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金秋九月，文坛大佬莫言却在这个收获的季节里出了点事情。这回并不是因为有新的作品出来，而是被人挖出了快20年前的一句老话，然后给他安了个“莫桑”的新外号。

这件事情一出就直接让他上了热搜。

原来是有网友翻出了莫言在2005年的一段发言："我个人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都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的意义恰恰在于揭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以及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

此言一出，可谓是激起千层浪。司马南率先跳出来评价莫言“架子大”“很霸道”。网友们纷纷议论，有一部分人称他“为了讨好西方，不惜抹黑自己的国家”。

不仅是莫言，近几年有深度的作品几乎都无法逃脱被抨击的命运。比如去年那匹黑马动画《雄狮少年》，原本讲述的是贫困少年逆袭成功的励志故事，却因为主角的眼睛小，被指责为丑化国人的形象。

今年的文艺片《隐入尘烟》，导演李睿珺带着剧组在西北边陲生活了十个月，就是为了能够在片子中真实还原生活。然而，电影上映后，却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和指责，被认为是在卖惨。

更加令人惊愕的是，即使是像《人世间》这种充满正能量的年代剧，由于被迪士尼购买了版权，也被指责为“揭露中国的破旧面貌”。

这不禁让人想起那句老话：树挪死，人挪活。可现在却可能演变为：树不动，人也不敢动。表面上只是担心自己成了“卖国贼”，背后似乎也隐含着另一种忧虑。

既然说到这里了，那么倒回2005年，我们一起看看2005年时莫言到底说了什么。

"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的意义在于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以及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

乍一听，这话是不是有点刺耳？但是，细想一下，莫言想表达的是“不能成为唱赞歌的工具”，并不是不能赞美。他反对的是那种为了掩饰丑陋而唱的虚假赞歌。

那么问题来了，要了解为什么莫言会有这样的想法，就得从他的童年故事说起。

莫言并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他儿时生活的那个年代，讲真话可能会招致祸端。很难想象，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连说实话都要瞻前顾后，这得承受多大的压力啊！他的父亲更是为了怕他惹麻烦，甚至威胁要把他的嘴捆起来。

这就来解释一下莫言笔名的由来吧。

因此，当他有机会自由创作时，他选择的是那些具有个人色彩的，超越了既定规则的原创表达。

他的作品所表达的真的就是不爱国吗？确实有人对莫言提出质疑，认为他只会黑化中国。可无论如何，咱们一起来看看他的作品吧。

再谈谈《丰乳肥臀》这本书。有人说书名就让人感到恶心，可真实的情况是，读过此书的人肯定都会了解到这本书真正描述的是中国人民在苦难中坚韧不屈、顽强生存的精神。

莫言曾指出：“如果一个作家不说真话，那就得说假话。这样的作家不仅对社会无益，对老百姓无益，而且还会严重损害文学的品格。

你认为呢？是我们应该一味地唱赞歌，还是像莫言那样，敢于直面现实，用文字唤醒人心？

说起莫言就不得不提到《红高粱》这部小说，它之后被张艺谋搬上大银幕并于1988年荣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无疑成为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但是，你们知道吗？原本《红高粱》并非官方参赛影片。那么为何突然换成了它呢？因为那个时候有关领导觉得，这部电影能够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你看啊，高粱地、颠轿、酿酒、民谣，这些都是西方人刮目相看的中国元素。红棉袄、绣花鞋，不只是民族特色，更是对自由的渴望的象征。

这不就是赞美吗？不过这种赞美不是那种空洞虚假的，而是生动且有生命力的赞美。这展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民间世界，与以往的农村乡土小说完全不同。

然而，现在这部电影竟然被扣上了"迎合西方审丑心理"的帽子。

真正能够打动世界的，是真实且有生命力的作品。《红高粱》的成功其实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你看，高粱地里的野合，展现了对自由和欲望的释放；颠轿时的反抗，是对封建礼教的挑战；打鬼子的情节，更是表现了中国人的智慧与勇气。

可叹的是，如今的某些人似乎忘了这一点。时不时就指责他人"卖惨""媚外"。

大家看完《红高粱》的辉煌，现在来看看现在的情况。几位同学发现，现在已经很久没看见那种又批判又思辨的现实主义作品了。

在今年的 FIRST 青年电影节中，一位电影人诚实地指出：现在的年轻导演已经开始自我审查和去除尖锐的锋芒。

那个人说得有多小心呢？他说，“几乎没有床戏。”

现在的年轻导演们，他们更多地关注自己的生活和家庭，而对于集体性的公共议题，他们却尽量避开。

近期的电影作品中，《雄狮少年》讲述了一个草根逆袭的故事，听起来多励志啊！然而，由于主角的眼睛小，却被指责为丑化国人。

《隐入尘烟》剧组为了达到真实效果，特意在西北边陲生活了十个月进行拍摄。这么用心的创作成果，结果却被指“丑化国人”和“强行卖惨”。

你们想一想，这些导演们花了那么多心思去创作，结果却得到了这样的待遇。换你，你敢接着拍吗？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气氛慢慢地变成了一种无形的枷锁，创作者们开始自我审查，他们害怕一不小心就踩到雷区。然后，创作出来的作品越来越“安全”，越来越平淡，失去了原有的趣味。

有人说，现在的作品缺少一些东西，比如什么呢？缺少的就是那种敢于直面现实和批判现实的勇气啊。

你看，从莫言的《红高粱》到现在，这中间的时间又过去了多久呢？怎么感觉我们好像又回到了那个"不敢说真话"的年代？

你们怎么看？我们是该为创作者们加油打气，还是保持小心翼翼呢？

让我们回到2001年，当蔡康永采访莫言的那段时间。

莫言先生曾经说过什么吗？他表示因为自己没有出版新书，盗版商们都等不及了，用他的名义，就为他写了三本书：《引爆激情》、《岁月情殇》、《我有一个家》。

目前，莫言仍然在为所谓的"盗名"辟谣，然而，所谓的"盗名"并非来自盗版商，而是某些断章取义的网友。

更有趣的是，蔡康永向莫言询问，他刚开始创作小说时会不会被审查。莫言回答说，不需要，因为在80年代，作家的心理禁锢还没有被完全解放，自我审查已经足够严格。

现在再次回顾这句话，不禁让人觉得讽刺至极。当年是作家自己内心无法挣脱禁锢，而现在，面对自由创作的环境，反而人人自危，都在给作家戴上枷锁。

讲到这儿，咱们不得不发出一个疑问：这真的就是文学和电影的未来吗？难道我们又要重新走上那条老路？

请大家想想贾樟柯的处境。

然而，如果我们只看到艺术中的美好光鲜，忽视了其真实性，那这是否还能被定义为艺术呢？莫言曾经表示过，如果一个作家不讲真话，那么他势必会讲假话。

假话连篇的作家，他们对社会和老百姓都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甚至会损害文学的品格。

20多年过去了，我们还在纠结“描写阴暗面，取悦西方”这个问题。这不觉得很可笑吗？似乎我们的文化自信还停留在“只许说好”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