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科举制度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改革与发展。科举制度作为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对清朝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朝初期，基本沿袭了明朝的科举成例。科举考试分为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等多个级别，考试内容主要以儒家经典为主。童试是科举的第一关，通过童试的考生可获得生员（秀才）资格。乡试通常在各省省城举行，考中者称为举人。举人有资格参加会试，会试在京城举行，录取者称为贡士。而殿试则是由皇帝亲自主持，对贡士进行最终的选拔，分三甲录取，其中一甲三名，分别为状元、榜眼和探花。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的科举制度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促使统治者进行相应的改革。

在乡试中额方面，清政府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和人口数量，对乡试录取名额进行了调整。这一举措旨在平衡各地的人才选拔机会，使更多有才华的人能够进入仕途。

会试时间也有所变化。原本会试的时间间隔较长，为了选拔更多优秀人才，清朝适当缩短了会试的周期，增加了考试的频率。

乡会试题型也经历了一定的改革。在传统的经义、策论等题型基础上，增加了一些与实际政务相关的内容，以考察考生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

考试内容方面，清朝强调对儒家经典的深入理解和掌握，同时也注重考生的文学素养和写作能力。此外，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一些与国计民生相关的知识也逐渐被纳入考试范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朝的科举制度在乾隆朝进行了较为集中和系统的改革。乾隆皇帝鉴于士子功利的求学考试心态以及科场日益严峻的舞弊积习，在国力强盛、社会安定、王朝存续时段长以及其自身强烈的革新意志与果敢坚毅的个性品质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推动了一系列科举改革。

这些改革包括进一步规范乡试、会试的三场考试之制，明确各场考试的重点和要求。首场主要考察四书文，强调对儒家经典的理解；第二场考查经文，注重考生的经学功底；第三场则侧重策问，以检验考生对时务的见解。这一制度最终定型，并一直沿用至清末。

此外，乾隆朝还加强了对科举考试的管理和监督，严厉打击舞弊行为，以保证考试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对于考官的选拔也更加严格，要求他们具备较高的学识和品德。

清朝科举制度的发展与改革，一方面选拔了大量的人才，为国家的治理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许多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官员，具备扎实的文化素养和一定的政治能力，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科举制度也促进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为了应对科举考试，学子们需要广泛阅读儒家经典、史书子集等，这使得传统文化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和深入的研究。同时，科举制度也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民间的私塾、书院等教育机构大量涌现。

然而，清朝科举制度在后期也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端。随着社会的变迁和西方列强的入侵，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人才在应对现实问题时显得捉襟见肘。考试内容过于僵化，局限于儒家经典和八股文，忽视了对自然科学、技术等实用知识的考察，导致培养出来的人才缺乏创新精神和实际能力，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国家的需要。

到了清朝末年，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废除科举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西方思想的传入、社会变革的需求、教育改革的推动以及政治改革的需要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科举制度最终走向终结。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清政府正式下令废除科举制度，转而推行新式学堂和留学制度。这一举措标志着中国传统科举制度的落幕，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的新纪元。

尽管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但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不容忽视。它不仅为中小地主乃至平民百姓提供了一个阶级跨越的机会，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封建统治的稳定。同时，科举制度所倡导的通过公平竞争选拔人才的理念，对后世的人才选拔制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清朝的科举制度在改革与发展中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它是中国封建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教育状况，也为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