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朱总司令一起干革命
1927年夏天那会儿，国共两家不合作了，国民党管的地儿就变得特别吓人。到了8月1号一大早，南昌城里突然枪声大作，是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他们带着人发起的起义。这一闹，就算是共产党自己挑头打天下的头一炮了。
起义的队伍在南昌没待多久，就照着中共中央的之前安排，动身往广东走，想重新建起广东的革命地盘，再拿下出海口，好找国外的帮忙。南昌起义的动静刚消停点儿，部队正要离开南昌的时候，有个才十八岁的江西学生娃，叫李井泉，他做了个能影响他一辈子的大决定。
他赶紧买了些红布，自己动手做了个简易的标志，来表达自己参加革命的坚定心意。接着，他二话不说就加入了要往南打的起义队伍，被分到了朱德带的那部分军队里。
往南走的路上特别艰难，起义的队伍被国民党的军队团团围住，还不停地追赶。他们不仅要跟高温、疾病斗争，还得想办法解决东西不够用的问题。在江西的瑞金、会昌这些地方，队伍跟敌人打了好几仗，虽然有时赢有时输，但伤亡真的不小。等他们到了广东，主力在潮汕那边吃了个大亏，结果大部分人都被冲散了。
朱德、陈毅他们带着一部分起义的队伍，经过一连串苦战和转移，总算是留下来了。他们在闽粤赣湘交界的那些大山里头，不停地打游击。就算环境再苦再难，他们也咬牙坚持，一边打仗，一边还不忘给队伍做思想工作，整顿组织。
这段“赣南三次整编”的过程，对安定部队情绪、留住革命希望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李井泉身为队伍里的一份子，亲身经历了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斗争的那段艰难岁月。他从一名单纯的学生，慢慢锻炼成了一名身经百战的革命战士。
战火纷飞那些年：晋绥大青山上的英勇事迹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晋绥大青山这片土地上，英雄儿女们纷纷挺身而出，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智慧。他们不畏艰难险阻，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家园的安宁，舍生忘死，奋力拼搏。在大青山的崇山峻岭之间，这些勇士们穿梭往来，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他们利用熟悉的地形，巧妙地与敌人周旋，给敌人制造了无数的麻烦和困扰。每一次战斗，他们都全力以赴，誓死保卫这片热土。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晋绥大青山上的英雄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他们的英勇事迹，至今仍然被人们传颂着，成为了激励后人不断前行的强大动力。总之，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见证了晋绥大青山上的英勇与无畏。这些英雄们的事迹，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激励着人们不断追求自由、和平与正义。
抗日战争一打响，中国大片土地就成了打退日本鬼子的主阵地。李井泉的革命路，也从南边走到了北边，一头扎进了在敌人后方建立并稳住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战斗里。转眼到了1938年，晋绥边区这块连接华北和西北的关键地方，成了八路军在敌后打游击战的重要基地。
这儿的战斗局势相当棘手和恶劣。一方面，日军靠着他们先进的武器和狠毒的手法，不停地对咱们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清剿”，还搞了个严密的“封锁战术”，就是想把根据地的地盘给切分开、挤压缩小，最后给毁掉。另一方面呢，晋绥这块地方地形特别多样，有吕梁山那陡峭险峻的山脉，也有挨着归绥那边相对平坦的平原和起伏的山丘，到了冬天，那天气冷得可不是一般二般的。
那时候，天气冷得要命，温度一下子能掉到零下四十度左右，这给部队的日子、行动和打仗都造成了特别大的麻烦。就是在这种超级难搞的情况下，李井泉接下了在晋绥地区干大事的任务。他带着一支游击队，在大青山那一片活动。大青山这块地方，在绥远省，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中间部分，位置关键得很。往南呢，能帮上晋西北根据地的忙，往北呢，能和蒙古族的抗日队伍接上头，往西还能给日伪军占着的归绥、包头这些大城市添堵。
在大青山这里建立个立足之地真不容易。不仅要抵挡日伪军的武力打压，还得巧妙周旋当地的各路政治势力，特别是要跟蒙古族的上层大佬们处好关系。李井泉靠着他的沟通技巧和说服力，说动了蒙古的王爷，让他们给开了路，最终在大青山这块地方站稳了脚跟，建立起并稳住了这个关键的抗日大后方。
大青山根据地一建立，就像是把锋利的匕首直插日军在绥远的核心地带，给整个华北敌后的战斗带来了大力的支援。日军本来觉得大青山是个迈不过去的坎儿，打算把它给“清除”掉，但李井泉带着的军民，靠着对地势的熟悉、机动的游击打法和顽强的精神，一次次地把敌人的计划给打破了。
贺龙将军，当时晋绥军区的头儿，对李井泉有这么一句评价：“井泉啊，他既能舞文弄墨，又能上阵杀敌，真是个全能型人才！”这句话，其实就是夸他在建设根据地、搞政治工作，还有应对各种复杂情况上，都挺有一套。
