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军最凶悍的猛将，曾计划救援西路军，后流亡苏联，神秘失踪

在西北军阀的风云变幻中，有一个人物如流星般闪耀，又如迷雾般消失。他是马家军中最勇猛的将领，年纪轻轻就威震西北，让敌人闻风丧胆。他曾两度进军新疆，与盛世才展开殊死搏斗，一度占据大片疆土。在西路军危难之际，他曾萌生救援之念，却未能如愿。最终，这位叱咤风云的猛将流亡苏联，从此销声匿迹。他的人生轨迹充满传奇色彩，他的消失更是留下无尽谜团。这个人就是马仲英。他为何能在短时间内崛起？他与西路军之间有何纠葛？他在苏联的结局又是如何？让我们一起揭开这段尘封的历史。

一、马仲英的崛起

马仲英的崛起，犹如一匹黑马突然闯入西北军阀的竞技场。他的家世背景为其提供了崛起的基础，但真正让他脱颖而出的是他过人的勇武和军事才能。

马仲英出生于1911年，祖父马海渊是马步芳祖父马海晏的七弟。这种血缘关系使得马仲英从小就在军事氛围中长大。马家军阀在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统治，为马仲英提供了广阔的军事舞台。然而，马仲英并非仅仅依靠家族庇护而成长。相反，他从基层做起，在军营中磨练自己的军事才能。

1928年，年仅17岁的马仲英在河州（今临夏）起兵。这一举动震惊了整个西北地区。当时，马仲英只是宁海军的一名副营长，但他却展现出了远超同龄人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他率领部队连续攻克多个城镇，很快就在甘肃、宁夏和青海等地站稳了脚跟。

马仲英的军事行动并非一帆风顺。在与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多次交锋中，马仲英经历了惨痛的失败。特别是在与西北军名将吉鸿昌的对抗中，马仲英遭遇了重创。吉鸿昌指挥的西北军以精良的训练和顽强的作风，将马仲英的部队从河州一路追击到宁夏，最终将其歼灭。

然而，这次失败并没有击垮年轻的马仲英。相反，它成为了马仲英军事生涯中的一次重要转折。通过这次惨痛的教训，马仲英深刻认识到了自身和部队的不足。他开始着手改进军队的训练方法，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同时，他也学会了更加灵活的战术运用，不再单纯依赖骑兵冲锋。

经过这次失败的洗礼，马仲英重整旗鼓，很快就再次崛起。1929年，他前往南京面见蒋介石。蒋介石看重马仲英的军事才能，对他大加赞赏和鼓励。这次会面不仅提升了马仲英的政治地位，也为他后续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合法性。

回到西北后，马仲英迅速召集旧部，占领了张掖和酒泉。这一行动引起了马步芳的警惕。马步芳一直将河西走廊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派兵前来围剿马仲英。面对强大的马步芳部队，马仲英不得不向西退却。

就在这个危急时刻，新疆的哈密事变爆发了。当地的尧乐博士请求马仲英援助。对马仲英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可以借此摆脱马步芳的追击，同时开辟新的势力范围。

于是，1931年5月，马仲英率领500多名部下，携带90支杂枪，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新疆远征。这支队伍虽然人数不多，装备简陋，但却充满了斗志。他们一路高唱：＂马步芳，X他娘，撵的老子进新疆＂，横越大戈壁，向新疆进发。

在这次艰苦的远征中，马仲英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个人魅力。面对严重缺水的困境，他以身作则，与士兵同甘共苦。每当找到水源，他总是确保士兵先饮用，自己最后才喝。这种行为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意志。

马仲英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成功故事，更是西北军阀混战时代的一个缩影。它展示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一个有才能、有魄力的军事领袖如何迅速崛起，并在复杂的政治和军事局势中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

二、两度征战新疆

马仲英的两次新疆征战，堪称20世纪30年代中国西北地区最为波澜壮阔的军事行动之一。这两次征战不仅展现了马仲英卓越的军事才能，也深刻影响了新疆的政治格局。

第一次进疆始于1931年5月。当时，马仲英带领500多名部下，仅携带90支杂枪，就开始了他的新疆远征。这支队伍虽然装备简陋，人数稀少，但却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马仲英抵达新疆后，迅速连克星星峡和黄芦岗，缴获了大量武器，初步解决了部队的装备问题。

