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祥｜体育收藏家
北京祥体育博物馆馆长、中国收藏家协会副理事长、李可染画院副院长、体育博览杂志理事会文化与传播专委会主任
前言
国际体坛最近十分热闹，各类赛事此起彼伏接连上演，全世界的运动员秉承着“更高、更快、更强”的精神，在赛场上展开激烈争夺，为体育迷们上演精彩好戏。但与此同时，赛场内外也不断爆出不和谐的场面，引发了笔者对于体育精神乃至体育博物馆的思考。
更快、更高、更强—第八届全国运动会宣传画（李祥收藏）
一、赛事如火如荼，冲突如影随形
体育，本应是人类共通的桥梁，传递着和平、友谊与团结的美好信息，却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刷和竞技重压的挤压下，渐渐变了味道。从裁判那令人捉摸不透的判罚，到球员间激烈的肢体碰撞，再到观众席上那些不理智的喧嚣，这一切如同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不仅撕破了比赛的和谐面纱，更是将体育道德的底线踩在了脚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运动会宣传画（敢于胜利 善于斗争）（李祥收藏）
“敢于胜利 善于斗争”—不仅是对运动员勇于挑战、力争上游的鼓舞，更是那个时代中华民族冲破帝国主义封锁、自强不息精神的真实写照。在那个国际形势严峻的年代，中国人民深知“敢于”意味着强硬与不屈，只有敢于斗争，才能摆脱被欺负的命运，赢得国家的尊严与自由。
竞技对抗的异化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在印度孟买WTA125K网球赛中，因赛事方提供的餐饮卫生问题，导致8名国际选手因沙门氏菌感染退赛，印度本土选手因此“躺赢”，被网友讽刺为“细菌战术”，直接暴露了赛事管理的漏洞与体育道德的失范。
民国二十三年冬季运动会墨盒——精诚团结（李祥收藏）
“精诚团结”这个成语出现后，就与爱国紧密相连，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凝聚力”的代名词。这个墨盒不仅是对那次运动会精神的深刻概括，也是那个时代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生动写照，体现了在困难面前，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智慧与勇气。
世界杯赛场上，文化差异与政治博弈的渗透更是比比皆是，英阿两国因历史争端引发的赛场风波，裁判判罚引发的公平性争议，无一不在警示我们：体育竞技，切莫沦为政治情绪的宣泄口或利益博弈的棋子。再看那些对胜利过度渴望的运动员，他们的行为简直是对体育精神的亵渎。此外，运动员对胜利的过度追逐也催生了违背体育精神的行为，如乌拉圭球员苏亚雷斯在2010年世界杯中故意手球挡出对手必进球，虽以战术成功自辩，却引发对“胜利至上”价值观的深刻反思。
1963年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纪念章（李祥收藏）
新兴力量运动会，是指20世纪60年代初期出现的旨在冲破西方大国体育垄断的世界性运动会。1963年11月10日，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雅加达开幕，参加运动会的有48个国家和地区的2404名运动员。周总理还明确提出了“团结反帝、民主协商、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口号。在本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上，中国运动员以66枚金牌、56枚银牌、46枚铜牌的成绩名列第1，并打破了举重和射箭两项世界纪录。
2024年的中美职业篮球挑战赛上，新疆男篮与美国探险者篮球队的对决，原本该是激情四溢的较量，却在中后段上演了一场“全武行”，真是“不打不相识”，只可惜这份“相识”太过狼狈。而在美国俄克拉马州的重量级拳击比赛中，杰森·伯格曼在击倒对手后，因裁判未能及时读秒而怒火中烧，险些对裁判动手，不仅让比赛陷入了混乱，更让人们对体育精神的坚守产生了深深的质疑。体育赛事虽火热，但冲突与争议却如影随形，让人不禁感叹：体育之路，道阻且长，唯有坚守体育精神，方能还赛场一片清朗。
1939年4月中华路基督会中美篮球友谊赛摄影纪念照片（李祥收藏）
