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铃声划破草原夜空

1971年9月13日凌晨两点，中国驻蒙古大使馆里一片寂静，乌兰巴托的夜色深沉得仿佛能吞没一切，突然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撕开了这宁静。时任临时代办的孙一先睡眼惺忪地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桌边一把抓起黑色听筒。电话线另一端传来的声音低沉而急促，是蒙古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语气里带着不容商量的味道，要求中国使馆立刻派人前往现场处理紧急情况。

他在蒙古已经待了六年，风吹日晒的草原生活让他对这里的一切都摸得门儿清。深知蒙古外交部的习惯——这种凌晨两点的紧急约见，绝不是小事能闹出来的。他走到使馆走廊，敲开翻译老李的房门，老李睡得正香，被敲门声惊得差点从床上滚下来，揉着眼睛披上衣服就跟着出来了。接着孙一先又去叫了使馆的医生老张，老张是个话不多的人，听说要出门，二话不说拎起医药箱跟上。

车子一路颠簸着开出乌兰巴托市区，朝着温都尔汗的方向驶去。夜里的戈壁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车灯照出一小片黄澄澄的光，偶尔能看见路边矮小的灌木被风吹得晃动。孙一先手里攥着笔记本，借着车内昏暗的灯光翻看了几页，上面是他这些年用蒙语记下的零散笔记，有蒙古革命的历史，也有牧民日常的琐碎记录。

车厢里安静得只能听见轮胎碾过沙砾的咯吱声，老李紧握方向盘，眼睛盯着前方，老张靠在后座上抱着医药箱，时不时调整一下坐姿。大概开了两个多小时，远处终于出现了一片微弱的火光，空气里开始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航空煤油味，孙一先眯起眼，朝火光的方向看去。

抵达温都尔汗时，天边刚泛起一丝灰白，坠机现场的景象逐渐清晰起来。一架飞机的残骸歪歪斜斜地散落在戈壁滩上，机身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周围的沙地上散落着各种碎片。这场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坠机危机，才刚刚拉开序幕。

从锅炉房二锅头到外交老将

孙一先处理突发状况的本事可不是一天练成的。早在1965年，他刚踏上蒙古的土地，就碰上了个棘手事儿。那年冬天，乌兰巴托冷得要命，气温直降到零下40度，中国大使馆的热水管扛不住这寒气，直接爆了，暖气也跟着瘫痪。

使馆里冻得跟冰窖似的，大家伙儿都急得不行。孙一先没慌，当天晚上就联系上了蒙中友好协会的淖严父子。这爷俩儿是当地的热心人，二话不说扛着四盏喷灯就来了，跟孙一先一起钻进狭窄的地沟里干活。那地沟又冷又黑，喷灯的火苗一闪一闪，淖严父子忙着烤化冻住的冰层，孙一先在一旁递工具、拿手电照亮，忙活了一整夜，总算把管道修好。

暖气一通，大家伙儿都松了口气。活干完后，孙一先从使馆库房里翻出几瓶珍藏的北京二锅头，招呼着淖严父子和几个蒙古朋友挤进锅炉房，围着炉子举杯暖身子。淖严父子脸上沾满了煤灰，喝得满脸通红，嘴里还哼着蒙古小调。这事儿传出去，成了中蒙合作的一段佳话，后来外交圈的老伙计们聚一块儿聊起这茬儿，都忍不住乐呵。

孙一先1927年出生在山东牟平，家里是地道的胶东农民，19岁那年他投身革命，跑去参加了军委系统的工作。在那儿干了十几年，天天跟情报、文件打交道，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和一颗不慌不忙的心。这份沉稳劲儿，到了蒙古可算是派上了大用场。之后的六年，他在乌兰巴托可没闲着，经常骑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满城跑着去牧民定居点串门。

他蒙语说得溜得很，走到哪儿都带个小本子，边聊边记，记的全是当地的事儿——有蒙古革命的历史，也有牧民们赶集的日常。他记性好，手也勤，攒下的笔记后来整理成了一本书，叫《在大漠那边》。书里头连乔巴山年轻时在恰克图驿道当马夫的事儿都写得清清楚楚，这考证功夫可不是随便谁都能有的。

戈壁滩上的残骸与真相

1971年9月13日凌晨，孙一先带着翻译和医生赶到温都尔汗，那儿正乱成一团。一架飞机摔在了戈壁滩上，残骸还在冒着火，空气里全是航空煤油烧焦的味儿，熏得人鼻子发酸。作为第一个到场的中国外交官，孙一先没急着凑热闹，而是从吉普车上拿出一副军用望远镜，站在远处仔仔细细地瞧。

望远镜里头，飞机尾巴上“256”的编号还看得清，旁边散落着一堆烧得乱七八糟的东西。他走近了些，捡起一张烧剩半截的纸，上头写着《“571工程”纪要》，字迹潦草，但几个关键的词还能辨出来。不远处还躺着一本《蒙汉会话本》，封面烧焦了半边，露出来的书页被风吹得直打卷。

