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中华文明的源头被认为是黄河文明，黄河被称为中国的“母亲河”。然而在长江流域的四川广汉三星堆中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等文物，其数量之多、价值之高为世界罕见，故而被专家们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这些举世无双的珍贵器物都是来自3000多年前与黄河流域商王朝同期的蜀王国，这使得人们开始重新认识长江在中华文明中的位置。三星堆的考古发现使人们确信中华文明是黄河、长江的双主题交响，而非黄河的独奏。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虫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唐代大诗人李白一首脍炙人口的《蜀道难》，形象地概括了千余年来人们对渺茫的古蜀国的看法。《蜀王本纪》载：蚕丛、柏灌、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学者们分析，“蜀”为野蚕之意，蚕丛系因其地多野蚕，该部族人民驯养野蚕为家蚕，故号蚕丛氏。继蚕丛之后称王蜀地的是柏灌，表明该部落是以柏灌鸟为族名的部落。

鱼凫也是一种水鸟，表明那是一个擅长以捕鱼为生的部族。之后称王蜀地的有杜宇氏和开明氏。传说杜宇末年，蜀地遭到特大洪水的侵袭，杜宇任命鳖灵(即开明)治水。鳖灵在岷江上游入成都平原之处开凿了一条人工河道，分岷江水为沱水，于是水害消除，人民安居乐业。鳖灵因治水有功取得了广大蜀民的拥戴，杜宇被迫让位，开明王朝建立了。但不久百姓怀念故君，于是又有了“杜鹃啼血”的哀婉故事。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古史传说，却得到三星堆考古发掘资料不同程度的印证。

传说中蜀先王蚕丛为纵目，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纵目兽面像双眼突出，其含义与中原甲骨文的“蜀”字突出“目”的意义相同。有学者分析说：此像双目作柱状，直目向正前方伸出，正是所谓“直目正乘”的纵目之形。这与实际上的人眼相比虽过分夸张，但与神化后的蜀祖蚕丛形象却是一致的。蚕丛之后的柏灌以柏灌鸟为号，鱼凫以鱼鸟为号，杜宇亦以蒲鸟为号。在三星堆遗址中，发现了与传说中的柏灌年代相近的—种无冠、无勾嘴的鸟为特殊文化象征的器物。而三星堆出土的鸟头柄勺，则是鱼凫王朝用于宗教礼仪场合的舀酒之器。鱼凫的先祖曾以捕鱼为生，而鱼凫则是其借以捕鱼的重要工具。正因为鱼凫这种水鸟为古蜀先民带来了丰盛的鱼类，使他们得以生存繁衍，所以古蜀先民才如此敬仰它，以致这支族类被人们称为“鱼凫氏”。

考古学家为我们复原出了古蜀国大致的历史发展脉络。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为距今4800～3000年左右，文化堆积又可分4期，每期数百年。目前大多倾向将4000年前的三星堆一期文化命名为“宝墩文化”，4000～3200年间的三星堆遗址二、三期文化命名为“三星堆文化”，3200年以后的三星堆遗址四期命名为“十二桥文化”(延续到春秋)。再结合春秋战国时期的“晚期巴蜀文化”，以及秦汉初期的文化融合阶段，基本构成了5000～2000年前的考古学文化体系。传说记载的蚕丛、鱼凫、杜宇、开明等几代蜀王，实际上是几个王朝。三星堆文化繁荣时期的主人目前主要有鱼凫和杜宇两种说法，更大的可能是鱼凫阶段，其后的“十二桥文化”可能是杜宇蜀王的遗存。较早的“三星堆遗址一期”即“宝墩文化”阶段则可能与蚕丛、柏灌等早期蜀王有关。

如果说秦始皇兵马俑是以数千泥塑战将的威武身躯展示了帝国力量的磅礴，那么三星堆青铜艺术，尤其是“祭祀坑”出土的数百件青铜人物雕像、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像、黄金面罩、青铜神树等构筑成的青铜方阵，却以淳朴古拙和神奇迷幻布置出一幕令人充满遐想和憧憬的场景，而这或许正是当时神权政治中心的典型形式。青铜雕像群所展示的是一个以蜀王为核心的、有着众多族类君长拥戴的统治集团结构。青铜大立人高踞于群像之上，他既有王者之风，又有主神之仪，因此是群巫之长。其他人头像、人像则代表着蜀王治下的各级统治者、各族之长或群巫。三星堆青铜人像的夸张与肃穆具有强烈的震撼力，但这些高鼻深目、阔嘴大耳的青铜兵团从何而来？在三星堆文明发展到最高峰时，又为何突然从成都平原消失？

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及其出土器物成为人们解开古蜀王国神秘之门的一把钥匙。对于两坑的性质，学术界争论颇多。有人认为那是三星堆古蜀国人进行祭祀后的遗留，其中包括“燎祭”与“瘗埋”的过程，即将祭物用火焚烧后埋葬。祭祀的对象为天、地、山川及祖先神祗。也有人认为这两个“祭祀坑”是古蜀国王朝更替的结果，即鱼凫被另一新兴势力杜宇族所灭。鱼凫族最后的王及其宗族被杀，其王杖等财宝被烧毁埋葬(一号坑);宗庙被捣毁，其以祖先蚕丛像为主的众神像、礼器等被打碎、烧毁后抛入土坑内(二号坑)，正如《国语·周语》中所说“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的写照。

也有人对“祭祀坑”的冠名表示异议，认为坑中所埋的器物虽是祭祀所用，但受当时的财力物力所限，不可能每次祭祀之后都要埋葬这么一大批器物。所以，很可能当时古蜀国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故，三星堆古城将被废弃，遂将王朝中不便携带的各种神器宝物全部埋葬，故叫“埋葬坑”更合适。

