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4月30日，“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出差法庭”主持了一次“特殊的审判”。

证人席上，接受美国检察官质询的，是一位坐在轮椅上、身上盖着毛毯，看上去虚弱不堪的老者。但需要指出的是，他的证词将直接影响到很多重要日本战犯的命运。

东京审判

检察官问：“听说你和东条英机意见对立，是这样的吗？”老者轻蔑地答道：“东条是没有自己主见的人。和没有意见的人，怎么可能发生意见对立？”检察官立即打断他：“请不要说和询问无关的话。你只需回答yes或no。”

检察官又问：“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给中国造成了多大伤害？”老者反唇相讥：“请法官大人教我一下，这个问题怎么用yes或者no来回答？”

如此火药味儿十足的交锋一直持续了两天，检察官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证词，还让这里成为了老者冷嘲热讽的秀场。

审判临近尾声，检察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老者有点激动地说到：

“我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就是我——石原莞尔。但是，这个石原为什么不是战犯？这根本不符合逻辑！”

病入膏肓的石原莞尔

这个终其一生都桀骜不驯的“另类”人物，正是“大名鼎鼎”的退役中将石原莞尔。

他被时人称为关东军的“大脑”，是“九一八”事变的总策划人之一；他因主导“满蒙独立”一度被称为“满洲国之父”，却因力主“暂缓侵华”被排挤出局，甚至为没有成为甲级战犯而抱憾终。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位“异类战犯”？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石原莞尔，1889年1月8日生于山形县。在担任警察署长的父亲的影响下，从小就接受到了军国主义思想的“启蒙”。

1902年，他进入陆军仙台地方幼年学校学习，1905年转入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在校期间，他结识了退隐的前外交官南部次郎（1835—1911），并首次接触到了“大陆扩张论”。

1907年，石原莞尔考入陆军士官学校，开始系统研究军事理论。毕业后，他先后在步兵第32联队和第65联队任职，被授予步兵下士军衔。

1915年，他考入陆军大学，1918年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

陆军大学毕业证，C位就是石原莞尔

1920年4月，石原莞尔以日军华中派遣队司令部参谋的身份来到汉口。

在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不仅考察了湖南、四川、江西、江苏、上海、浙江、河南等地，还与陆大学长板垣征四郎（1885—1948）建立了“终身友谊”。

需要指出的是，正是这一年多的“中国履历”，让他的“中国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基于搜集情报的需要，他经常化装成苦力，与中国劳工一起工作。因此，他能亲眼目睹到各种恶势力对老百姓的盘剥。相传，他与一位警察发生争执后，后者竟然强制扒光了他的衣服，抢走了他身上最后一个铜板。

《茶馆》剧照

这样的乱局，使他对这个拥有几千年文明的大国倍感失望。

在他看来，“官乃贪官，民乃刁民”的中国，是一个“政治失败”的国家。因此，即使遭遇外敌入侵，中国民众也肯定不会支持自己的政府。

用发展的眼光看，这种“蔑华心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他大胆策划“石原构想”的重要依据（拓展阅读：），

1921年7月，回国的石原莞尔在陆军大学担任教职，主要讲授战争史。次年，他作为陆大优秀人才被派往德国学习军事史。1925年回国后继续在陆大任教。

1928年10月，经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1883—1955）的引荐，石原莞尔来到东北，担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一职。不过，当他抵达东北时，河本大作已经回国，接替他出任高级参谋一职的，正是板垣征四郎。

石原莞尔（左）和板垣征四郎

在石原莞尔的建议下，关东军在1929年7月3日至12日期间开启了首次“参谋旅行”，旨在研究“满洲作战”的相关问题。

7月4日，他在长春以“现代战争的观察”为题进行了主题讲演，抛出了一份名为《关于占领地统治之研究》的提案。

青年时代的石原莞尔

两天后，他正式提出了《作为扭转国家命运之根本国策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首次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构想”，即所谓“石原构想”。

