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指出,“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的学科专业布点”,“每年根据社会人才需求、学校办学定位、办学条件等,对本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进行专题研究”。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从重视数量到重视质量,从规模扩张到结构优化,高校的专业设置如何优化调整,已经成为日趋重要的议题。
从近年来公开的信息来看,地方政府和高等院校对这一问题都十分关注,改革的力度也在持续加大。然而,很多高校在如何科学、合理地开展专业优化调整上仍存在较多困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妨把注意力放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看看美国的高校是如何进行专业调整的。本系列包含三篇文章,首篇文章将从影响力较广的两个理论模型开始谈起,第二篇文章将从咨询机构视角介绍专业优化调整的落地步骤,最后一篇内容将提供部分美国高校专业结构调整的实践案例。
特别说明:由于高等教育制度有较大差异,美国通常使用的“Program”一词,并不能和国内的“学科”或”专业“准确对应。并且,在不同类型的大学中,“Program”的含义也有细微的差别,大致可以理解为学生在某一专业领域学习的一系列课程的组合方式,比较接近国内高校“专业”的概念。为了简化表述,在本文中,统一用“专业”来表示。
01迪克森的排序模型:对一所高校所有专业综合排名
在1999年出版的《学科优化与服务:调配资源以实现战略平衡》(“Prioritizing Academic Programs and Services: Reallocating Resources to Achieve Strategic Balance”)一书中,罗伯特·迪克森指出,高校不应满足于几年一次的专业评估,而应对于全部专业进行综合评价和排名,以决定在资源分配(主要指经费投入)上的优先级。也就是说,迪克森的重点并不是一个专业该如何改善提升(专业建设),而是着眼于全校的专业结构该如何优化。在实践中,部分美国高校已经应用了迪克森的理论和方法,例如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温斯顿赛莱姆州立大学等。
在迪克森的模型中列出了9项关键评判标准,以下是具体指标体系:
迪克森的模型非常全面,涉及的指标较为综合,基本上涵盖了一个专业从投入到产出的方方面面。并且,模型所涉及的多数指标都可以量化。但是不同模块的划分略有重叠之处。此外,过多的指标一方面对信息收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对具体专业形成定性判断。
迪克森的模型体现了结果导向的思维。在涵盖的指标方面,与国内的学科专业评估相比,极少涉及基础条件等维度,比如大家都熟悉的生均建筑面积、实验室面积、设备设施等。迪克森模型中的多数指标,都和办学成果有着较为直接的关系,比如毕业生和雇主的满意度评价等。
迪克森的模型中的很多指标,对于中国高校也具有借鉴意义。尤其是“外部需求”这一部分,和我国高等教育要支撑产业发展和地方经济建设的内在逻辑,是高度一致的。当然,也有些指标,对于中国高校的适用性不强,比如毕业率、捐款数量等。
02QPC模型:着眼于长期的资源分配
QPC模型是由康姆托克和布克在2009年首次提出的,康姆托克和布克认为迪克森的模型过于强调经济因素,对于培养质量的考虑不足。因此,QPC模型借鉴了质量管理的很多思想,比如“透明度、可问责、质量保障和质量提升”等。这一模型着眼于让学校针对不同专业建立长期的资源分配计划,以实现财务目标和培养质量之间的平衡。
QPC模型是从三个主要维度,即质量、潜力和成本来对不同专业进行分析的,其具体指标如下:
QPC模型通过对上述指标的综合数据收集,最终会对每一个专业在“质量、潜力、成本”三个维度上形成“高、中、低”三种等级评价,共有27种组合方式,具体示例如下 (其中的专业名称仅为举例):QPC模型聚焦在三个维度上,简化了决策过程,并且通过三个维度的等级评分对一所学校所有专业进行分类,有利于做出明确的判断。这种分类分层级的方式,有助于学校对具体专业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比如新增、发展、缩减、裁撤或合并等。
QPC的模型简洁并易于理解,但是需要看到,不同学校的发展阶段和关注点不同,这一模型未必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比如陷入财务困难的学校,可能更需要关注财务指标;而新建学校,可能更需要关注专业的发展潜力等。
QPC模型只是提出了一些观测的维度,在具体指标设计上,没有给出详细的建议。举例来说,“国家和地方需求”涵盖的内容就非常之广,需要进一步设计明确的二级和三级指标。此外,将定性描述通过综合计算转化为等级判断,也需要大量后续工作的支持。(关注微信公众号“新锦成”,了解更多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