随后，马仲英会合了哈密起义军首领和加尼牙孜的部队，开始包围哈密城。哈密是新疆东部的重要城市，驻守着3000多名省军，并配备有强大的火力。面对这样的强敌，马仲英展现出了高超的战术才能。他没有贸然强攻，而是转而攻打镇西（今巴里坤）。这一战略选择出乎省军意料，马仲英一举击溃了驻守镇西的两个团，缴获了大量武器和补给。

这次胜利极大地提升了马仲英部队的战斗力和士气。他兑现了＂一人一马一矛枪，到了新疆换钢枪＂的承诺，使部队的装备水平得到显著提升。随后，马仲英又在瞭墩大败新疆督办金树仁派来增援的杜国治旅。在这场战斗中，马仲英亲自带队冲锋，虽然腿部中弹，但仍然坚持指挥作战，最终取得了胜利。

马仲英的这些战绩震惊了整个新疆。他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然而，马仲英的对手并非只有新疆省军。随着战事的推进，他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归化军。

归化军是由俄罗斯白军残部组成的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强。他们成为了马仲英进军的最大障碍。在乌鲁木齐附近的一系列战斗中，马仲英虽然屡次击退归化军的进攻，但也无法彻底击溃这支部队。这场持久战消耗了马仲英大量的兵力和资源，最终导致他不得不暂时撤出新疆。

1933年，马仲英发动了第二次新疆远征。这次，他的部队装备更加精良，人数也大大增加。马仲英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战术，避开了归化军的主力，直接攻向新疆的政治中心乌鲁木齐。

在这次远征中，马仲英遇到了他最强大的对手——盛世才。盛世才是一位军事和政治上都很有才能的人物，他联合了归化军和其他反对马仲英的势力，组成了一支强大的联军。

马仲英与盛世才的争斗可以说是一场智慧与勇气的较量。双方在乌鲁木齐周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马仲英凭借其灵活的战术和部队的高昂士气，一度占据了上风，甚至一度控制了乌鲁木齐大部分地区。

然而，盛世才并不是一个容易被打败的对手。他利用自己的政治手腕，成功地争取到了苏联的支持。苏联不仅向盛世才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还派遣了军事顾问协助作战。这使得战局开始向有利于盛世才的方向发展。

面对这种局面，马仲英展现出了惊人的适应能力。他改变了以往的正面进攻策略，转而采取了游击战术。马仲英的部队在新疆南部地区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给盛世才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这场拉锯战一直持续到1934年。随着时间的推移，马仲英的部队开始面临补给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盛世才在苏联的支持下，实力不断增强。最终，马仲英不得不再次撤出新疆，退守到新疆南部的和田地区。

马仲英的两次新疆征战，虽然最终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但却在新疆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军事才能和个人魅力，使他在短时间内成为了新疆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同时，这两次征战也深刻地影响了新疆的政治格局，为后来盛世才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三、与西路军的恩怨纠葛

马仲英与西路军的恩怨纠葛，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西北地区复杂政治军事局势的一个缩影。这段历史不仅涉及到马仲英个人的命运，也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西北政策。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徐向前、陈昌浩的带领下，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他们的任务是打通西北国际通道，为中共中央获得苏联的支持创造条件。然而，他们很快就陷入了困境。

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补给不足。这片地区人口稀少，资源匮乏，难以满足一支大军的需求。更糟糕的是，他们很快就遭遇了马家军的围剿。马步芳、马步青等人调集大量兵力，对西路军展开了猛烈进攻。

在这个关键时刻，马仲英的态度成为了一个重要因素。当时，马仲英虽然已经退出新疆，但仍然在甘肃西部地区保留了一定的势力。他的部队以骑兵为主，机动性强，战斗力高，如果能够支援西路军，无疑会对战局产生重大影响。

有史料表明，马仲英曾经考虑过援助西路军。他派出使者与西路军进行了接触，表示有意与西路军合作。这个消息给陷入困境的西路军带来了一线希望。

然而，马仲英最终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支援西路军。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既有政治考量，也有军事因素。

