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随着罗布泊戈壁传来的一声巨响，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不仅意味着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也意味着在美苏争霸的格局中，新生的中国拥有了话语权和底气。

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荒凉的大西北升腾起第一朵蘑菇云，短短15年间，新中国的核事业从无到有，走过了一段艰辛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名字注定彪炳史册，而还有许多默默奉献的科学家，他们的精神随着科研成果流传了下来，但他们的名字却逐渐涅灭在了时间的回廊中。

被誉为“中国居里夫人”的王承书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从年少时在燕京大学求学，将物理学作为奋斗一生的事业，到留学美国后即便深受迫害也始终不改其志。

王承书先生将物理学知识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于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上绽放出了一朵浸润着血泪和汗水的花。

1912年，王承书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外公何芷舫是光绪年间的朝廷重臣，辞官归乡后一手建造了扬州著名的私家园林寄啸山庄。王承书的父亲同样是清末进士出身，于是在王承书出生后按照儒家五经的顺序，给二女儿取名为“承书”。

这个略带男气的名字寄托了王家长辈对这个体弱多病的女儿的殷切希望，然而或许他们也没有料到，这个自幼体弱的女孩能依靠着自己顽强的毅力和永不服输的精神，在男性占主导的领域，上演一场“巾帼不让须眉”的好戏。

在上海生活了没多长时间后，因为工作调动，王家举家北上来到了北京。

而北方干冷的气候却让虚弱的王承书身体每况愈下，从此药不离手。可也正是病痛的折磨磨砺出了王承书坚强的意志，在因病休学的情况下，王承书还是以优异的成绩初中毕业，顺利地升入了高中。

1930年，王承书从贝满女中毕业后考入了燕京大学。按照家中的想法，女孩子学习文学、艺术之类的专业显然是更好的选择，但王承书的选择却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她选择了燕京大学物理系，而她正是当年物理系13位入学新生中唯一的一个女生。

“现在正是物理学突飞猛进的时代，物理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的科学是不是发达的标志。我们中国的物理学非常落后，因此，我才要学习物理”。

王承书投身于物理学领域并非全然是兴趣使然，而是已经敏锐地预见了未来学术前沿和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

出生富裕的王承书虽然醉心于学习，但她同样关注时政、关注家国命运。家中所提供的资源使得她的视野更加开阔，而在慎重考虑后，她决定为长远计，为中国的科学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就这样，秉持着一颗热爱科学和济世报国的心，王承书在与同班男同学的竞争中丝毫不落下风。

在大学毕业时，王承书的成绩更是高居榜首，并获得了当年的金钥匙奖。而在这之后，她也选择了继续在大学深造，开始攻读她的物理学硕士学位。

从1930年到1936年，王承书一直在燕京大学求学。从学生到助教，王承书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女性的价值，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王承书遇到了自己的爱情，找到了自己一生的知己、爱人——著名高能物理学家张文裕先生。

张文裕和王承书的爱情起始于课堂中的一次偶然的意外，却最终归结于两人的志同道合和相互赏识。与钱钟书、杨绛先生充满浪漫气息的爱情不同，两位物理学家的结合没有太多的甜言蜜语，更多的只是陪伴和关怀。

张文裕先生给予了王承书充分的尊重，这种尊重既包括她作为一个妻子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也包括她作为一个物理学家在工作上的追求。也正是因为张文裕先生发自内心地对于女性的尊重，王承书才能在学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下定决心赴美留学，攀登知识的最高峰。

1941年，王承书经过重重波折后终于收到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的通知书，得以赴美留学。在密歇根大学，王承书师从物理学家乌伦贝尔，主要从事稀薄气体动力学方面的研究。

在这段求学生涯中，王承书与导师乌伦贝尔一起提出了“王承书——乌伦贝尔方程”。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王承书的这些研究成果当时没能冠上她的名字，但不可否认，在理论物理学学界，王承书绝对是位杰出的物理学家。

在密歇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王承书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从1936年离开北京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论是辗转西南还是远赴美国，王承书始终都关心着国内局势的变化。在她的心目中，她所有的知识和研究归根究底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报效祖国。

因此，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漂洋过海传到王承书的耳边时，王承书几乎按捺不住自己的思乡之心和报国热情，恨不得立马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

然而，美国当局早已对身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进行了严密的监控，而王承书和丈夫张文裕正是这份名单上的关键人物。

