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是否还有眷村的存在?
带着这份探究的心情,我踏上了这片充满故事的土地。
原本,我的行程只计划涵盖台湾的自然风光与都市繁华。
然而,《声生不息·宝岛季》中王伟忠对眷村的深情追忆,让我对这些曾经充满抗战老兵身影的村落充满了好奇。
眷村,这个名字如今已鲜为人知,但它曾经是那些英勇士兵的归宿。
飞机在台北机场平稳降落,我心中泛起了一丝特别的期待。
听闻高雄市保留着最多的眷村,我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前往的旅程。
穿梭在小巷中,一个不经意的转弯,我眼前出现了一排排低矮的房屋。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斑驳的石板路上,每一块砖瓦都似乎在诉说着它们的故事。
在村子里闲逛时,我遇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他坐在轮椅上,静静地凝视着远方。
我轻声问候并请求坐下,他微笑点头,我们的对话就此开始。
他的声音沙哑而温和,却是一口山东腔。
“我今年已经93岁了。11岁那年,我被抓去当壮丁。”他话语中透露出一丝无奈,“就这样,我扛起枪,走上了战场。”
国民党败退后,他随大部队撤退到台湾,那一次的离家,竟成了永别。
“起初,我们还有书信往来。”他回忆道,“但随着父母的离世,我与大陆的家人逐渐失去了联系。”
说到此处,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
“我甚至没能在他们离世时,回去见上最后一面。”
这是他此生最深的痛。
沉默了片刻,老人继续他的故事。
“最初,我们都以为很快就能回家,所以只是搭建了棚子和临时住所。有的家庭,每天还会把行李打包好,随时准备着。”
他叹了口气,“但渐渐地,我们意识到回家的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于是,我们开始建造红砖瓦舍,尽管条件依旧艰苦,但大家彼此依靠,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
像这位老人一样,大约60万抗战老兵及其家眷被迫从大陆迁徙至台湾。
他们聚集而居,形成了一个个眷村。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眷村不仅是他们的新家,更是他们情感的寄托。
老人的目光穿过岁月的尘埃,继续向我讲述眷村的故事。
“时代在变,眷村也在变。”
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沧桑,“许多老兵已经离世,他们的子女,眷村的新一代,开始走出这个曾经封闭的小社区,去追寻更广阔的天地。”
我环顾四周,街道空荡,人迹罕至。
许多房屋门窗紧闭,锈迹斑斑的锁头仿佛在默默诉说着无尽的寂寞和被遗忘的时光。
“眷村虽然简朴,却孕育出无数杰出的人才。”老人的眼中闪烁着自豪的光芒。
“这里走出了医生、律师、艺术家,还有像林青霞那样的电影明星。”
这让我回想起,邓丽君、罗大佑、任贤齐、周渝民等众多明星,以及作家张大春、朱天心等,都是从眷村走出的孩子。
他们的成就,是眷村的骄傲。
“这些孩子,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自己的根。”
王伟忠,台湾综艺教父,他的眷村是嘉义的建国二村。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回到这里,每次都让他感慨万千。
“老人慢慢走了,像一棵树一晃荡,落下一大堆叶子。”他的话语中,有着对逝去时光的无尽怀念。
然而,现在这个大族群正在慢慢地凋零。
许多年轻人甚至不知道眷村是什么,这让这段历史显得更加珍贵。
“当年抵达眷村时,我们很不适应。”老人回忆起那段艰难的岁月,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
“对于我们这些被视为‘外省人’的老兵来说,生活充满了挫折和矛盾。”
由于生活习惯、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眷村的第一代居民难以融入当地社会,他们的生活相对封闭,与外界的交流甚少。
“我们被人形容为‘竹篱笆’,既是一种隔阂,也是一种自我保护。”老人叹了口气。
当时,国民党的“禁婚令”和原住民对外省人的疏离,让许多老兵错过了最佳的婚育时期,导致他们晚年孤独凄凉。
我遇见的这位老人,正是这样的情况。
回家,成了他们一生的执念和遗憾。
从1980年开始,大陆开放了相应的政策,但由于台湾当局的阻挠,未能实施。
他们尝试通过信托人从香港寄信到大陆,但由于大陆的快速发展,许多地名已经改变,他们无法和家人取得联系。
“有人托人从家乡带点土到台湾,我们每人分到一勺。实在想家时,我们就会捏出一小撮,放到水里一饮而尽。这就是家乡的味道。”
直到1987年,一位湖北老兵何文德走上街头,大声呼喊:“我要回大陆!”
终于促使台湾当局开放了居民到大陆探亲的活动。
“但很多老兵,明明盼到了日思夜想的机会,却等不到回乡那天,便已离世。”老人的话语中充满了哀伤。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家乡的山山水水,想起那些年轻时的日子。但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
我在老人的眼中看到了闪烁着泪光。
听完老人和眷村的故事,我心中充满了敬意。
这些老兵,他们的青春和热血,牺牲和奉献,都深深地烙印在了这片土地上。
就像王伟忠所说:“眷村就像一个大家庭,所有人都戴着面具苦中作乐,这是一场巨大的人生悲喜剧,全部人都在做戏,告诉我们要坚强。”
我知道,这些故事,这段历史,不仅是眷村的记忆,老兵的乡愁,更是一段不可磨灭的时光印记,值得被更多人铭记。
本文作者 | 剥开的四季豆责任编辑 | 淡淡翠策划 | 淡淡翠
不要给村民说情,他们不回归就是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