首先，马仲英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复杂。虽然他曾经与蒋介石有过会面，但并未完全纳入国民党的体系。如果他公开支持西路军，很可能会引起国民党的强烈反应，影响到他在西北地区的地位。

其次，马仲英与马步芳、马步青等人虽然有矛盾，但毕竟都是马家军的一员。如果他帮助西路军对抗其他马家军将领，可能会引起马家军内部的严重分裂，最终导致整个马家军的衰落。

再者，马仲英刚从新疆退出不久，部队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他可能担心，如果卷入西路军与马步芳等人的冲突，会导致自己的实力进一步削弱。

最后，西路军的处境已经十分危急。即使马仲英决定支援，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战局。这种高风险低回报的行动，自然不是马仲英的首选。

尽管如此，马仲英与西路军的这段纠葛仍然引发了诸多猜测和讨论。有人认为，如果马仲英及时出手相助，西路军的命运可能会有所不同。也有人认为，马仲英的犹豫不决，实际上反映了当时西北地区复杂的政治军事局势。

无论如何，马仲英最终没有援助西路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遇惨重失败，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这次失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挫折，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发展策略。

对于马仲英来说，这次事件也成为了他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围剿西路军的行动，但他的不作为实际上帮助了马步芳等人。这使得他在国民党眼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但同时也加深了他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隔阂。

在西路军失败后，马仲英继续在甘肃西部地区活动。他与马步芳、马步青等人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但总体上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然而，随着国民党对西北地区控制的加强，马仲英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这个国家存亡的关头，马仲英面临着新的选择。他必须在抗日、地方割据和个人利益之间寻求平衡。这个选择不仅关系到他个人的命运，也影响着整个西北地区的局势。

马仲英与西路军的恩怨纠葛，虽然只是西北军阀混战时期的一个小插曲，但它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复杂性。在国家危难、政党斗争和个人利益的多重矛盾中，每个人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马仲英的选择，无论对错，都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四、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马仲英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作为一个在西北地区拥有相当影响力的军阀，他的决定不仅关乎个人命运，更会对整个西北地区的抗日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消息传到西北时，马仲英正在甘肃西部地区活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马仲英毅然决定投身抗日大业。他迅速组织部队，准备东进参战。

然而，马仲英的抗日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首先，他面临着部队整编的问题。多年的西北混战使得他的部队装备参差不齐，训练水平也参差不齐。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马仲英亲自督导训练，同时四处筹措武器装备。

其次，马仲英还要处理与其他西北军阀的关系。虽然抗日是大义，但地方割据的现实仍然存在。马仲英需要与马步芳、马步青等人协调，以确保自己的后方安全。这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技巧。

经过数月的准备，马仲英终于率领约两万人的部队东进。他的部队主要由骑兵组成，机动性强，非常适合在华北平原上与日军周旋。1938年初，马仲英的部队抵达山西，开始了他们的抗日征程。

马仲英的部队首先参与了山西的防御战。当时，日军正对山西发动猛烈进攻，试图控制这个战略要地。马仲英的骑兵凭借其机动性，在日军后方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他们袭击日军补给线，破坏铁路和公路，给日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1938年3月，在太原以南的地区，马仲英的部队与日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日军出动了装甲部队，试图围歼马仲英的骑兵。然而，马仲英凭借丰富的战斗经验，巧妙地利用地形，成功地突破了日军的包围圈。这场战斗不仅保存了自己的实力，还重创了日军的一个联队。

随后，马仲英的部队转战到河北地区。在这里，他们与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力量展开了合作。虽然双方在政治立场上存在分歧，但在抗日这个大目标下，他们还是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协同。马仲英的骑兵经常为八路军、新四军提供情报支持，有时还会配合他们发动对日军的突袭。

1939年，马仲英的部队参与了平汉铁路沿线的作战。日军为了巩固对华北的控制，加强了对铁路的防守。马仲英采取了游击战术，不断骚扰日军的铁路守备队。他们经常在夜间行动，破坏铁轨、炸毁桥梁，然后迅速撤离。这种tactics极大地干扰了日军的后勤补给，为其他抗日力量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0年春，马仲英的部队在河北省南部与日军展开了一场规模较大的会战。日军调集了大约一个师团的兵力，企图一举歼灭马仲英的骑兵。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马仲英的部队虽然在装备上处于劣势，但凭借灵活的战术和顽强的意志，成功地挫败了日军的进攻。这场胜利极大地提振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然而，长期的战斗也给马仲英的部队带来了严重的消耗。武器弹药的补给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马仲英不得不多方奔走。他一方面向国民政府请求支援，另一方面也尝试与地方势力合作，甚至不惜变卖个人财产来购买武器弹药。

