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牛李党争”是晚唐时期规模最大的党争。这个党争持续了四十余年，使唐朝政治陷入了长期的内耗和动荡之中，也让唐朝从衰落走向了败亡的通道。作为在“牛李党争”中占据主动的牛党，可以说对唐朝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很多人历史爱好者认为牛党的建立，是从唐穆宗李恒任命牛僧孺当宰相开始的。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实际上牛党的建立远远早于此前。牛僧孺当宰相只是牛党正式上历史的舞台的表现，在此之间的李逢吉和牛僧孺结党，便已经注定了这个晚唐最大政治派系的出现。

“牛党”，顾名思义，指的是牛僧孺结党，但实际上牛党并不是牛僧孺建立起来的，而是由李逢吉建立起来的。牛僧孺和李逢吉的结党，代表着朝廷主和派和士大夫中的伪君子们的一次联合，也是唐朝政治开始了合法的腐败。牛僧孺是唐德宗贞元晚期的进士，他因为贤良方正的对策与李宗闵、皇甫湜并列第一，而受到了朝廷的看重。唐宪宗李纯时期，主战派的宰相李吉甫主持朝政，引发了很多主和派的大臣不满。牛僧孺、李宗闵等人以反对朝廷弊政为由，对李吉甫展开政治攻击，被李吉甫贬出朝廷，永不叙用。

唐穆宗李恒继位后，朝廷迎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主和派的大臣纷纷上位，朝廷成为主和派的天下。牛僧孺也借着这个机会重返朝廷，先后出任库部郎中、知制诰、御史中丞、户部侍郎等要职，成为主和派中崛起的新星。唐宪宗元和年间被罢免的宰相李逢吉复相后，便向李恒推荐牛僧孺出任宰相。

于是牛僧儒加官同平章事，迁中书侍郎，正式成为唐朝宰相。至此朝廷中两大主和派的宰相李逢吉和牛僧孺达成联合，代表着牛党初步形成。此后李逢吉又引入了张又新、李续、张权舆、刘栖楚、李虞、程昔范、姜洽、李训等八人，再加上附会的另外八人，组成了以“八关十六子”为基础的牛党集团。

从牛党的组成上看，这个政治集团在初期是以李逢吉的人为基础的，后来逐渐增多了牛僧孺和李宗闵的人，成为了力压李德裕的政治派系。这些政治派系中的官员以唐宪宗元和年间的主和派大臣为主，大部分都是伪君子，只有少量的真正是忧国忧民的官员，可以说是个伪君子集团。尤其在牛党建立之初，李逢吉对内勾结了宦官枢密使王守澄，又让侄子李训结交贿赂唐穆宗李恒身边的近臣驿馆郑注，以达到控制朝政的目的。对外则不断的结交和纵容地方藩镇，用大量高官厚禄贿赂地方藩镇，以达到平息争端的目的。

他们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对唐朝并无任何好处，反而滋生了大量的内部腐败。李逢吉等人与宦官和近臣的勾结，使得朝廷的腐败合法化，朝廷的官职成为他们攫取国家资源的工具。据说当时朝廷的人想要升官，先要贿赂“八关十六子”，然后再通过李逢吉和牛僧孺，这种情况一度成为朝廷的常态。牛党除了在政治上的腐败以外，对唐朝最大的危害就是坚持了对藩镇的主和策略，纵容的藩镇军阀的扩张，为唐朝埋下了亡国的大患。而且牛党长期与宦官集团勾结，初期更是完全依附于宦官集团，这也使得唐朝宦官专权的现象日益严重。

牛党在历史上的名声是充满争议的，有的人认为他们是君子，也有的人看穿了他们伪君子的真面目。很多人在评价牛僧孺时都以他不受贿作为最好的评价基础，可是在真正的有识之士看来，不受贿只是当官最基础的素质，而制造合法的腐败，才是牛党最大的恶迹。要评价牛党的优劣，还是要采取“听其言，观其行”的方式。牛党执政时期的几大弊政，给唐朝灭亡埋下大患，这是这个政治集团的最大劣迹。在这些劣迹中，尤其是以主和的长庆销兵最为严重。为了推进主和的政治策略，他们力推长庆销兵，将唐朝推上了亡国之路。

长庆销兵是唐穆宗李恒长庆初年，由主和派宰相萧俛和段文昌提出的政策，目的是消除天下武备，与各地藩镇达成和解，减少国家在军事上的开支。这个政策的溯源，最早可以追溯道白居易的《策林序》。白居易认为长期的战争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极大的负担，而地方的藩镇驻军给地方带来几大的灾难，希望削除军队，以减少国家爱的负担和人民的灾难。这个办法的出发点是好的，其实是非常天真的。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裁撤下来的军队如何安置？在土地严重兼并的晚唐时期，根本不可能有土地用来安置如此多的青壮年劳力。