守护生命线：东北的“大管家”创造奇迹在东北这片热土上，有一位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大管家”的人物，他负责守护着整个区域的生命线——各项后勤保障工作。他的努力与智慧，为这片土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奇迹。“大管家”深知，后勤工作就是确保一切运行顺畅的基石。他精心规划，细心安排，从物资供应到设备维护，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在他的管理下，东北地区的后勤保障体系如同一张紧密相连的大网，稳稳地支撑起了整个区域的运转。他深知时间就是效率，因此总是争分夺秒地工作。无论是严寒的冬日还是酷热的夏日，他都坚守在岗位上，亲自督战，确保每一项任务都能按时完成。他的这种敬业精神，深深地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让整个团队都充满了干劲。在他的带领下，东北地区的后勤保障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物资供应充足及时，设备维护得当，各项工作都进行得井井有条。这些成就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更为整个区域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大管家”的辛勤付出，换来了东北地区的繁荣发展。他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了大家口中的佳话。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道理：只要用心去做，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他的这份坚持与努力，正是创造东北奇迹的关键所在。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紧接着就卷入了另一场大战——解放战争。东北地区因为资源多、工业基础好，再加上地理位置关键，立马就成了国共两边抢夺的重点。斗了好几年之后，时间来到了1948年，中国共产党带着的人民解放军，在东北那片战场上，已经占据了上风。眼看着，一场能定输赢的大仗——辽沈战役，就要打响了。
大战眼看就要打响，好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军队，吃的、穿的、住的、用的，还有枪炮子弹，都得靠一个靠谱又强大的后勤来保障。特别是在东北那旮旯，冬天冷得要命，对打仗来说真是个大难题。李井泉呢，他已经在东北当头头了，他在搞后勤这块儿，那真是有两把刷子，组织和建设能力杠杠的。
针对大战在即，军需物资紧缺的情况，李井泉想了个新招，他决定在东北直接建起军工生产链。你猜怎么着？短短三个月，他就带着人建好了十二家军工厂。这些军工厂一建起来，东北解放军的自给自足能力那是嗖嗖往上涨，给前线部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枪炮子弹。
说白了，多亏了李井泉的指挥，东北后勤那块儿是忙得热火朝天。他们得赶在冬天冻得人直哆嗦前，给要参加辽沈战役的第四野战军准备冬装。你猜猜，他们弄了多少套？整整三十万套！这些冬装啊，简直就是战士们在东北那鬼天气里，零下几十度还能保持战斗力的救命稻草，作用大得很。
多亏了李井泉负责的后勤部门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林彪带领的东北野战军，也就是后来的第四野战军，才能在辽沈战役等一系列战斗中，不畏风雪，战胜严寒，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最终赢得了耀眼的胜利。
治理成都：功绩亮点与“粮食调配”争议在成都担任主要领导期间，他推动了一系列建设举措，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从城市规划到民生改善，每一项工作都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和务实精神。在他的带领下，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居民的生活质量也有了显著提升。然而，在治理过程中，也发生了一起关于“粮食调配”的争议。当时，为了应对一些地区的粮食短缺问题，他做出了一系列调配决策。这些决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危机，但也引发了一些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调配过程中存在不公平现象，导致部分地区的民众感到不满。面对这些争议，他保持了冷静和理性，积极与各方沟通，努力寻求解决方案。最终，通过一系列调整和优化措施，他成功地平息了风波，恢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总的来说，他在成都的治理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功绩，同时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和争议。但正是这些经历，让他更加成熟和稳健，为未来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就迈入了和平搞建设的新阶段。军队也开始往正规化上发展，到了1955年，人民解放军头一回搞起了军衔制度，不少打仗打得好的高级将领都拿到了元帅、大将、上将这些军衔。就像李井泉的一些老战友，比如跟他一起在晋绥打过仗的贺龙，就被评上了元帅军衔。
