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闻捷：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一）
（《戴厚英文集》选读）
作者：戴厚英
图为年轻时的戴厚英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吴中杰、高云主编《戴厚英文集·自传·书信》（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年 1 月版）书中的第一部分《性格·命运·我的故事》第五、六、七、八章。现大标题是本刊另拟的，各小节标题不变，只将原序号删除。
戴厚英，女，1938 年生，安徽颍上人。1956 年考进华东师大中文系，在积极参加文艺与思想论争中得一外号“小钢炮”。毕业前就被借调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室（后为研究所）工作。文革中先保上海市委，后成为上海作协造反派头头，却又因卷入“炮打张春桥”事件而遭批判。文革后调上海大学文学院任教。在短暂的写作生涯中著有《人啊，人》《诗人之死》《空中的足音》《往事难忘》《锁链，是柔软的》等七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两部散文随笔集、半部自传。1996 年被她好心关照的家乡晚辈入室劫财时将她连同在她家暂住的侄女一起杀害。
又要劳动改造了：“四个面向”
所谓“四个面向”，是“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的简称，是在知识分子中开展的“上山下乡”运动。
动员的时候，口号是动人的，像动员红卫兵“上山下乡”一样，说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可以大有作为，实际上则是解决就业困难和分散开始不大驯服和安分的知识分子、大中学生的策略。
上海作家协会要动员我们去的地方有农村又有工厂，前者去东北吉林和黑龙江，后者一部分去新建的南京梅山铁矿，一部分去上海工厂。余下的，则等着下“五七干校”。我们全都报了名，而且都要求到最艰苦的边疆去。别人是怎样想的，我不知道，我报名的动机是清楚的：
首先，是不能不报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每一个号召都要无条件地执行。不报名，要你去你能不去？
其次，我对未来的斗争渐生恐惧，害怕受到更大的冲击。
再次，认为到农村以后可以接触生活，说不定将来还能写出一些作品来呢。在机关长期呆下去，业务便完全荒废了。我不能忘情于文学。
我想，这样的结果决不是无意的：我们研究所的青年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得到了这份荣幸，对立的一派都很少有这样的光荣。我和那一位在工宣队进驻后有了“当俘虏”的感觉的女同事被派得最远，她去黑龙江，我去吉林。她的丈夫当时已被划为“反革命”；我是什么，还不清楚。至少不是革命所需要的人了。
但是我愿意去。虽然戴上大红花上街游行欢呼的时候止不住伤心流泪。但是当时我的个人生活正面临严重危机。我丈夫突然提出来要和我离婚！
自从文革开始以后，我们的小家庭就处在极为动荡之中。他是当地造反派的大头头，因为武斗而东躲西藏，我们经常无法联系。1968 年的春节前夕，他突然来信说，他觉得配不上我，想与我分手。我不知就里，以为我在什么地方伤害了他，拼命反省、检讨自己，不同意分手。这之后，他的弟弟结婚，到上海向我要钱，为了维护家庭，我发着高烧还在夜晚敲开三位同事家的门，借了 150 元钱交给他弟弟拿走。但是，不久我就从朋友处得知，他要求离婚是真的，因为他的感情已经完全转移。
可以想象这件事对我的打击。我结婚的时候是没想到离婚的，现在也不肯离。
我对我们“青梅竹马”的爱情仍然怀着浪漫的执著，更何况我们可爱的女儿刚刚四岁。
为了挽救婚姻，我作了极其屈辱痛苦的努力。在去吉林的日期到来之前的一个月里，我连续四次到安徽去，请求对方对此事“冷处理”。我甚至提出他仍可以与他的情人一起生活，只要不让我们的孩子知道。我是那么执著地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回心转意。可是我的努力无济于事，他的感情确实无法挽回。我的两性观念、家庭观念在当时都是十分传统的，我不能“潇洒”地面对家庭的破裂，我不能想象一个人带着孩子如何生活下去。我肝肠欲裂。
万般无奈，我向工军宣队请求，把我派到安徽去。这样我能够将孩子带在身边，让他和孩子经常见面，感化他回心转意。可是工军宣队的回答十分绝情，他们说：你的人事关系已经调出文艺界，我们管不着你的事了我的女友，就是后来做了上海写作班文艺组长的 C 女士，十分同情我的遭遇。她劝我给徐景贤写一封信，请求他出面将我调到安徽。我写了信，托 C 女士转了上去，陈述了我可怜的请求。这是我十年文革中唯一的一次求告行动。
徐景贤同意了我的请求，要我自己与安徽联系。当时许多朋友劝我要慎重考虑，夫妻中既然出现了第三者，已无挽回可能，何苦“赔了夫人又折兵”？不如还是到吉林去，三年五年回来，或许还能有点事业。但是我为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决定不顾一切，孤注一掷了。我托朋友在芜湖造船厂给我联系了一个工作，先到车间劳动，让他们考察一年，如果表现令他们满意，我将被调到厂部做宣传干部。
不料，调动还没有实现，“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用军宣队负责人的话说：有人想跑，跑到哪里能躲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该打到头上的棍子是躲不掉的。
当时上海作协已经被工军宣队带到刚刚建立不久的上海文化界“五七干校”，和其他几个文艺协会合编为“四连”。我成为四连那次运动中的首要对象。
又是三个月，我品尝“革命对象”的滋味
所谓“一打三反”，我只记得“一打”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三反”的内容却都忘记了，因为我只是“一打”的对象。
我的主要罪名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罪状主要两条，一是参加1968 年 4 月 12 日炮打张春桥事件，二是背后散布攻击上海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的言论。