1939年4月中华路基督会中美篮球友谊赛摄影纪念照片，是一张珍贵的历史影像，它生动记录了那个时代体育无国界的交流与友谊。它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体育始终是人类共同的语言和追求。真正的体育精神应该是没有种族、国界和文化的隔阂，只有对胜利的渴望和对友谊的珍视。
亚冬会冲突反思：是运动员还是“流氓”？
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正在哈尔滨盛大举行，这是亚洲体育健儿在冰雪领域时隔八年后的再次相聚，各国冰雪健儿都视此为宝贵机会，纷纷展示技艺、交流学习。
五十年代 《顽强战斗争取胜利》冰球比赛宣传画（李祥收藏）
五十年代的宣传画《顽强战斗争取胜利》，以冰球比赛为题材，生动展现了运动员们顽强斗争、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在那个年代，国家正处于百废待兴的关键时期，这幅宣传画不仅是五十年代体育精神的生动写照，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于拼搏精神的真实体现。
然而，在已经落幕的短道速滑赛事中，韩国队的表现却令人不齿，在短道速滑男子5000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因韩国队的卑劣犯规而无缘金牌，仅获季军。此事激起了广泛的愤怒，虽然韩国队最终因犯规被取消成绩，中国队递补获得铜牌。对于竞技体育而言，这种犯规行为本是极大的耻辱，但韩国选手却显得洋洋自得。朴知元在赛后采访中竟称：“非常有趣，只有我们激烈争夺，粉丝才会看得更有意思。”如此言论，简直是大言不惭，恬不知耻。实际上，韩国队在短道速滑项目上早已劣迹斑斑，犯规行为屡见不鲜。
奥运冠军王濛对此评价道，韩国队手段恶劣，她作为曾与韩国队长期对抗的世界级运动员，对此一清二楚。笔者对王濛的评价深感赞同，滑冰场上较量的是技巧和速度，任何非比赛的身体对抗都是违背规则和体育精神的。因此，笔者更支持王濛的观点——只有赢得尊重的金牌，才是真正的金牌！从这一点来看，尽管韩国队夺得了数量最多的6块金牌，但并不值得人们尊重。
20世纪50年代 “国防杯”男子军警组篮球冠军奖杯（李祥收藏）
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国家正处于巩固国防、发展经济的关键时期，体育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功能与象征意义。篮球比赛，作为广受军民喜爱的体育活动，不仅锻炼了人们的体魄，更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与集体荣誉感。而“国防杯”的设立，更是将体育竞技与国防教育紧密结合，通过赛事的举办，传递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坚定信念。
如果说滑冰场上的激烈对抗还情有可原，那么冰球场上的一幕则令人匪夷所思。在男子冰球C组比赛中，中国香港队以5比1战胜土库曼斯坦队，然而赛后握手环节却发生了暴力冲突。土库曼斯坦数名队员竟然殴打袭击港队球员，冲突持续约1分钟，有港队队员被打得头盔飞脱倒地，甚至在倒地后仍遭到殴打。最终，国际冰球总会判定土队四名球员蓄意袭击对方，直接给予停赛处罚。这些土库曼斯坦冰球队员的行为简直是对亚冬会和冰球运动的侮辱，是对体育精神的严重亵渎。
全香港公开第一届华人足球联赛冠军奖杯 香港华人足球联会敬赠（李祥收藏）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华人华侨的聚集地，拥有丰富的多元文化和深厚的民族情感。在这座城市里，足球运动不仅是一项广受欢迎的体育竞技，更是连接华人华侨情感的纽带。这座奖杯，不仅是足球运动的荣誉象征，更是华人华侨团结、奋进、自强的精神象征。
这一幕让笔者震惊：运动员究竟是体育精神的践行者，还是被情绪和利益驱使的“流氓”？
1945年4月8日抗反大同盟主持中美菲篮球义赛筹款救济难民合影（李祥收藏）
在这场篮球义赛中，中美菲三国的运动员们携手并肩，共同为慈善事业贡献了一份力量。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在体育这个共同的舞台上，他们忘却了国界，用篮球传递着友谊与爱心。这场比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盛宴，更是一次跨越国界的慈善行动，它向世界展示了体育无国界的真谛。
三、“合法斗殴”是冰球之耻 对赛场暴力必须零容忍
亚冬会冰球赛事中频发的打架事件引发公众热议，包括中日冰球比赛、中韩冰球比赛等多场比赛都出现了打架事件。部分球迷以“冰球允许合法打架”为由为暴力行为开脱。但需要明确的是，这种认知不仅与当代冰球运动发展理念背道而驰，更是对竞技体育精神的严重曲解。
