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华东经济中心上海回归人民怀抱。作为新中国名副其实的第一大都市，上海解放后的接收管理问题成为摆在我党面前一个急待解决的“历史性课题”。

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早在上海解放前的两个周时间里，我党先后组织了约5000余人的南下干部队伍，集中在江苏镇江的丹阳县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和军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进一步明确接管上海的政策和纪律。有了这个工作前提和基础，我军在上海解放后给市民留下了深刻的“纪律严明、为民服务”印象，尤其是部队初入上海时露宿街头而不扰民的行为，更是让上海民众在看到我军铁一般的纪律的同时，油然生出对这个新型军队和政权的感动。不过，正当我军接收管理工作一切都在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的向前推进时，意外还是突如其来的降临了：上海警备部队的一辆卡车自郊区入城为士兵送饭时，意外在天平路和广元路交叉口将骑自行车路过的同济大学学生熊恭礼撞成重伤，对方在送医后不治身亡。这样的突发事件如果发生在今天，毋庸置疑，公安机关会在第一时间调取监控录像并收集证据，根据双方交通事故责任判定很快作出处理意见。但在新中国尚未成立的前夕，且不说科技进步程度远未达到监控遍布的基础条件，单就法律制度建设而言也近乎空白。

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旧址因此，如何处理肇祸司机一事成为首任上海市长陈毅面临的头等社会和舆论大事，一旦处理过程中稍有差池，不仅我党和人民军队形象、威信受到损害，潜伏在城中的国民党特务力量也会借机掀起一场有预谋的群众运动，对我军的城市接受管理工作很有可能造成难以估量的困难和损失。为此，在陈毅的批示下，作为肇祸单位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立即着手做了以下三方面工作：首先是由警备司令部首长亲自前往死者熊恭礼家属处赔罪致歉，并承担抚慰、治丧等后事的一切费用，同时致信同济大学校务管理部门表达歉意。其次，对肇祸司机王国瑞依军法处判处死刑，在警备司令部内部通报警示，并组织全体干部士兵深入学习、引以为戒。最后，将警备司令部对肇祸者的处理意见公开在全市登报，接受全体民众监督。

影视作品中上海解放后的陈毅这其中，又以第三项工作最为重要。司机王国瑞尽管造成车祸致人死亡的事实，但毕竟不是主观故意为之，警备司令部匆匆判处死刑显然在人们普遍认知里有些重了。但为了稳定时局，平息可能出现的舆论风波，这一步举措又显得势在必行。当然，在陈毅这一看似有些不近人情却又十分巧妙的登报操作下，从同济大学学生到上海工、商、学界均向市政府和警备司令部致信，呼吁对当事人王国瑞予以减刑处置。用当时同济大学一众学生联名致信的话讲：“值此解放伊始，建设需才之际，熊君之死固为惋惜，但贵军对此事极端重视，竟因此通报全军进行教育，故其死亦富有重大意义，事后贵军派代表亲往死者亲属家中致殷切慰问之意，并予以合理解决，其处理之善，存殁咸服，人民解放军一贯之良好军纪，实为蒋管时所罕见，此更使我全体同学赞佩不已。”民意如此，作为市长的陈毅自然要重视并尊重。最终，肇祸司机王国瑞于当月15日由死刑改判为三年有期徒刑，以一种社会普遍谅解的方式获得了“新生”。

影视作品中的在押囚犯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王国瑞事件的处理，进一步彰显了我军制度严格、纪律严明和工作严肃的人民公仆形象，成功维护了社会公序良俗。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军先后收容和遣散以国民党散兵游勇、特务为主体的非法武装力量近2万人，有效维持和巩固了上海解放的革命成果。随着上海秩序的日趋稳定，警备司令部人员也开始压缩减编，以更精干高效的威慑力量维持社会治安。不得不承认，一个看似可能引起社会舆论轩然大波的突发事件，在陈毅等人的巧妙处置下得到妥善解决，并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反观一年前蒋经国在上海那场看似声势浩大的“打虎行动”，未及采取实质行动便已深处负面舆论漩涡之中，最终沦为社会公认的笑柄。

蒋经国上海“打虎”时宣传标语老话讲“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从我军处理“王国瑞事件”的鲜明态度上，便早已注定了不可逆转的人心向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