这样的罪名和罪状若能成立，我现在该是反“四人帮”的英雄了。可是，当时我对它坚决否认了，今天我仍然要否认它。
关于“四一二炮打事件”，我前面已经说过，只是一次丑陋的机会主义的表演。那么，“攻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又根据什么？也十分可笑。
事情是这样的：徐景贤当上了上海的大官以后，一些原来与他“脚碰脚”的朋友和熟人对他颇多非议，说他骄傲武断，带着女秘书坐着小车满天飞。我听到这些，觉得徐某如果真是这样，是很危险的，完全出于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爱护心理，也仗着和徐景贤个人熟悉，关系不错，我跑到徐景贤工作的地方，让他的手下转达我对他的意见。我说他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接近上面比别人多知道一点消息。他要是因此而骄傲，非垮台不可。现在想来，此举很像《红楼梦》中贾府里的焦大。没料到正是当时向我说了徐景贤那些问题的朋友迫于强大的压力对我进行了检举揭发，使我陷入十分被动的地位。
现在想起那时的情况，感到可笑又可悲，我们怎么都变成那样了啊？先是那位朋友违心地揭发我，还硬着头皮逼我交待：“是谁把材料告诉你的？”看着他那涨红的脸，我不忍说出“就是你”。可是我们的共同朋友，也是那位被徐景贤定为“潜伏的右派”的“战友”，这时却突然站了出来，慷慨激昂地说：我来揭发，那个向戴厚英提供那些攻击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炮弹的，正是现在站着揭发戴厚英的人！他这是要“戴罪立功”啊！这一戏剧性的变化使会场立刻沸腾起来，口号声此起彼伏，要“打倒”的已经不只是我一个人了。
我忍不住露出了一点笑容，因为我开始意识到以前没意识到的东西。那就是任何人都会出卖你，也会被出卖。但是立即，我的笑容被口号声逼了回去。批判会后，十几个工宣队员拥着我到他们办公室去个别训话。他们拍着桌子对我吼叫，说我隐瞒了自己的重大罪行又包庇了别人。也许是刚才的闹剧给了我某种启示，我对工宣队也拍起了桌子，我说我不认为我和我的朋友是反革命。说罢，推开办公室的门，愤然而去。
我在批判面前的态度一直是这么“恶劣”，这是我的性格决定的。
当时运动的声势十分巨大。一夜之间揭发我的大字报贴满了几面墙壁，而且遣词用句都相当“高级”，一定要把我说成是处心积虑的反革命分子，不但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怀有刻骨仇恨，而且与社会上的反动势力有着广泛的联系。有人画了一张表，把我的这些关系都列了出来，有“军师”，有“朋友”，有“走卒”，还有“亲爱者”。我真佩服这张大字报作者的想象力。有人看了这张表，简直难
以想象出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了。一天，我站在一群人中间看批判我的大字报，忽然听到两位外单位的男士在那张表前议论：戴厚英这么厉害，他是男的还是女的？我忍不住站到他们面前对他们说：是女的，就是我。吓得他们转身就跑。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我的态度，确如当时有人所批判的，是“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细想我这一生，在所有的攻击和歪曲面前都是这样，不低头不认账。
我当时态度的“恶劣”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我完全不顾当时的政治形势和自己的处境，公然地贴出大字报对批判进行反驳，口气之硬，是被审查的对象少有的。
二，在批判会上我唇枪舌剑地为自己辩解，毫不相让。
三，为了表示自己绝对没有那些问题，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昂首挺胸，尽管当时朋友们都不敢与我说话。我已经十分孤立和孤独，但是我仍然走到哪里唱到哪里。劳动的时候咬着牙挑着重担朝前跑，还要大声地唱着号子！
四，我保持着自尊，决不随意揭发别人，以争取“戴罪立功”，更不将责任往别人头上推。就在我受到审查以后不久，原上海作协革命领导小组的“一把手”也因那次“炮打事件”在他下放的工厂受到审查。工宣队要我去揭发他。我没有想“戴罪立功”，更没有趁机对他先前把责任都推给我的行为进行报复。我仍然心平气和地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尽可能地为他开脱。这一点，他也是十分感动的。
我为什么有这么大胆？除了性格倔犟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时候我对政治斗争的严酷和无情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我仍然相信共产党不会随便冤枉好人，要把我打倒的只是对立一派的某些人。无私的人能够无畏，无知的人也能无畏。
但是，说心里话，当时是非常痛苦的。从未经过那样的打击和围攻，何况还有不堪的人身攻击？更何况又面临严重的家庭危机？
铁了心的丈夫知道我身陷逆境不但没有缓和对我的催逼，反而变本加厉，一天一封信地逼我离婚。白天接受批判和劳动改造，晚上就要读这些令人伤心的信。
没有人可以商量，更没有人听我倾诉。我找工军宣队要求给我一点时间处理个人问题，他们说我要“转移斗争大方向”；我找朋友请教主意，被说成“反革命串联”。无奈，我向一般同事请教一些法律问题，又被说成是“争取群众同情”。
我的天地只剩下一顶帐子一张床了。每天劳动一完，我就爬到床上钻进帐子，一面读信一面哭泣。就是那一段时间内，我学会了抽烟，八分钱一包的生产牌香烟，我每天要抽一包多。
这次审查持续了三个多月，最后不了了之，没给我下任何结论，我仍然留在干校劳动。
这次审查给我带来一个积极结果，就是不对爱情和婚姻抱任何幻想，我同意离婚了。我没有去对方那里办理手续，也没有经过任何法律审理，我接到对方寄来的两份盖着该地某区公检法造反派大印的离婚证书，就签了字。我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和条件，只要求抚养孩子。对方满足了我的要求，我保住了女儿。十几年后我才知道那两份离婚证书根本没在有关部门备案，也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严格说来，我们的离婚是不合法的。可是此时对方与再婚妻子的儿子已经十多岁了，真叫人觉得哭笑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