在他看来，“发源于中亚的人类文明分为东西两支，几千年来各自发展其特长和特点，不断进步，而最近两三个世纪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时至今日，这两个文明已形成隔着太平洋互相对峙的局面。这种局面发展到一定时期，将要通过战争走向统一，从而创造最后最高的文明，使人类文化进入黄金时代。”

对于这场“走向统一”的终极决战，石原莞尔将之称为“以日美为中心的真正的世界大战”。

要想在这场“终极之战”中取胜，日本首先要“坚决将满蒙政权握于手中”。原因很简单，“占领满蒙”之后，“日本的繁荣自然得以恢复，失业的有识之士亦可得救”。

考虑到“占领满蒙，只有行使武力才是惟一途径”。因此，他在“解决方案”中指出，“如果不得已而引起战争，应该不惜连中国本部的要害地区也归我所有。只有这样才能排除障碍，强制性地建立起日中新关系。”

人在东北的石原莞尔

1930年5月，来到东北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畑俊六（1879—1962）组织了第二次“参谋旅行”。

石原莞尔不仅积极向他推销自己的观点，还先后制定了进攻锦州、弓长岭与沈阳等战略要地的作战计划。

5月20日，应畑俊六的要求，石原莞尔在长春发表了一场题为“从军事上看日美战争”的专题演讲。

在进一步优化“石原构想”的同时，抛出了“日美之战将分为日美持久战与日美决战两个阶段”的观点。

具体而言，日美两国的决战将在数十年之后正式打响。在决战开始之前，日美两国将进行长时间的“持久战”。

日本要想在“持久战”中占得先机，务必要尽快解决“中国问题”。原因很简单，“拯救没有和平的中国，不仅是日本的使命，更是拯救日本自己的惟一途径”。

“参谋旅行”中的关东军军官

第二次“参谋旅行”结束后，石原莞尔拟定了一份名为《关于满蒙占领地区统治的研究》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关东军应该在一到两年内占领东北”。

据说，当石原莞尔将这份报告提交给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1881—1945）审批时，三宅光治感叹道：“这个玩意儿以后能用上就好啦！”石原莞尔回答说：“您签字就行，两年以后准能用上。”

1930年5月，石原莞尔再度协同烟俊六等人进行了第三次“参谋旅行”。

同年11月，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1884—1935）抵达东北，就武力占领满蒙与善后等问题，与石原莞尔等人进行了磋商。

需要指出的是，就在关东军“筹划满蒙”的同时，远在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也一直就“满蒙问题”进行着系统研讨。可以说，永田铁山的意见就是东京方面的意见。

老照片中的关东军司令部

结合交流的相关记录看，“占领满蒙”固然是双方共识，但在具体的操作环节存在着不小的分歧。

比如在1930年底，参谋本部拟制了旨在“解决满蒙问题”的《1931年度形势判断》。

不久，参谋本部就“满蒙问题”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即“树立国民政府主权之下的亲日政权；建立满蒙独立国家；占领满蒙全境。”

这份“三步走战略”，就与石原莞尔等人制定的计划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

比如参谋本部将“占领满蒙”放在了最后一步；但关东军内部一致认为，解决“满蒙问题”的第一步就是“占领满蒙地区”。

老好评中的日本参谋本部

另外，参谋本部尽管认可“占领东北”的举措，但要求“必须有一年的军事准备和内外舆论的准备时间”。对此，石原莞尔再度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认为，“当前的国际形势对日本极为有利，一年的准备时间太长了”。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他给出了以下几个观点：

