”，除了年龄较大外，更重要的一点是革命资格老。
董必武是“五老”中年纪较小者，在身边人印象中，董老始终是一个和蔼可亲、笑口常开的老好人，但论及他的革命资历，却无不让人肃然起敬。
1903年，在晚清王朝正式废除科举取士制度的前两年，成长在湖北黄安一个清贫教书匠家庭中的董必武一举考中了秀才，成了那个年代底层人中最有机会成为“人上人”的读书人。就这点而言，董老的起点不可谓不高。
几个月后，他只身前往武昌参加乡试，却在途径巡抚衙门时好奇的向内窥探了一眼而遭到衙役不由分说一顿打骂，这一打，反而让他看清了清王朝腐朽专制的真实面目，一怒之下放弃了看似“光明”的仕途，转而报考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文普通中学堂，并就此开始涉猎民主革命进步书刊和思想理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炮火声震彻寰宇。彼时的董必武正在距离武昌不远的黄冈执教，闻听革命起义的隆隆号角，他再难平复内心的血脉偾张，毅然报名参加了这次家乡的革命起义行动。有着文笔和学识基础的他，很快在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中出任文职秘书，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有力支持着武昌义举。
当年年底，25岁的董必武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在次年年初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下出任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员兼湖北军政府财务司总务科长，放到今天，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处级干部身份，而集众多光环于一身的董必武所处的时代却是近代历史新纪元的民国元年，这样的机遇和位置，不是那个时代随便什么人都能把握的。
换句话讲，能在这样的乱世之中以一种超乎常人的表现力和判断力在自己信仰的阵营中扎根立足，称董必武一声“少年奇才”似乎恰如其分。
两年后，在日本东京留学深造法律专业的董必武见到了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历经“二次革命”失败的孙中山痛定思痛，下决心成立以开展“反袁斗争”为目的的中华革命党。尽管这一组织在日后看来兼具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在当时也引起了革命党人内部的不小争议，但就武装革命路线而言，这也算得上是那个时期反对独裁、挽救革命的最优解了。
在这种情况下，董必武支持了孙中山的主张。用他日后在纪念辛亥革命30周年时的总结回忆发文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
这是一种基于实事求是原则上做出的革命判断与尝试，也正因秉持这一原则，董必武在1919年的历史转折时刻坚定选择了共产主义革命道路，完成了自身由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者的转型。
1919年春，历经两次反袁斗争牢狱之灾和“护法运动”失利的董必武对军阀混战和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路线也悄然发生了认知转变，他开始认识并逐渐深入的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路径之间的关系，并坚信中国的革命道路，应当始自共产主义。
有了这个信念，董必武迅速完成了身份转型。
当年3月，他在上海与李汉俊、陈谭秋等人一见如故，畅谈着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抱负和愿望，三人商定待到回武汉后以办报纸、办学校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开展革命活动。5个月后，董必武与陈谭秋在武汉创办了第一所宣传讲习马列主义思想的学校——私立武汉中学，成立之初，董必武将自己仅存的几件贵重物品典当用以换取办学经费，勉强度过了“艰难创业”阶段。
这所占地面积狭小，仅有数间房子的私立学校，不仅在教学方面指导学生积极阅读先进报刊、关心时政，引导学生逐步树立革命思想，更是在日后的战火纷飞年代走出了36名革命烈士。
1920年8月，在收到李汉俊关于上海党组织成立情况通报以及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建议的信件后，董必武与陈潭秋、包惠僧等7人在武昌抚院街自己寓所中宣告成立了武汉第一个党小组——共产党武汉支部。
一年以后，董必武与陈谭秋作为选派代表赴上海参加了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中共一大”，那个时候的董必武并没有想到这场仅有十几人参加的简单会议，日后会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里程碑式的大事件，更不会想到在28年后的天安门城楼上，能与自己共同站在新中国潮头之上的仅有一同出席会议的湖南党支部青年代表毛泽东。
