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中国青年》第四期发表了一篇名为《假期回乡日记》的文章，这篇文章一共一万余字，内容朴实无华，但却十分贴近生活。

《中国青年》见证了中国整个无产阶级革命，该刊物的历史还要追溯到“五四运动”爆发后，由我党早期领导人恽代英、林育南、邓中夏等人创办。

能够在历史如此悠久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按理说不是文学大咖，便是革命斗士，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假期回乡日记》的作者竟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高中生。

日记的作者名叫王桂芹，其内容主要是她在下乡劳动期间的一些所见所闻，它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主要还是因为这篇日记无意间被毛主席看到。

毛主席的文学才华有目共睹，提笔便是流传至今的名句，但当他看到这篇语言略显稚嫩的日记时，竟然直接批注：原文发表。

1941年2月的一天，毛主席带着四岁的李敏前往了延安机场，同行的还有罗亦农之子罗西北、王一飞之子王继飞以及朱德子女朱敏。

彼时的黄土高原还未入春，凛冽的寒风像尖刀一样割在孩子们的脸上，李敏依偎在毛主席的怀中好奇的问道：“爸爸，我们这是要去哪？”

毛主席温柔的说道：“娇娇啊，你不是一直想见妈妈嘛？你很快就能见到妈妈了。”

李敏继续问道：“爸爸也要跟我一起去吗？”毛主席把头看向了窗外，没有直接回答李敏的话。

登机前，朱德和康克清夫妇不断的叮嘱朱敏：“路途遥远，你要好好照顾弟弟妹妹们。”毛主席最后拥抱了一下李敏，然后亲自把她送进了机舱。

飞机的发动机卷起了阵阵灰尘，之后在跑道上缓慢起飞，毛主席看着硕大的飞机逐渐变成一颗小黑点，站在机场跑道旁迟迟不肯离去。

李敏原本以为这只是一次短期旅途，没想到下次与父亲见面，便已是八年之后。1949年，李敏在姨妈贺怡的带领下，来到了香山双清别墅。

双清别墅早已挤满了人，得知李敏今天回到北京，中央机关的干部纷纷来到了毛主席的家中迎接这位小公主。

“娇娇，快叫爸爸，当时给你写信的就是他呀！”贺怡见李敏显得有些拘束，焦急的说道。

李敏支支吾吾，用俄语和毛主席打了招呼，多亏身旁的周恩来临时充当翻译，这才让毛主席理解李敏所说的话，毛主席开心的说：“想不到，我家还有个会说俄语的洋宝贝。”

由于李敏长时间在苏联生活，对中国的风俗习惯还不熟悉，好在有毛主席的教导，她对中国的国情有了一定的了解。

毛主席家中一直以来都有一则家规，晚辈们不能凭借“毛主席后代”这一身份谋得特殊照顾，甚至都不能透露自己的这一身份。

除此之外，毛主席还经常教导晚辈：“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和广大工农阶级站在一起。”

当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解放战争尚未结束，身为苏军中尉的他原本可以在解放军中担任更高职务，但却被毛主席下放到了某农场，参加基层劳动。

刚刚到北京时，李敏被安排在了八一小学读书，听学校的名字就能得知，这所学校的学生大多数都是高干子弟。

李敏谨遵毛主席的教诲，在学校里十分低调，尊敬老师，团结同学，直到结束小学学业时，学校里都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中学时期，李敏在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读书，当时中国所教授的外语并不是英语，而是俄语，由于李敏小时候在苏联长大，俄语水平就连老师都甘拜下风，学习上，同学们经常找她帮忙。

李敏在帮助同学时尽心尽力，很快便与同学们打成一片，随着相处时间越来越长，李敏的身份便再也瞒不住，起初同学们还有所顾忌，毕竟这可是毛主席的千金。

但是，李敏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一切活动，在活动中也从不会表现出“大小姐”般的金贵，这种亲和力让同学们对她放下了包袱。

1955年，为缓解城市的就业问题，同时支援农村建设，毛主席向广大知青发出了“上山下乡”的号召，鼓励他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作为毛主席的女儿，李敏也积极投入到了下乡劳动的队伍之中。在劳动中，她结识了一位名叫王桂芹的女生，两人无话不谈，经常结伴上下学。

与班里的其他同学不同，王桂芹不是高干子弟，她出生于河北省阜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王桂芹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知识改变命运”这一真理始终刻在他的内心，于是王父省吃俭用，供女儿来城里读书。

“上山下乡”开展之后，王桂芹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每次放假他都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劳动，父亲经常叮嘱她：“桂芹啊，虽说你现在已经算是半个知识分子了，但还有很多东西是书本里没有的，与乡亲们一起劳动的时候你要虚心求教。”

学校放暑假时，正是盛夏季节，北方多雨水，王桂芹经常顶着大雨和乡亲们一起“打坝”，每次回家，她总是浑身沾满泥土，乡亲们纷纷夸赞她：“小芹这书没白读，上了学也没忘了咱乡亲们。”

除了与大家一起劳动之外，王桂芹还经常用自己学过的知识帮助乡亲们。有一次，村里“打坝”过程中遇到了一块巨石，五六个人上去搬，巨石愣是纹丝不动，王桂芹突然想起了物理课上所学的杠杆原理，在科学的力量下，这块巨石终于被移走。

