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回国，进四大做咨询，当时安然事件过去没多久，安达信刚倒闭，五大变成四大。 2008年金融危机，项目锐减，当时也进行了强制淘汰，同时全员轮休无薪假。 为什么不直接都裁了一了百了？ 因为对于事务所而言，唯一的资产就是“人”。 这些顾问和审计师相当于工厂里的生产线，只不过生产的不是工业品，而是各种报告。 工厂轻易不会因为这个月订单少，就把生产线拆了。 否则下个月订单来了，生产线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建起来的，到时候怎么接活？ 这次普华永道也先休了无薪假，只不过后来仔细一盘算，发现未来恐怕也不会有订单了，于是开始拆生产线了。 恒大的恶果逐渐显，自己挖坑都得自己填，审计做的就是这种生意。 其实审计这生意，外人接触得少，觉着很神秘。 甚至有人以为，既然有准则，那么出来的审计报告就应该可丁可卯，PWC做出来的跟KPMG的就该一模一样。 虽然我当年做的是咨询，但很多都要围绕着财务报表展开，少不了跟审计团队配合。 服务过的公司，没有100也有90。 这么多年，看过上千张报表，还没见过一张不需要调整的。 不光是我，你去问审计师，如果真有一张报表，找不出调整项，看他们敢不敢签字？ 为啥所有报表都需要调整呢？ 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会计准则本身就允许主观因素存在。 例如一家建筑工程企业，接了一个项目，100亿，10年完工。 现在刚干了1年，离完工八字没一撇，你说怎么计收入？ 如果不计，那就只能等到10年后统一计。 体现在年报上，就是巨亏9年，第十年有个100亿的盈利。 这显然不可能。 所以，每年都需要计收入。 那么问题来了，每年计入多少合适呢？ 平均计入10%行吗？ 不行，因为工程进度并不是平均的，通常前期进展快，后期会放慢。 那究竟每年计入多少呢？ 你可以根据发生的成本计算当期收入，也可以根据对方给你确认的完工比例计算。 而成本中，又有很多前期一次性投入。 例如买个挖掘机，要用10年，每一年摊多少成本？ 对方怎么确认完工比例？ 也没有固定标准，双方关系不好就拖着少确认。 关系好，那就商量着来呗。 这里面就有非常大的人为调整空间。 10年100亿的项目，第一年确认5亿到20亿，都有可能，中间可是几倍的差异。 分公司给总公司报账，如果今年业绩已经完成了，超出部分也没有奖励，那就报个5亿，把15亿留到后面报。 如果业绩完不成，分公司老总没法交差，那就报个20亿，先交差再说。 只要不是严重违反会计准则，都属于合理利用规则。 我们做咨询项目，没有那么高的独立性要求。 有时候跟分公司关系处得比较融洽，就会明着给他们建议。 例如他想报20亿收入，一看同比增长百分之好几百，有点过火儿，就会劝他少报点，报个10亿，说得过去就行，绩效就别要了，等明年再说。 这样业绩增长平滑一些，在总公司不至于冒泡儿。 只要你不冒泡儿，审计那边也不会较真儿，就让你过了。 毕竟审计不可能可丁可卯儿，有一个重要概念，叫“重要性水平”。 意思就是，你做的报表，跟我认为的报表，之间允许一定的差异，大概百分之几，甚至百分之十几。 对于一家几千亿规模的企业，有个100多亿差异，审计一般就不管了。 这是审计制度允许的，就算将来查，只要差异在重要性水平以下，审计师不必担责。 这就是为什么当年安然丑闻闹得风雨飘摇，而安达信最后却被法院判定无罪的原因。 虽然法院判定无罪，但市场却不这么认为。 毕竟你签的可是无保留审计意见，就算不是同伙，你也被安然骗了，但你审计师是干嘛吃的？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现在钱收了，事办砸了，别管是意愿问题还是能力问题，总之招牌是砸了。 所以，法院宣判后，安达信马上倒闭，员工就地解散。 而出来的这批人，绝大多数就是去了PWC，现在还没走的基本都是合伙人了。 如果这次PWC因为恒大的事请再倒闭，那这帮人可就真成“三姓家奴”了。 但目前看来，似乎还有转机。 作为恒大14年的审计师，中间又换过几次会计准则，这里面辗转腾挪的空间太大。 最新消息，给出的结果是停业和罚款，没听说有人进去。 这个结局很可能如当年安达信一样，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毕竟审计师干的就是这种“尽职免责”的买卖。 做的一切就是万一将来出事能够自保，好一点甚至可以撇清干系。 与安达信不同的是，毕竟PWC的根基在美国，恒大虽然恶劣，但毕竟是个中国公司。 是中国公司就可以甩锅，不但可以甩给恒大，还可以甩给中国金融机构，甚至甩给政府。 最次还可以把中国业务做切割，不至于影响根基。 留得青山在，什么时候风声过了，胡汉三组织个还乡团就杀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