这是自己革命生涯中的高光时刻，也是中华民族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后最终走向的正确光明大道。
随着建党之初的革命运动如火如荼，董必武也开始思考革命工作的方法和基础问题。在他看来，革命运动要想取得长足稳固的发展，必须要动员社会各阶层参与，尤其是占比重最高的农民群体。这一点，与日后教员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观点不谋而合。
1923年，董必武选派武汉党组织中的大批精干当团员，以工作组形式分别到黄安、麻城地区开展革命理论宣传和动员工作，最终目的是动员各个阶层团结起来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与此同时，在农民运动方面，董必武也有着不输教员的工作“成绩”。
自1926年北伐开始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这一时期，湖北农民协会会员由最初的7.2万余人迅速发展到250余万人，并协助配合北伐“铁军”取得了贺胜桥和汀泗桥之战的胜利，就这一点而言，董必武不仅在农运工作上能与教员并驾齐驱，在北伐革命大军的光荣历史上，也有他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仅如此，大革命失败后，当教员与他商定抽调农运讲习所骨干学生力量发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黄麻起义时，董必武不仅一力购置枪支弹药等必备物品，而且推荐多年前自己发展的党员精英潘忠汝和戴克敏担任起义队伍的领导核心，由此诞生了在我党我军历史上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江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武装起义。
黄麻起义奠定了日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原始基础，更是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起点，未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名震一时的红四方面军和解放战争时期逐鹿中原的刘邓大军皆以此为主体。这样看来，董必武的革命资历和贡献足是有口皆碑的，称他一声革命的“祖师爷”也丝毫不为过。
此后的二十余年革命岁月里，董必武始终以统筹协调的幕后工作者身份为主，尤其在统战方面，他是能够与周恩来长期并肩作战的最得力者。众所周知，周恩来在统战、外事和情报工作上有着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但往往涉及到具体事项的贯彻执行方面，董必武又都是不二人选。
从熊向晖到沈安娜，从韩练成到郭汝瑰，每一名隐蔽在秘密战线上的红色特工从打入敌人内部到获取情报、传递情报，最后全身而退的全过程，都离不开董必武的具体培养和领导指导，换句话说，正是有了周恩来在战争年代“一切行动听董老指挥”的指示，中国革命的进程得以排除众多外在因素的阻碍和干扰，沿着预设的发展轨道前行，今天的我们也才能领略到一众深入龙潭虎穴的“红色特工”风采。
自知资格老、能力强，却不倚老卖老、居功自傲，这是董必武能在党内享有“董老”尊称的一个必备人格情操，怀揣这种价值追求，他穷尽一生都在努力做好党组织交代的工作任务。
也正是这种高尚品格，让他在教员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心目中的分量愈发厚重。
1950年初，即将赴莫斯科出席中苏谈判活动的周总理在代理主持政务院工作的人选上请示了教员，得到的答复是由董必武代理。
周总理前脚刚走，董必武后面就赶上了华北多省份严重的春荒灾情。临危受命的他统筹协调各级部门密切配合、高效运转，短短3个多月时间便指挥调度了22.42亿斤粮食，数以百万的灾民得以走出灾荒，获得救助。这一有力举措更是向全世界证明了新中国完全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的人民。
1956年，70岁高龄的董必武向中央提出了退休申请。思虑再三后，教员还是表现出对董老这样实干型领导干部的不舍，没有批复同意他的请求。直至三年后，董必武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转任转任国家副主席，身上的担子比之此前稍显轻松，但对他而言，自己总还是要将精力放在为国家做贡献方面，哪怕因年龄和身体原因只能从事一些走访调研、号召指导类的工作，自己总归是问心无愧。
或许，这位德高望重的革命“祖师爷”级别人物，终其一生都在用行动践行着自己的人生价值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更为难得的是，革命一生的他真正做到了“功成不必在我”，仅凭这一点，无愧于他身后的那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