1974年《冰球竞赛规则》（李祥收藏）
现代冰球运动规则体系已形成明确界定：国际冰球联合会（IIHF）旗下所有赛事，包括冬奥会、世锦赛及亚冬会等国际级赛事，均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斗殴行为。以冬奥会为例，男子赛事虽允许合理冲（Body Check），但严禁勾绊、肘击等危险动作；女子赛事则全面禁止身体冲撞。中国冰球协会《竞赛规则》第141条更明确规定：参与斗殴者将面临停赛处罚，情节严重者可被取消参赛资格。
民国时期手持冰球杆男士与两位滑冰女士在交流（李祥收藏）
民国时期的冰球运动是一种融合了绅士风度、相互吸引和社交功能的运动。它体现了当时社会对优雅、礼貌和团队合作的重视，也反映了人们对竞技精神和体育道德的追求。虽然现代冰球运动在风格和规则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考虑到下周内在的冲突和斗殴，但民国时期冰球运动的这些特点仍然值得传承。
笔者看来，“身体对抗”与“暴力斗殴”存在本质区别。冰球运动允许的合理冲撞是基于战术需要的技术动作，必须符合“接触部位规范、发力方向可控、保护对手安全”三大原则。而放任队员挥拳相向，既违背“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更可能对青少年运动员形成错误示范。针对当前赛事中的暴力苗头，笔者建议采取“零容忍”的措施，对恶意挑衅、蓄意伤人等行为实施赛季禁赛乃至终身禁赛。唯有彻底破除“合法打架”的认知误区，方能守护这项“冰上芭蕾”的纯粹之美。
四、透过赛场冲突审视体育纯真与商业化过度之殇
俗话说，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赛场冲突的背后，不是简单的打打闹闹，你推我搡，往往隐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体育产业若过度商业化，便如同“利欲熏心”，使得比赛结果与金钱利益紧密相连，诱使一些运动员和球队为了胜利而不择手段，仿佛“只要能赢，无所不用其极”。再者，社交媒体与网络舆论犹如“放大镜”，将一些原本微不足道的小摩擦无限放大，最终演变成为大规模的冲突，真可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些现象的存在，无疑在提醒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体育的初衷与真谛。
1955年4月赠给苏军伯力足球队“中苏友好万岁”奖杯（李祥收藏）
这个奖杯充分体现了在特殊时代背景下，体育所具有的国际友好交流意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都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体育，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两国人民增进了解、加深友谊的桥梁。
事实上，运动员在赛场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在国际大赛中，他们不仅代表个人，还肩负着国家和民族的期望。这种压力有时会让他们在情绪失控的边缘徘徊。赛场上的冲突，不仅仅是运动员个人行为的问题，更是整个体育生态系统的深层次反应。现代社会对胜利的过度崇拜，使得人们往往忽视了体育的本质——通过竞技提升自我、促进团结和传播友谊。当胜利成为唯一的目标时，体育精神便面临着被扭曲和淡化的风险。
笔者应邀出席2018年中国冰雪大会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赠中国冰雪大会会徽红木刺绣座屏（李祥收藏）
2018年，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中心和北京市体育局主办的首届中国冰雪大会在北京展览馆举办。李祥应主办方邀请，独自在北京展览馆4号馆内创办“中国冰雪体育与冬季奥林匹克文化实物展览”。此次展览占地面积550平方米，展出中国冰雪体育与冬奥会藏品500余件，所有藏品均为李祥个人收藏提供。武大靖、佟健等体育明星担任“讲解员”。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倪会忠向李祥赠送了“中国冰雪”双面绣。