首先，苏联忙于经济建设，美国深陷经济危机，两国很难抽出过多精力干涉“满洲问题”，至于国联，根本不具备解决国际争端的实力。

其次，国民政府内部矛盾重重，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集结重兵支援东北。

第三，相当一部分的东北军主力驻扎在华北，东北本土守备空虚。

一言概之，在他看来，只要策略得当，关东军完全可以实现“速胜”。

老照片中的关东军

1931年3月，石原莞尔亲自拟定了《为解决满蒙问题之作战计划大纲》。

“大纲”以“汉民族无力亲自维持治安”为由，提出了“日本军占领满蒙，并从政治上使统治中国合理化”的论点。

5月，石原莞尔发表《满蒙问题之我见》一文，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武装占领东北的计划与时间表。

在文中，石原莞尔提出了“以寡制众”的观点。简单地说，他要求关东军率先攻克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然后迅速占领兵工厂和飞机场，使之得不到武器和弹药供给，进而失去反击能力，最终不战自溃。为此，关东军特意组织了多场进攻北大营的军事演习。

老照片中的东北军

6月中旬，他和板垣征四郎等人组织了第四次“参谋旅行”，旨在研究“关于关东军占领满蒙后，苏联可能做出的反应”这一问题。旅行结束后，他主动制定了《对苏作战攻势最终点之研究》一文。

与此同时，他与自己的陆大学弟，时任朝鲜驻军参谋神田正种（1890—1983）达成协议，即“战争爆发后，朝鲜驻军需要越境赴援”。

与此同时，他向“满铁”发出照会，要求对方“在军事运输上服从关东军的指挥，配合关东军的作战行动”。

7月，关东军从神户运来了两门24厘米口径的重炮，进一步加强了火力配置。

一言概之，截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参谋本部与关东军固然在“满洲问题”上存在着一定分歧。但是，“武装占领东北”一直都是双方的共识。

“改旗易帜”的沈阳

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以“不妨碍列车通行的份量，骑兵使用的小型炸药”为由，炸毁了柳条湖铁路，“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拓展阅读：）。

石原莞尔曾夸下海口，说“两天之内一定会平定奉天”。但现实情况是，关东军只用了十几个小时，就将沈阳城区尽数收入囊中。

次日，一直在朝鲜原地待命的混成第三十九旅团开进东北。在11—12月间，日军混成第四旅团、混成第八旅团、混成第三十八旅团与朝鲜军第二十师团陆续开进东北。

与此同时，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与参谋本部作战科课长建川美次（1901—1945）就“满蒙的后续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

石原莞尔认为，“关东军在占领东北全境以后，应该将东北纳入日本版图”；建川美次认为，“关东军在消灭现有东北政权之后，树立以宣统皇帝为盟主，接受日本支持的政权，当为上策”。

浓烟滚滚的北大营

9月20日，三宅光治特别召集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1883—1948）、石原莞尔等人商讨对策。

在会谈过程中，石原莞尔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土肥原贤二则认为“可以建立一个以日本人为盟主的五族共和国”。在经过反复讨论之后，建川美次的方案成为了一致共识。

9月22日，关东军通过《解决满蒙问题方案》，正式确立了“建立一个由我国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政权”的“建国方针”。

简单地说，“新政权”的国防、外交、交通、通信由日本掌管，国防及外交费用由“新政权”负担，“与关东军有联系的中国人员”主要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等相关事宜。

关东军进攻北大营

参谋本部认为，关东军“走得太快太远了”，因此没有同意这个方案。与此同时，他们派遣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1869—1932）和作战部部长今井均来到东北，劝阻关东军停止作战。

石原莞尔敏锐地意识到，政府尽管口口声声要求“停战”，但并不代表想“就此放弃东北”。因此，他毫不客气地对二人说道：

“中央要是胆小的话，关东军就是全体放弃日本国籍，改编为满洲合众国国军，也要拿下整个满洲！”