青铜人像中，大型青铜立人像不仅表情庄重，而且服饰精美。与之相反，一号坑出土的跪坐人像，其头部顶饰却十分简单，服饰也完全没有青铜人立像那样华贵。而其身着右衽长袖短衣和犊鼻裤的装扮，是古代中原地区贫贱者的标志。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衣、冠、发式等是区分族别的最重要标志。一、二号坑出土的数百件青铜人像，其服式上有左衽长袍、对襟长袍、右衽长袖短衣、犊鼻裤等的差异，发式上则有椎髻，辫发等区别，冠式也各具特色，花状齿形高冠、平顶冠、双角形头盔等不一而足。这些雕像群是否是不同族类集合的标志呢?证之史籍，这些族类当包括氐羌和西南夷诸族。古史传说蜀人或源自西北氐羌系统(黄帝后裔)，或出于华南濮越系统(巴人一支入蜀)，而大量青铜人物雕像的着冠、体质面部特征，又的确表现出他们分属这两类的种族特征。考古学家认为，三星堆古国的统治集团似乎由两个氏族组成，一个氏族的发式是辫发，另一个是束发，而其神职人员好像都是从束发这个氏族中产生的。

据专家推测古蜀文化至少由三种文化构成。首先是当地的土著文化，第二种是氐羌文化，另一种是西南夷文化。传说中的杜宇(也称望帝)是云南昭通人，他曾“教民农耕”，使古蜀国从畜牧经济向以农耕为主的方向转化。而取代杜宇的开明氏来源于现在贵州遵义一带，故西南夷文化对古蜀文明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三星堆不仅出土宝物繁多，而且这些文物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也异常丰富。一号坑出土的一柄金杖特别引人注目，杖上一段长46厘米的平雕纹饰图案分为3组。最下一组是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垂系三角形耳坠的人头，这与“祭祀坑”所出蜀王造型——青铜大立人相同，表明杖身所刻人头代表着蜀王及其权力。

上面两组图案分别是两背相对的鸟和鱼，其寓意明显:鱼能潜渊，鸟能登天，是蜀王的通神之物。组图表达了一个确切的含义：金杖不仅是一个王杖，同时也是一个神杖，是用以沟通天地人神的工具和法器。它与中原王朝象征权力和财富的九鼎判然有别。中原夏商周三代王朝都用“九鼎”象征政权。每一次王朝兴替之时，九鼎都会随之易手，故九鼎的转移，实质上是权力与财富的再分配所带来的政权转移。

与黄河流域的中原王朝不同，位于长江上游的古蜀文明中，不仅没有用鼎的记载，而且出土的器物形制多为小平底罐、尖底罐、高柄豆、鸟头把勺等陶器，没有鼎。三星堆遗址中虽然也出土有商文化中常见的青铜尊、等器物，但只占很小的比例。

中原文化中，秦代以前铸造大型青铜像的资料尚未发现，那么三星堆出土的大规模青铜人像，是否借鉴了某些外来文化呢?的确，三星堆文明中包含有许多外域文明因素。从考古文化角度看，三星堆文化不仅显示出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夏文化)、殷墟文化(商文化)、长江中下游以及滇、越等地的一些区域文化交流的因素，而且还隐含着更大范围的一些文化因素。令人思索的是，古蜀人是通过什么途径、以什么方式实现与外域文化的远程交流的?三星堆文明尽管吸收借鉴了若干外来文化的特质，但其文明和社会的基本结构却并未改变，其奥秘何在呢？

经过不断的研究论证，三星堆古蜀国与周边地区文化交流的渠道日渐清晰。从地理环境看，古蜀文化区居长江上游，侧临横断山脉，这不仅使东西文化沟通和民族迁徙可沿长江谷地进行，而且南北文化交流、民族往来也可以岷江峡谷为通道。这便是自古以来，成都平原虽然四塞，却成为各种文化交汇地的原因所在。在夏代及商代前期，三星堆古蜀国主要通过长江三峡与中原的商王朝保持密切关系；而商代后期，三星堆古蜀国则主要沿嘉陵江而上，穿越巴山和秦岭与关中地区的周王国频繁接触。也许正是由于在如何处理与商、周这两个中原王朝的关系问题存在着内部意见分歧而发生了内乱。随着商王朝的衰落和周王朝的兴起，成都平原上的三星堆古蜀城被废弃，许多用于宗教活动的精美器物被毁坏和掩埋。而动乱也使古蜀国从此一蹶不振。

20多年来，三星堆文化遗址的众多出土器物上除了7个“符号”外，竟然没有发现文字。古蜀王国在距今4800至3000年的漫漫长河中，控制着100万平方千米左右的国土，持续着长达近2000年的高度发达的文明，但却没有文字来记载它。三星堆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许多陶，多为泥制灰陶，顶部隆起，下有三圆锥状足，应为温酒器。的青铜器冶铸、造型技巧一点也不比黄河文明逊色，如果没有文字，它是又如何取得如此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呢?古蜀国与周边地区存在那么多的文化交流，又怎么会没有文字呢？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这7个奇怪的“符号”极有可能就是破译三星堆诸多疑团的“密码”。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这个“密码”还无人能破。

尽管如此，三星堆遗址内出土的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古蜀文物以及古城墙、古祭祀礼仪中心残迹等，充分证明了三四千年前的川西平原已具有了可以同殷商中原文明媲美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那是长江流域一个分外辉煌的上古文明时代。而这个文明又是中国古代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人们再一次确认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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