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苏为人宽仁，主张以儒家思想治国，曾公开反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以法家理念治理国家，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实行了一统天下的终极目标，法家思想在秦国根深蒂固，扶苏一味主张以儒家思想治国这种与父亲截然不同的治国理念，导致父子关系紧张。导致秦始皇将扶苏派往上郡（今陕西榆林）监军，表面上是锻炼，实则是疏远。扶苏与大将蒙恬戍边，远离权力中心，失去了继承皇位的主动权。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巡游途中在沙丘（今河北广宗）突然病重。史书上说请始皇临终前，他留下遗诏命扶苏回咸阳主持丧事（即继位），但遗诏被中车府令赵高扣压。但更大可能是秦始皇病重，计划传位于扶苏，赵高可是秦始皇最信任的重臣，也是胡亥的老师，他一直希望胡亥继位，当秦始皇有传位扶苏的想法时，赵高承秦始皇病重之际与胡亥合谋杀死秦始皇（用铁钉钉入秦始皇头部致死）。秦始皇死后，赵高找到丞相李斯，利用李斯与大将军蒙恬之间的矛盾（李斯因担心扶苏继位后重用蒙恬家族威胁自身权势），说服李斯同意立胡亥为帝，并以“不忠不孝”为由伪造诏书，赐死扶苏，改立胡亥（秦始皇幼子）为帝。

通过史料分析，扶苏的性格弱点，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缺乏政治斗争的果决。扶苏接到假诏书后，因其对秦始皇过度服从的性格，不辨真伪，在蒙恬劝他核实真伪在做决断时，扶苏却缺乏果断，认为“父赐子死，尚安复请！”（《史记·李斯列传》），随即自杀。这种对父权的绝对服从，导致扶苏未意识到诏书可能是政变阴谋，也未利用蒙恬的三十万大军反抗，错失扭转局势的机会。同时秦朝以法家治国，强调中央集权和绝对服从。扶苏即便怀疑诏书真实性，也不敢公开质疑“皇帝之命”，否则可能被扣上谋反罪名。

赵高的利益驱动，因为扶苏若继位，赵高必然失势，因此赵高必须除掉扶苏。同时赵高对权势需求极高，明知胡亥平庸无能，赵高仍将其扶植为傀儡皇帝，为了便是自己掌控朝政。李斯也是为了权势与赵高合作，因为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新王就位后先王最信任的文臣都没有好下场，如商鞅、张仪等。如果扶苏继位，肯定重用蒙恬，在朝堂之上李斯必将慢慢边缘化，最终不取代。李斯不想重蹈覆辙只能与赵高合作，他与赵高同属旧臣，并且合作多年，相比扶苏他更信任赵高。

扶苏之死加速了秦朝的灭亡。胡亥继位后，赵高专权，加剧暴政，最终引发陈胜吴广起义（起义军曾以“扶苏”名义号召反秦）。若扶苏继位，秦朝或能缓和矛盾，延续国祚。他的悲剧成为后世反思暴政与权谋的典型案例。总之，扶苏之死是权力斗争、个人性格与时代背景共同作用的结果。他的死亡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折射出秦朝制度的内在危机，为后世留下深刻教训。后世太子谋反时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