见政府并未提出惩戒举措，关东军变得更为”肆无忌惮了起来”。10月24日，石原莞尔起草完成了《解决满蒙问题之根本方案》。

方案指出：“我们的目的是建设一个以东北四省和内蒙古为领土的独立满蒙新国家，它与中国本土断绝关系”。

具体而言，“新国家”的实权掌握在日本手里，“大总统”为国家首脑，下设立法、司法、行政、监察四院。行政院设内务、财政、实业、交通、外交、军事和教育七部；地方除四省外，设置东省特别区和蒙古自治区。

1932年2月底，“全满促进建国运动大会”的代表亲赴关东军司令部，“恳请”关东军“协助建国”

为了赢得军部的赞同，石原莞尔先将该方案的内容要点，向来到沈阳的参谋本部情报部长桥本虎之助（1883—1952）进行了汇报，并将该方案的文本交给了今村均。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关东军仅仅依靠一个师团和满铁独立守备队6个大队的兵力，只用了短短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东北大部分地区。

1932年3月1日，“满洲国”正式成立，末代皇帝溥仪成为“国家执政”。1934年，“满洲国”升级为“满洲帝国"，“执政”同时升级为"皇帝"，"年号"由“大同”改为"康德"（拓展阅读：）。

图为溥仪（中坐者）就任伪“执政”时的情形，他的右手边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

“满洲国”成立一个月后，石原莞尔顶着“凯旋将军”的美誉回国。他不仅晋升为陆军大佐，还得到裕仁天皇的接见，并被授予“金鸡勋章”。一时间，这位“满洲英雄”红遍日本列岛。

1933年，石原莞尔出任日军第二师团步兵第四联队的联队长。1935年，出任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课长。

任职期间，他提出了“扩充日满经济力量，加强扶植满洲国，增强大陆兵力，建设无敌的空军”的方略，旨在进一步增强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实力基础。

1936年7月，石原莞尔主持制定了《战争准备计划方针》。该方针以1941年为重要节点，建议日军“做好与苏联的战争准备”。

8月，他拟定了《对苏战争指导计划大纲》，除了落实“对苏战争”的目的与作战指导方针之外，还对战争领导机构进行了具体部署。

1936年11月25日，日本和德国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石原莞尔如此“重视”苏联？其实原因并不复杂。

伴随着“五年计划”的充分落实，苏联国力日益增强。考虑到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滥觞以及日苏两国客观存在的矛盾，苏联极有可能会陷入东西两面作战的险境。

因此从1933年开始，苏联显著加强了远东的防御军事力量，并迅速占据了优势地位。

资料显示，截至1935年底，苏联在远东地区的驻军已达到14个步兵师团、3个骑兵师团、战车约850辆、飞机约950架、潜水艇20艘的规模，总兵力不少于24万。

反观关东军，依然以3个师团作为基干，即便加上朝鲜驻军，合计也不超过8万。

老照片中的关东军

1936年3月，苏联与外蒙古缔结了《苏蒙互助条约》。基于“保护原则”，大批苏联军队进驻外蒙古境内（拓展阅读：）。

截至1936年年底，苏联在远东地区的驻军是16个步兵师团、3个骑兵师团、战车1200辆、飞机1200架、潜水艇30艘，总兵力约29万。

关东军与朝鲜驻军加起来有5个师团、2个混成旅团、3个骑兵旅团和3个独立守备队，飞机不超过230架，总兵力约8万，不及远东苏军的三成。

一言概之，苏联在远东军事力量的显著加强以及“日苏国境纷争事件”的不断发生，让日本的“满洲经营”面临着严峻挑战（拓展阅读：）。

诺门坎战役中的苏联红军

实际上，日本陆军不仅与苏联存在着较大差距，海军与美国相比同样存在着明显劣势。

资料显示，截至1935年底，日美两国海军的造舰吨位数分别为769千吨和964千吨，兵力比为80：100；等到了1936年底，造舰吨位数分别是768千吨和969千吨，兵力比为79：100。