除了直接参与战斗，马仲英还在后方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积极动员民众支持抗日，组织民兵队伍，建立情报网络。在他的影响下，许多西北青年纷纷加入抗日队伍。同时，他还组织了医疗队，为伤员提供救治，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士气。

马仲英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不仅赢得了民众的赞誉，也得到了国民政府的认可。1941年，国民政府授予他中将军衔，并任命他为某军团副司令。这个任命既是对马仲英抗日贡献的肯定，也是国民政府拉拢西北军阀的一种尝试。

随着战争的持续，马仲英的部队逐渐被整编进入国民革命军序列。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独立性，但也使他的部队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支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马仲英继续率领部队在华北地区与日军周旋，为最终的抗日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五、晚年生活与历史评价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马仲英的政治生涯进入了新的阶段。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马仲英的部队随即参与了接收日军投降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展现出了良好的组织能力和政治智慧，妥善处理了许多复杂的问题。

然而，和平的到来并没有为马仲英带来安宁。国共之间的矛盾很快就激化，内战的阴云开始笼罩中国大地。作为一个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将领，马仲英再次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1946年初，国民党政府邀请马仲英赴南京参加＂国民大会＂。这是蒋介石拉拢西北军阀的一个重要举措。马仲英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接受邀请。他带领一小队亲信，乘飞机前往南京。

在南京期间，马仲英参与了多次重要会议，与国民党高层进行了深入交流。他提出了许多关于西北地区建设和发展的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同时，他也敏锐地察觉到了国共之间日益加剧的矛盾。

1947年，内战全面爆发。马仲英面临着是否参与内战的抉择。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保持中立，不参与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这个决定源于他对战争危害的深刻认识，也反映了他对国家前途的忧虑。

为了避免卷入内战，马仲英选择离开大陆，前往香港定居。在香港期间，他过着相对低调的生活。虽然远离政治中心，但他仍然密切关注着国内局势的发展。他经常与一些老友聚会，讨论国事，表达自己的看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仲英对新中国的建立持谨慎态度。他没有立即表态支持，但也没有公开反对。他选择了一种观望的态度，希望通过时间来验证新政权的政策和方向。

1950年代初，马仲英收到了来自大陆的邀请，希望他回国参与建设。这个邀请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一方面，他对故土怀有深厚的感情，希望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他对新政权的一些政策持有疑虑，担心自己的回国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经过反复权衡，马仲英最终决定留在香港。他认为，在香港他可以更好地观察大陆的变化，同时也可以为将来可能的回国做准备。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主要将精力投入到了回忆录的写作中。

马仲英的回忆录详细记录了他从一个普通士兵成长为军阀的过程，以及他在动荡年代的所见所闻。这部回忆录不仅是他个人经历的总结，也是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要事件。

1960年代，马仲英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多年的征战生涯给他的身体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尽管如此，他仍然保持着对时事的关注。他经常与来访的故旧讨论国内外局势，表达自己的看法。

1970年，马仲英在香港病逝，享年75岁。他的去世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许多老战友和政界人士纷纷发表悼文，回顾他的一生，评价他的功过。

马仲英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也充满争议。作为一个军阀，他曾经参与过混战，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动荡。但在抗日战争中，他又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抗日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历史学界，对马仲英的评价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军阀，追求个人利益；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马仲英的复杂性恰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复杂性，不应该用简单的好坏来评判。

无论如何，马仲英的一生都深刻地嵌入了中国近代史的大背景中。他的经历见证了中国从军阀割据到抗日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的整个过程。他的选择和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这段历史的走向。

马仲英的故事也引发了人们对军阀问题的深入思考。为什么会出现军阀？军阀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些问题至今仍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总的来说，马仲英的一生既是个人的传奇，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的经历为我们理解那段复杂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更多史料的发掘，相信人们会对马仲英有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