这时候的李井泉，工作重点已经从部队转到了地方政府，挑起了党政要职的大梁，所以没能赶上这次授衔。从五十年代初算起，李井泉在四川扎扎实实干了十七年，成了新中国里掌管大省时间最久的领导人物之一。
李井泉是省委的一把手，他亲自参与并带头搞了这一阶段的许多大决策和建设大项目。在他的带领和催促下，四川甚至整个西南地区都搞起了好多有长远好处的基础设施。就比如说，连接四川两个大城市成都和重庆的成渝铁路，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就开始修了，1952年就全修好了通车了。李井泉作为四川的领导，在铁路怎么建、怎么保障，还有建好以后怎么运营这些方面，都出了不少力。
另外，从六十年代中期起，国家搞起了“三线建设”的大战略。在这个背景下，李井泉大力推动了在四川攀西那边建个大钢铁厂——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决定和准备事项。攀枝花这个基地的搭建，是国家为了搞好工业布局、加强国防实力的重要大动作，对挖掘利用四川那边丰富的矿产、拉动地方发展来说，是个特别重要的节点。
李井泉管理四川那会儿，刚好国家碰到了“大跃进”还有紧接着的三年难关，就是1959年到1961年那段时间。全国都闹经济困顿，粮食也不够吃，四川作为种粮食的大省，压力也是山大。因为全国粮食都紧缺，中央就让四川这些粮食多的地方往其他地方送粮食，帮帮那些粮食不够的省份和城市。李井泉作为四川的头儿，他听了中央的话，调了不少粮食出去。有资料说，总共调出去的粮食有147亿斤，换算下来就是735万吨，这个数目简直惊人，差不多是四川两年吃的粮食总和了。
这么大批量的粮食外调，肯定让四川本地的粮食问题变得更严峻了，带来了不少大麻烦和人口减少的问题。这事儿也成了李井泉管理四川时最有争议的一个事儿，到现在都还是历史学家们研究和争论的重点。1962年初，为了总结“大跃进”之后的得失，“七千人大会”召开了。在那会上，中央的领导人们坦诚地说了自己在工作上的错误和造成的糟糕后果。
在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主动把担子往自己身上扛，这时候，李井泉也爽快地站了出来，直接说：“四川调粮那事儿，是我拍板决定的，责任得算我头上。”
特别组合：“直属上司”和“资深手下”在职场上，有这么一对特别的搭档——一个是你的“直属上司”，另一个则是他的“资深手下”。他们之间的关系，既像师徒，又像战友，共同在职场上携手前行。这位直属上司，他手握决策大权，对你的工作有着直接的指导和管理责任。他经验丰富，眼光独到，总能在关键时刻给出明智的建议。而那位资深手下，他则是团队中的老将，虽然职位不高，但经验丰富，技术过硬，是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他们之间的合作，简直是天衣无缝。直属上司负责把握大局，制定战略，而资深手下则负责具体执行，将上司的意图转化为实际行动。在工作中，他们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共同成长。这对搭档的默契，让人羡慕不已。他们之间的沟通和协作，总是那么顺畅和自然。无论是面对困难还是挑战，他们都能携手应对，共同克服。他们的成功，不仅得益于个人的能力和才华，更得益于他们之间的信任和默契。这就是“直属上司”和“资深手下”这对特别搭档的故事。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在职场上，一个好的搭档是多么的重要。
到了六十年代中叶，李井泉的工作和一位大名鼎鼎的将军彭德怀有了特别的联系。1965年那会儿，彭德怀元帅重新出来工作，接手了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位子。巧的是，李井泉当时正好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的一把手，也就是说，他成了彭德怀的直接上司。
两位都以正直闻名遐迩的老革命家、老朋友，在新的工作岗位携手并肩。他们齐心合力投入到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中，工作中配合得天衣无缝。不过，在关于三线建设的具体安排和策划上，两人也曾有过针锋相对的讨论。
据说，李井泉为了让持有不同规划看法的彭德怀改变主意，不辞辛劳，连夜开车跑了六百公里，直接赶到现场进行深入考察。他凭借自己亲自收集到的一手资料和实际情况，最终成功说服彭德怀，对原先的厂区规划方案进行了调整。
李井泉不仅在军事、政治搞建设，还有在经济上出力，他对保护文化也特别上心。在成都那会儿，他亲自张罗修复了大名鼎鼎的杜甫草堂。修复时，他特别叮嘱得按历史原样来，让工匠们照着宋朝的《营造法式》来重做那柴门，就连门环上的铜绿，都得做得跟真的一样，要有那种历史的老味儿。
李井泉晚年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当上了副委员长，级别达到了副国级。可他啊，还是保持着老红军、老党员那种简简单单的作风。他身边的人记得，有次秘书见他穿的中山装袖口磨破了，就提议他换件新的。李井泉却摆摆手说：“领口袖口补补就行，衣服前胸后背还板正着呢。”他这一辈子，都是这样克己奉公，廉洁自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