基于这种现状，石原莞尔在《战争准备计划方针》中，不仅明确将飞机、坦克和军舰视为“决战兵器”，还冷静地指出，“日本尚不具备进一步扩大侵华的条件”。

他建议日本“暂缓全面侵华，应该全力建设满洲国与加快军备建设，以此来加强北进之实力，奠定最终决战的战略基础”。后来，学界将这一主张称为“不扩大方针”。

石原莞尔

1935年“华北事变”结束后，华北形势日趋紧张（拓展阅读：）。石原莞尔虽试图说服陆军中央发表“反对在华北行使武力”的命令，但未被批准。

为了进一步了解“华北事变”的来龙去脉，升任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的石原莞尔，于1936年11月中旬亲赴华北考察。考察期间，他与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1884—1948）等人展开了极为激烈的辩论。

对于石原莞尔提出的“改变对中国高压态度”的观点，关东军的抵制态度极为强硬，比如时任关东军第二课课长武藤章（1892—1948），一度以他在“满洲事变”时的“下克上”的经历予以反驳。

可即便如此，石原莞尔依然坚定地认为，日本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调整邦交尚有充分余地”。

攻陷承德的日军

1937年3月，石原莞尔晋升为陆军少将。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在7月8日主导拟定了《处理时局纲要》。

可以预见，围绕卢沟桥事变的处理问题，以他为首的“不扩大派”与以陆军大臣杉山元（1880—1945）、作战课课长武藤章为首“扩大派”的纷争达到高潮。

7月11日，日本五相会议及紧急内阁会议决定，“动员国内师团，全面发动对华战争”。这就意味着，石原莞尔的“不扩大”方针被彻底否定了。

18日，石原莞尔在纠结中批准了作战课递交的“对华全面作战”计划，即“以国内三个师团为基干的兵力于华北集中”，“根据情况派遣一部兵力赶赴青岛、上海，并向满洲增兵”。

杉山元（左）与武藤章

不过，就在批准“对华全面作战”计划的同时，石原莞尔主动找到了杉山元等人。他“忧心忡忡”地表示：

“若这样发展下去，大有全面战争化的危险，其结果将与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一样陷入无底的泥沼之中”。

因此，石原莞尔建议，“尽快将劝募华北驻军一举撤至山海关的满华国境。然后由近卫首相亲自飞往南京与蒋介石会谈，解决日华根本问题”。

显然，他的意见根本得不到对方的赞同与支持。

由于石原莞尔压制了第二次动员方案，武藤章干脆直接越过石原莞尔，于7月20日将这份提案提交给了杉山元。至此，二人的矛盾彻底公开化。

7月27日，方案被内阁批准，日本向华北增派第五、第六、第十共3个师团。

近卫文磨内阁（1937年6月4日—1939年1月5日）

进入8月以后，上海已处于战争前夜。海军大臣米内光政（1880—1948）希望陆军做好动员准备，杉山元表示同意，石原莞尔则强烈反对。

考虑到陆军省与海军省的关系以及7月份才签订的《关于华北作战的陆海军协定》，石原决定以“保护侨民”为由，“向上海派遣最小限度的兵力”。

因此，日军增调至上海的兵力不仅比较有限，而且还以逐步出兵的方式向后推迟。

按照石原莞尔的构想，日本可以通过战争局部化的方式，向南京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获得对华交涉的主动权。

与此同时，他积极筹划中日交涉相关事宜，建议首相近卫文麿（1891—1945）前往南京与蒋介石展开会谈。近卫文麿虽然表示同意，但在“扩大派”的强烈反对下，最终无疾而终。

石原莞尔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由于中国守军的抗击，日军在上海的进展并不顺利。因此，前线部队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可即便如此，石原莞尔依然坚持“不增兵”。他甚至指出，“除非天皇下令，否则不再扩大”。一时间，石原莞尔成为众矢之的。

9月6日下午，时任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1865—1945）专程谒见裕仁天皇并上奏称，“内定增派第9、第11、第101师团以及台湾守备队到上海，派后备步兵四个大队到上海”。