在那段渴盼归乡的日子里，中国的科学家们在美国遭受了许多的不公和迫害。在最沮丧的时候，就连丈夫张文裕都没有了信心，但王承书依然坚持一定要尽快回到中国去。

1955年，在中国政府同美国的多番交涉下，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先生一家得以返回中国，这也让身处困境中的王承书信心大增。她开始将自己的学术书刊和资料分批寄给国内的家人。据事后回忆，王承书为躲避美国政府的搜查，陆陆续续地寄出了的包裹多达300多个。

“我要亲自参加到创造条件的行列中，我的事业在中国”。1956年，王承书一家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在阔别故乡14年后，王承书终于踏上了她牵挂已久的土地。

回国后的王承书在北京安了家，在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理论研究室研究员的同时，王承书还兼任北京大学的教授。

对于国家的安排，王承书甘之如饴。她曾对她的学生说：“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而没过多久，一项艰巨的任务真的找上了王承书。

1959年，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先生筹建了热核聚变研究室，王承书也被借调到该室从事理论研究。当时国内在这一领域一片空白，钱三强找到王承书，希望她能专攻这一领域进行研究。

面对陌生的领域、面对已经不算年轻的46岁的年纪，王承书却在坚定地说出“我愿意”后，便带队登上了开往苏联的火车。

仅仅过了两年，王承书就成为了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并实现了我国在该技术上零的突破。也正是在这次研究中的成功转行，让钱三强先生看到了王承书身上无穷的潜力，继而向她提出了新的任务。

1961年，中国原子弹研究进入关键期，而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大量专家却让高浓度铀研究陷入瓶颈。不能分离出高浓度铀，中国的原子弹就不能升空，新生的中国也将时刻处在美苏的威胁之下，因此，研制高浓度铀势在必行。

这一次，钱三强又找到了王承书。核武器研发是机密中的机密，如果王承书接受了这项任务，这不仅意味着她要再一次接受科研转型的考验，还意味着她要离开丈夫和孩子，就此隐姓埋名。钱三强希望王承书慎重考虑，但王承书仍然毫不犹豫地说出了“我愿意”。

自此之后，那个声名赫赫的物理学家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王承书告别丈夫和孩子，只身一人来到了大西北，她转身的背影依然从容，但那清瘦的身姿却如白杨般挺拔、坚毅。

“我愿意”三个字代表着她放弃了自己多年打拼的事业、放弃了温馨友爱的家庭。她再也看不到丈夫含情脉脉的双眸，也听不到孩子对母亲的想念和呼唤。在这一刻，她不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只是祖国的女儿，是人民的孩子。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但对于王承书来说，她的事业还未停止。钱三强第三次找到王承书，希望她继续隐姓埋名、从事核研究，而结果也当然还是那三个字——我愿意。

从第一次来到浓缩铀生产工厂到之后继续核研究的许多年里，王承书几乎没有回过家，与丈夫天各一方的悲伤尚且还能忍受，而年幼的孩子却要被迫承受与母亲的分离。王承书与张文裕奋斗在不同的战线上，他们牺牲了小家的和乐换来了大家的安宁。

而当钱三强询问王承书有什么话要带给丈夫和孩子时，王承书也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回道：“没有”。

思念像一道闸门，只要放开便能汹涌成绵绵不绝的痛，王承书宁愿清醒地痛着，也不愿自己产生一丝的退缩情绪。

就这样，经历过人间富贵的“娇花”硬生生地成长为了戈壁滩上的“仙人掌”。王承书先生隐姓埋名30年，终于换来了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

而由于保密工作的必要性，在王承书先生生前，她的名字鲜为人知，一直到她逝世后，她的事迹才慢慢被发掘出来。也正是在这时，世人才知道，在中国也有这样一位类似于“居里夫人”的人物，为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无论任何条件下，坚决完成党交给我的任何任务，在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王承书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这样一句感人肺腑的话，字里行间充溢着一位党员对信仰的忠诚，更表达了一名中国人对祖国母亲无言而深沉的爱。

王承书先生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更是清贫的一生。出生书香门第的她，身上天然地带有了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为天地立心”的使命感，而在接受了西式的教育后，她身上又增添了许多现代女性自由开放的精神。

朴素而又坚定的王承书先生才是女权最好的代言人，敢于突破性别的固有偏见、敢于突破传统的女性认知，并能在自己选择的事业上做出一番事业来，王承书先生的故事远非一句“爱国”能够概括，而我们能从她身上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