由于无法安置这些裁撤下来的军队，于是出现了兵匪一家的情况。有些军队啸聚山林，成为地方一霸。有的军队被藩镇军阀吸纳，反而使得藩镇军阀越来越强，朝廷越来越弱。如此长期以往，销兵不但没有起到消弭战争风险的作用，反而挖断了唐朝军事上的根基，纵容了藩镇的扩大。唐穆宗李恒初年的卢龙节度使朱克融、成德军节度使王廷凑的叛乱，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销兵政策的鼓励。在叛乱发生后，朝廷一度重启主战派宰相裴度，销兵政策暂时停止。可李逢吉和牛僧孺上台后，又恢复推行此政策，使得地方藩镇越发的骄横。

在藩镇割据的大背景下，没有解决藩镇问题的情况下进行裁军，本质上就是置国家安全于不顾，是严重的渎职行为。牛党将这种漠视国家安全的政策作为合法的政治路线，是何其的荒谬绝伦。最离谱的是，为了让藩镇不趁机扩大化，他们又推行了大量赏赐和加官藩镇的荒唐政策。这种政策让朝廷用销兵省下来的钱贿赂给藩镇军阀，希望他们不要闹事打仗。他们指望用钱来买和平，这是何其的天真。导师有句话叫，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而牛党以战国六国赂秦的策略求和平，如此操作唐朝岂能不败？

如果牛党推行销兵和贿赂藩镇是助长对方的气焰，那么打压主战派就完全是在资敌了。为了推行无底线的主和政策，牛党全力打压以裴度为代表的主和派大臣，也就促使了李党的形成。李逢吉和牛僧孺主政期间，多次阻扰名臣裴度的削藩政策，将裴度压制在地方，不让他回朝廷掌权。当时藩镇割据的环境下，唯一能让藩镇忌惮的就只有主和派宰相裴度。裴度在元和年间的削藩战争中取得了巨大的功绩，平定了造反的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和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成为唐宪宗元和中兴的第一功臣，而他也因此成为牛党的眼中钉肉中刺。

牛李党争，说穿了就是唐朝针对藩镇政策的主和与主战之争。牛党几乎是清一色的主和派大臣，而李党则是被牛党打压后，聚集到李德裕身边的主战派大臣。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就是主战派宰相，他在世时就与牛僧孺和李宗闵结下仇怨。李吉甫的继任者武元衡和裴度也是主战派的核心，李德裕是裴度一手扶持起来的。他们力推主战的政策，力图先解决藩镇割据问题，然后再回归统一而强大的唐朝，这却是与主和派的政治路线背离的。所以从李逢吉开始，两排就恶斗不休，最终形成了延续四十多年的牛李党争。

熟悉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最后唐朝被藩镇所灭，而这些藩镇军阀正式在牛党的纵容下发展壮大的。牛党积极打压李党，又削减朝廷军队，还出大价钱贿赂藩镇军阀，这都给给予藩镇军阀良好的发展环境。当朝廷长期陷入牛李党争之时，藩镇军阀则各种挖国家的墙角，然后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形势。他们不但危害地方，而且与朝廷中的牛党和宦官集团勾结，对社会中下层进行无情的剥削和压榨。这样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现状，迫使底层人民奋起反抗。于是唐朝才有了庞勋之乱和黄巢起义，并发展成为压垮唐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么问题来了，牛党如此漠视国家安全，与宦官和藩镇勾结，其目的是什么呢？毕竟唐朝灭亡了，似乎对牛党也没有啥好处。从历史资料分析，牛党如此操作，其目的还是在搞门阀政治那一套。牛党之中大量都是隋唐门阀集团的残余，他们都在想要回到门阀政治的时代。那个时代国家由门阀说了算，家族利益压过国家利益的时代。以牛党的三大领袖为例，其中李逢吉是陇西李氏的后人，李宗闵是李唐皇室的后人，牛僧孺的祖上是隋朝尚书仆射牛弘。他们都是大家族之后，将家族的利益看得比国家利益还重。

牛党通过对内勾结宦官集团，对外向藩镇集团妥协，以达到左右逢源的目的。通过这种手段，他们能够两头拿好处，形成政治联盟，瓜分国家资源。牛党表面上作出一副为国为民的样子，实际上则行蝇营狗苟之事。他们纵容宦官集团和藩镇集团对老百姓的盘剥，对挖国家墙角的行为不闻不问，使得唐朝内患越来越大。牛党名义上是要复兴经济，实际上搞的是虚假繁荣。经济利益的分配都限于三大集团中，他们发展经济就是帮助三大集团盘剥百姓，挖国家根基。这种行为久而久之，强大的唐朝就被他们搬空了。

从历史上的方方面面可以看出，牛党就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君子集团。他们打着维护和平的名义，却干着挖国家墙角的事。他们维护的是小集团和家族的利益，漠视的是唐朝的全国人民的国家利益。在他们的执政下，国家进入畸形的虚假繁荣，大部分发展的利益被上层小集团瓜分，阶层利益分配差距越来越大，为唐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患。他们用政治的手段掩盖腐败的本质，就像吸血鬼一样趴在人民的身上吸血，使得唐朝不堪重负。唐朝虽然是亡于藩镇兵灾，可这些灾难的背后，牛党及其背后的门阀残余势力是最大的幕后黑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