以此为转折，“增兵上海”的工作进展迅速。

9月11日，根据《日本军令部临参命第99号》，第9、第11、第101师团及军的直辖部队以及野战重炮兵第5旅团、独立野战重炮兵第15联队、独立工兵第12联队、第3飞行团司令部等部队，均被派遣赶往上海增援。

老照片中的淞沪会战

就在命令发布当天，孤傲的石原莞尔递交了辞呈。9月底，他被调到东北，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一职。

不过，他在东北的日子更不好过。原因很简单，他的顶头上司，正是曾与自己吵的不可开交的野心家东条英机。

长期以来积累的矛盾和敌视情绪，终于发展成了针锋相对的抨击和对立。石原莞尔将东条英机蔑称为“叫不上对手的东条上等兵”，嚣张跋扈的东条英机极力排挤石原莞尔，认为他“没有远虑的信口开河”。

1938年8月，石原莞尔以生病为由，私自返回日本。东条英机以此为借口，企图迫使他离开陆军。不过，在好友板垣征四郎的庇护下，石原莞尔被调到舞鹤要塞担任司令官，继续留在了现役。

在大同车站听取汇报的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

1938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在举国狂热的大背景下，人在东北的石原莞尔大泼冷水。

比如他认为，“日军即使夺取了汉口，蒋介石政权也可能不会倒台”，“4亿中国人也不会屈服”。与此同时，他建议日本政府“必须缩小战争规模，对中国恩威并用，从速实现和平”。

为了早日解决中日两国“武力纷争”，石原莞尔力图以建立“东亚联盟”的间接方式，充分实践自己的“不扩大”思想。

所谓“东亚联盟论”，是他基于“王道主义”和“民族协和”理论而提出的（拓展阅读：）。简单地说，为了准备“日美最终战争”，“日本应与东亚诸民族结成东亚联盟”。

老照片中的石原莞尔

在主动辞去关东军副参谋长职位后，他与木村武雄、宫崎正义等人全力推进“东亚联盟运动”。

1938年底，由宫崎正义执笔，充分融合石原莞尔构想的《东亚联盟论》正式出版发行。

“东亚联盟论”明确提出了构建“东亚联盟”的三个原则，即“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

1940年3月，汪伪政权在南京粉墨登场。于是，“文化沟通”成为了构建“东亚联盟”的第四个原则。

用发展的眼光看，上述四项原充分反映了石原莞尔力图以政治诱降与军事、经济和思想控制等手段，达到支配中国的意图。与此同时，“东亚联盟论”也得到了不少日本军政界人士的赞同与支持。

老照片中的石原莞尔

1938年11月3日，近卫内阁颁布“第二次近卫声明”。

声明不仅指出“要建立东亚新秩序”，还着重强调，“若国民政府抛弃已往的指导政策，日本不拒绝其参加新秩序的建设”。

1938年12月22日，近卫内阁颁布“第三次近卫声明”。

声明指出，“日本会与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携手，向建设东亚新秩序迈进”，“日、满、华三国以东亚新秩序的建设为共同目的相结合”，推行“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项原则。

在今天看来，“第三次近卫声明”与“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的主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大东亚共荣圈”示意图