土库曼冰球队员在球场上大打出手，而在以击败对手为目标的职业格斗比赛中，张伟丽把对手苏亚雷斯牢牢地摁在地面上，连续进攻致使对手满脸鲜血，比赛进入到最后15秒时，张伟丽竟然主动放弃彻底KO对手的机会，让苏亚雷斯得以有机会起身。比赛哨响，张伟丽还第一时间向满脸鲜血的对手示意问候，这种充满体育精神的行为，赢得了全世界格斗迷和观众的尊敬。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体育的价值，倡导一种更加健康、包容和可持续的体育文化。五、体育博物馆是鉴定体育精神的明镜
体育博物馆是通过展示体育文物和藏品，传承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的殿堂。在北京祥体育博物馆中，就展陈了三万余件古今中外的体育藏品，展示了上下五千年东西方体育发展演化的进程。无论是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总结报告，还是清代“武魁”的匾额，都体现了体育的内核和精神，必须以公平公正为准则。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运动会宣传画（李祥收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运动会的宣传画中，“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标语鲜明而温暖，在那个年代，体育竞技被视为促进友谊、加深理解的重要平台，比赛结果虽然重要，但更被看重的是通过竞技所建立起的深厚情谊。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胜利与奖牌成为了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尺，体育的纯粹与乐趣在功利化的追求中渐行渐远。
中国武术的“武”字，其实是中国传统体育精神的最好诠释，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武术的精神气质。“武”字，拆解开来就是“止”和“戈”。所谓武，其实就是“止戈”，就是化干戈为玉帛。每次看到博物馆里的藏品，都能更加完整和充分地领悟到中国传统体育精神的内涵。
1985年8月澳门合群足球队敬赠，上海市工人足球队惠存 “友谊永固”纪念金属盘
（李祥收藏）
“友谊永固”——在体育的广阔舞台上，交手的双方从来不是敌人，亦非单纯的对手，他们是跨越地域、以球会友的朋友。体育的真正价值在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尊重与团结，让友谊如同坚固的金属盘般。
这面明镜不仅映照出体育竞技的辉煌与荣耀，更折射出体育精神的深刻内涵。它告诉我们，体育不仅仅是速度与力量的较量，更是意志与信念的比拼。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如何被一代代运动员所坚守，看到了团队协作的力量如何凝聚成战胜困难的法宝，更看到了体育精神如何跨越国界、种族和文化的界限，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语言和追求。
1965年“乐善杯”童助学足球义赛奖杯，华侨日报社长岑维休敬赠（李祥收藏）
“乐善杯”——以运动之名，行温暖之事。不仅象征着赛场上的胜利与荣耀，更是对慈善行为的崇高致敬。绿茵场上，球员们以足球之名，传递爱心，援助弱势儿童教育。这场赛事，不仅让参与者体验竞技的快乐，更让慈善之光温暖人心。它证明了体育的力量在于团结与奉献，提醒我们在追求个人荣耀的同时，不应忘记回馈社会。
体育博物馆还是一面警示之镜，它让那些违背体育道德、破坏公平竞争的行为无所遁形。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任何试图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胜利的行为，都将受到历史的审判和道德的谴责。
1929年南开学校师生敬赠董守义“为国争光”银质盾牌（李祥收藏）
1929年，南开篮球队赴上海进行友谊赛，先后战胜上海劲旅青年会西国队、沪江大学队、美国海军队以及当时号称“远东霸主”的菲律宾篮球队。归校后，南开师生为教练董守义赠送“为国争光”盾牌。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董守义先生以其出色的体育才能和坚定的爱国情怀，不仅在赛场上屡创佳绩，为国争光，更在体育教育领域深耕细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体育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