这些东西可不是随便掉下来的，孙一先一眼就看出跟“九一三事件”脱不了干系，林立果的名字和这个计划早就传得沸沸扬扬。他没多耽搁，立马招呼翻译把看到的记下来，自己又绕着残骸转了一圈，确认没遗漏啥重要的。蒙方的人也在现场忙活，几个工作人员围着一堆碎片指指点点。孙一先走过去，用蒙语跟他们聊了几句，要求对方把现场拍下来，照片得给中方一份。

蒙方的人开始有点儿犹豫，推说这事儿得请示上头，但孙一先不松口，条理清楚地说了一通，最后蒙方点头同意，把照片和记录都交了出来。这批东西后来被送回国内，成了解开“九一三事件”谜团的重要证据。那架256号飞机的残骸、那份《“571工程”纪要》，还有那本不起眼的《蒙汉会话本》，每一样都被反复研究，拼凑出了林立果等人出逃的线索。

昼夜奋战的信息枢纽

“九一三事件”坠机案发生后的二十多天，孙一先的临时宿舍彻底变成了一个停不下来的信息中转站。白天，他得跟蒙古外交部的人打交道，坐在会议桌前翻来覆去地谈，维护中方的立场。有时候是据理力争，把中方的要求一条条摆出来；有时候得绕着弯子，用蒙语跟对方周旋，把话说得滴水不漏。

到了晚上，他也没得歇，回到宿舍就得埋头整理白天的会谈内容，把那些繁琐的细节写成纪要。最忙的时候，一天能写出十几页纸，字写得密密麻麻，然后赶紧发回国内。这样的日子连轴转，他每天睡不了几个小时，眼圈都熬得发黑，可工作量一点没落下。

有天凌晨三点，他正迷迷糊糊地睡着，突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想起了1923年蒙古革命领袖苏赫巴特尔在医院离奇死亡的事儿。那是个老案子，苏赫巴特尔死得不明不白，当时很多人怀疑是被人下了毒，案子一直没个定论。孙一先觉得这事儿跟现在坠机的情况有点像，都透着股蹊跷的味道。

他立马从床上爬起来，翻出床头柜上的档案夹，借着台灯的光开始查资料。那档案厚得跟砖头似的，里面全是泛黄的纸页，他一页页翻过去，对照着当年的记录核查细节。苏赫巴特尔的死因至今是个谜，但那时候的调查记录里提到过一些异常的线索，比如医院的药品清单和几个可疑人物的活动轨迹。

后来，这份严谨劲儿还跟着他去了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当团长。那时候他得从一堆乱七八糟的情报里挖线索，靠的就是这股子不放过任何细节的认真态度。二十多天的忙碌下来，孙一先硬是把坠机事件的信息梳理得清清楚楚，每份纪要都写得有条有理，国内收到后直接就能用。

从危机到马奶酒的友谊

坠机事件的危机总算过去了，孙一先没就此歇着，而是把心思转向了中蒙关系的长远发展。1972年，蒙古牧民节热闹开场，他特意带着几瓶二锅头去了蒙中友好合作社的庆典。那天，合作社里人头攒动，牧民们都换上了节日的新衣服，围着篝火唱歌跳舞，气氛热火朝天。

孙一先一到场，就被几个蒙古大嫂拉进了人群里。他也不推辞，跟着节奏跳起了蒙古舞，脚底下踩得有板有眼，还用一口流利的蒙语唱起了《乌兰巴托的夜》。那歌声低沉又悠扬，带着股草原的味道，唱得大嫂们都围着他转，手拉着手跳得不亦乐乎。

合作社的主席其木德是个爽快人，见孙一先这么接地气，乐得不行，特意从旁边端来一个银碗，里面装满了马奶酒，递到孙一先面前。孙一先接过碗，看了看那白花花的酒，二话不说仰头就喝了个干净。那马奶酒味道挺特别，又酸又甜，还带着点草原上牲畜的野味儿，喝下去嗓子眼儿里暖乎乎的。其木德拍着他的肩膀，竖起大拇指，连说了几声“好样的”。周围的牧民也跟着鼓掌叫好，掌声响得震天，热闹得跟过年似的。

这事儿很快就传开了，牧民们聊起这个能唱蒙古歌、敢喝马奶酒的中国外交官，都觉得他跟大家伙儿没距离。孙一先那天喝的不只是酒，更是跟蒙古朋友拉近了关系。这次庆典之后，他在当地的名声更响了，不少人提起他都说这是个真性情的人。从处理坠机事件的紧张日子，到牧民节上跟大家一起唱歌喝酒，孙一先用自己的行动，把中蒙两国的民间交往往前推了一大步。

参考资料：[1]李菁文.我所亲历的“9．13”[J].劳动保障世界,2006(8):5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