实际上，“第三次近卫声明”的方针起草者堀场一雄（1901—1953），非常赞同石原的“东亚联盟论”。因此，这份声明必然会受到一些影响。

对此，石原莞尔表示，“近卫声明以结成东亚联盟为目标”，“其所提各条件与吾人主张的东亚联盟结成之条件，各相应对，毫无隙漏”。

另外，石原莞尔极力将孙中山提出的“大亚细亚主义”与“东亚联盟论”加以混淆。

比如他认为，“东亚联盟将给朴素的大亚细亚主义以科学的方法论，并使之更加纯粹，这对于今日的东亚诸国是适时的”。

用发展的眼光看，这为汪精卫降日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

一言概之，石原莞尔提出的“东亚联盟论”，在日本对华政治诱降方面，起到了思想指导和实践推动的重要作用（拓展阅读：）。

参加大东亚会议的各政权首脑。左起：巴莫、张景惠、汪精卫、东条英机、威塔雅康、罗雷尔、鲍斯

1939年，石原莞尔升为中将，就任京都第十六师团师团长。

同年10月，他在东京成立了“东亚联盟协会”，出版机关刊物《东亚联盟（月刊）》，积极鼓吹“日满华相互提携”的“东亚联盟运动”。

据统计，二战期间，日本国内的东亚联盟协会会员一度高达10万人，先后建立了8个地方事务所和57个支部，《东亚联盟（月刊）》的发行量一度超过了26000册。

当然，“相互提携”是存在前提的。首先，“华”必须承认“满洲国”；其次，日本是理所当然的“联盟盟主”。有学者认为，石原莞尔欲以宣传“东亚联盟运动”为契机，意图东山再起。

《东亚联盟》封面

1940年12月，东亚联盟协会骨干、同时也是众议院议员的木村武雄，组织筹建了“促进东亚联盟议员联盟”，吸引了130名众议院议员和25名贵族院议员加入了进来。

次年1月，他组织代表团，分别访问了南京、广东等地，与当地的军政要人进行会谈。

这次出访，除了“为汪精卫集团打气”之外，还希望他们能同步开启“东亚联盟运动”，“消除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尽早结束中日战争”。

东条英机（左）和汪精卫

不过，就在“东亚联盟运动”似乎呈现出星火燎原之势时，石原莞尔的死对头东条英机于1940年7月成为了新一任的陆军大臣。

极力鼓吹“对华加以一击”的东条英机扬言，“在自己担任陆相期间，绝对不允许东亚联盟运动继续发展。”

在东条英机强烈要求下，日本政府于同年10月设立了旨在推进“新体制运动”的法西斯政治组织——“大政翼赞会”。与此同时，“东亚联盟”的所有活动都被编入其中。

1941年3月，东条英机以瓦解“东亚联盟”为契机，将石原莞尔编入预备役。

同年7月，“大日本兴亚同盟”成立。因不满“兴亚同盟”没有明确采用自己制定的纲领，因此拒绝加入，一度惨遭解散。1943年，协会以“东亚联盟同志会”的身份“复活”，但影响力早已今非昔比。

退出军政界的石原莞尔，出任立命馆大学国防研究所所长，主讲《国防论》并继续宣传自己的理论。

可即便如此，东条英机依然不想放过他，甚至派遣宪兵暗中监视他。忍无可忍的石原莞尔愤然离职，返回老家闲居。

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深入，日军颓势尽显。对此，石原莞尔毫不留情地指出：“因为存在着东条英机的战争指导，所以日本是注定要失败的”。

换言之，东条英机的独断、冒进以及“在战争指导方面的各种缺陷”，都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日本战败的结局。

日本战败后，石原莞尔认为：“政治被委托给了少数人的专断和妥协，以至召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国耻。”

在“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

1949年7月，病入膏肓的石原莞尔写下《新日本的进路》一文，提出了所谓“超阶级的政治”的观点。

他认为，“过去的政治是为阶级利益的政治”，“超阶级的政治”则是由“为了某个阶级的利益”转向“根据主义”。因此，政治越来越带有“道义、宗教的色彩”。

写完此文后，他将其作为建议书呈交给了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但并未得到对方的反馈。

8月15日，石原莞尔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卒年60岁。.

最后想说的是，作为侵略方式上的一种策略选择，石原莞尔提出的“不扩大”思想以及“东亚联盟论”，明显带有渐进性、策略性的因子，更具“前瞻性”和杀伤力。

不客气的说，倘若石原莞尔的这种战略构想真的推行开来，世界格局恐怕会出现颠覆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