当时村里有好多比自己稍大一些的哥哥姐姐都在城里务工，留守老人们十分想念子女，但老人大多不识字，没办法给子女写信。

白天劳动时，王桂芹利用空闲时间与这些留守老人聊天，晚上她便借助煤油灯微弱的光线，替他们给子女写信。

王桂芹十分珍惜下乡劳动的精力，特意准备了一个日记本，用来记录所见所闻。

在日记中，王桂芹用十分简朴的语言描述了自己这些天的感触：“自己在农村的时间越长，就越能感觉到自己懂得知识不足，和农民们接触的越多，就越能感受到自己懂的道理太少。”

转眼间，开学的日子马上就到了，乡亲们依依不舍的和王桂芹告别，那本日记也被她装进了书包中，随时带在身上。

由于当时王桂芹是李敏的陪朋友，所以刚一回学校，王桂芹便滔滔不绝的和李敏分享自己在乡下劳动的心得。

李敏这个暑假也没闲着，除了去上海看望贺子珍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劳动，对于下乡劳动这件事，两人的观点出奇的一致，这也难怪她们平时无话不谈。

随着“上山下乡”引起了强烈反响，李敏所在的学校也增加了劳动的时间，每到周末，学生们都会有组织的前往北京郊区的各个农场劳动，李敏和王桂芹被分配到了罗道庄农场。

罗道庄农场位于今海淀区一带，当时北京的公交线路并不发达，所以学生们大多都是步行前往，李敏和王桂芹每次都是同行。

考虑到路途遥远，毛主席拿出一部分稿费，为李敏买了一辆自行车，但为了与王桂芹结伴而行，李敏很少骑自行车。

1957年的一个周末，李敏和王桂芹像往常一样前往农场劳动，一路上同学们有说有笑，等大家到了农场时，天上却突然乌云密布，王桂芹担心雨水淋湿手中的日记本，于是随手将日记本放进了李敏的书包中：“等傍晚解散了，我再来找你拿。”

午饭过后，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同学们在仓库里开启了联欢会，李敏和王桂芹轮流登台演出，欢笑之中，早已将背包里的日记本忘到了脑后。

傍晚时分，雨终于停了下来，同学们也到了各回各家的时间，于是这本日记便跟着李敏回到了中南海。

晚饭后，李敏准备温习一下功课，这才想起了书包中的日记本。李敏把这本日记放在了自己的书桌旁，正好毛主席来到了她的房间：“咦？娇娇，这不是你的日记本吧？”

“爸爸，这是我的同学王桂芹的，今天帮她保管，忘记还给她了。”

毛主席随手翻看了几页，见上面记录的全是下乡劳动的事，于是饶有兴致的看了起来。“娇娇，明天和王桂芹说一声，日记本我替她保管几天。”

第二天上学，王桂芹向李敏索要日记本，李敏悄悄对王桂芹说：“告诉你个好消息，我爸爸对你的日记非常感兴趣，过几天再还给你。”

王桂芹受宠若惊，毛主席的文学水平人人皆知，竟然对一名高中生的日记感兴趣。

几天过后，毛主席把日记本交给了李敏：“王桂芹这日记写的不错，快去拿给李讷也看看。”

李敏打开日记后，发现里面的内容被圈注了好几处，毛主席还用铅笔写下了一行字：“每年假期回乡一次，非常有益，此文写的很好，住半个月不够，最好住一个月。”尾页上，还被写了四个字——“原文发表”。

当王桂芹看到“原文发表”四个字时，心中既高兴又忐忑，高兴是因为她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忐忑是因为，她性格一向比较低调，认为日记公开发表显得有些张扬。

在李敏的鼓励下，王桂芹将日记原稿寄给了一家报社，但该报社却以语言过于稚嫩为由拒绝了她。毛主席得知情况后，亲自联系了《中国青年》杂志社。

《中国青年》杂志社学习组组长秦浩立刻与王桂芹取得了联系，这本总字数约一万字的日记直到次年才得以发表。

这篇日记赢得了广大知青的共鸣。由于得到了毛主席的关注，王桂芹还被人们称为“最幸福的保定人”。

从此之后，王桂芹与李敏的关系日益亲密，他也成为了毛主席家的常客。1959年，李敏与孔令华结婚，毛主席询问她：“打算邀请哪几个朋友来参加婚礼？”李敏毫不犹豫的说出了王桂芹的名字。

结婚当天，王桂芹由于路途遥远，没有赶上婚礼的整个过程，等她赶到时，婚礼已经结束了，毛主席也回到了自己的书房。但是，得知王桂芹来到了中南海，毛主席依然在书房里接见了她。

虽说之后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毛主席始终通过李敏关注着王桂芹的生活。当毛主席得知王桂芹的身体状况不好时，还委托有“医学圣母”之美誉的林巧稚为她调理。

王桂芹结婚时，李敏也成为了婚礼的重要客人之一，李敏还送给了王桂芹一对陶瓷鸽子当做新婚礼物，这个礼物是两人友谊的见证，至今依然被王桂芹珍藏。

这仅仅是王桂芹文学之路的开始，后来她还参与主编了一部名为《历史大潮中的小脚母亲》的书。全文共45万字，主要讲述自己的母亲贾军兰在革命战争年代无私奉献的故事。

一本日记成功吸引了毛主席，但王桂芹并没有因此而骄傲，参加工作后，她始终兢兢业业，那段下乡劳动的经历成为了她一生宝贵的精神食粮。

其实王桂芹是那个时代广大知青的缩影，他们接受过中高等教育，但却丝毫不排斥与工农阶级相结合。他们用知识支援了农村的建设，农村的生活经历也让他们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了底层群众的生活状况。

毛主席曾告诫晚辈：“无论如何也不能脱离群众。”他给予一名普通高中生如此高的关注度，其实也是在向晚辈树立榜样，只有亲近群众，群众才会爱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