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的浪潮中，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时代的缩影。1932年在福建长汀，毛泽东和贺子珍迎来了他们的第三个儿子，在国民党的严峻围剿下，这个新生儿象征了革命的希望。这份希望很快被残酷的现实打破。1934年，贺子珍被迫将两岁的孩子托付给陌生人，一别竟是二十年。孩子在他人之手长大，改名朱道来，历经风雨。朱道来到底是不是失散多年的毛岸红？这个谜团如何解开？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洪流中是领袖，也是一个家庭成员。在漫长的战争岁月中，他的六位亲人壮烈牺牲，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很高的个人代价。在这些痛苦的损失中，最为心痛的是他与贺子珍的第三个儿子毛岸红的故事。
在1932年11月的寒风中，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的革命根据地顺利生下一名男婴，小名取为毛毛。在他的成长初期，毛毛享受着与父母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珍贵时光。
毛岸红（毛毛的原名）的早年生活充满了家庭的温暖与快乐。毛主席会在繁忙的革命工作间隙，找时间陪伴他，经常把他高高举起，放在自己的肩膀上，有时候在毛主席工作特别晚的日子里，他会坚持等到父亲回家，他们才一起进餐。
1933年秋，随着国民党反动势力对中央苏区的激烈攻势，红军面对着空前的危机，不得不考虑战略性后撤。贺子珍和毛泽东面临了艰难的决定。他们被迫作出痛苦的抉择，将他们的幼小儿子毛毛托付给了毛泽东的亲弟弟毛泽覃及其妻子贺怡照看。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每个决定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贺子珍的内心挣扎和牺牲让我们看到了无数母亲在战争中的共同痛苦。毛岸红的未来和安全成为了她心中挥之不去的忧虑，每一天她都在为孩子的安危祈祷，希望有一天能够团聚。
在当时不安与危险的环境中，毛泽覃看着他活泼的小侄子毛毛在自己眼前无忧无虑地玩耍，心中充满了柔情。深知一旦毛毛落入国民党之手，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极大的灾难，他决定必须采取行动确保小孩的安全。
在慎重考虑后，毛泽覃决定将毛毛安置在一位可靠老乡家中。为了确保行动的绝对机密性，他只选择了一名信得过的警卫员来执行这一任务，其他家庭成员也未被告知。毛毛的去向变成了一个只有他和警卫员知道的秘密，这样的安排割舍了情感，也是在当时环境下最安全的选择。
警卫员在夜色中秘密带走了毛毛，向着一个事先确定好的安全地点前进。在这个过程中，毛泽覃的心情异常复杂，他深知自己的决定充满了不确定性，为了小侄子的安全，他愿意承担所有的风险。
毛泽覃在一次英勇的掩护行动中不幸牺牲，这次事件是革命的损失，直接导致了小毛岸红的下落成为一个未解之谜。毛泽覃的牺牲意味着毛岸红失去了最后一个直接的联系人，从此他的消息石沉大海，再无音讯。
消息如影随形般迅速在整个革命队伍中传开，许多战友们听闻毛泽东和贺子珍遭遇这样沉重的打击后，心中涌起深深的同情和悲伤。他们深知这对夫妇在革命中已经牺牲和承受了太多，毛岸红的失踪无疑又是一次重大的心灵打击。
新中国成立之后，贺怡作为家族的一份子，未曾放弃寻找她的侄子毛毛的努力。她的搜索行动带她来到了江西，一个据信是毛毛可能藏身之地的省份。命运弄人，途中贺怡遭遇了致命的车祸，她的搜寻永远地停止了。
这个消息给毛泽东带来了极大的打击和悲痛。面对接连不断的悲剧，毛泽东心痛地下达了决定：“不要再找了，让孩子留在民间吧！”这一指示让我们看到一个父亲对寻找失散多年孩子的希望的痛苦放手，希望孩子能在某个角落安全、平静地生活。
对于贺子珍来说，作为母亲的本能与情感驱使她不断地思念自己的孩子。即使在丈夫已经放弃的情况下，她依然向老朋友邵式平求助，希望能借助他的力量继续寻找毛毛。
经过无数次的失望与希望交织，贺子珍得到了一条线索，指向瑞金地区可能藏匿了一名红军的孩子，他被称作“朱道来”。在经历了长期的搜索和层层困难后，这个名叫朱道来的青年被带到了毛泽东面前。贺子珍终于见到面前这位青年，她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水，深藏的母爱让她几乎在第一眼就认出了这是她多年失散的儿子。
原来毛岸红在被收养后，就以新的身份生活，名为朱道来，这导致了他的真实身份大家都不知道，每次搜寻都无功而返，这场寻找延续了长达二十年的时间。
没想到的是在朱道来的生活中又出现了一个意外的转折。一位来自南京的女士，坚称朱道来是她失散多年的亲生儿子。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毛主席在深思熟虑后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说：“无论他是谁的儿子，他首先是人民的孩子。将他交给组织，让他在人民中成长。
周恩来总理建议，决定将朱道来托付给帅孟奇同志负责抚养。帅孟奇是一名卓越的党员，自己曾经历过女儿失去的痛苦，这种亲身经历使她更加理解孩子的重要性和脆弱性。她的大爱和责任感促使她收留了许多战争中的孤儿，这些孤儿在她的照料和教育下，成长为了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
把朱道来交给帅孟奇同志，是因为她的抚养能力被普遍认可，更因为她在党内外有着极高的声誉和影响力。这样的安排是为了朱道来个人的成长考虑，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决策，缓解了外界对此事的种种猜测和议论，平息了社会上的种种猜疑和不安，也保护了朱道来的未来，使他能在一个稳定和关爱的环境中健康成长。
朱道来的亲生父母身份始终未被确立，他的命运中央政府很关注。这种关注为他打开了接受优质教育的大门，最终他被录取到了北京的清华大学，那里为他提供了一流的学术资源和发展平台。
在1970年的一个寂静的秋日，贺敏学收到了一封令人心重的信件。信件的作者是朱道来，他在信中坦承自己患上了严重的肝癌，透露自己的生命可能不会太长，同时也诉说了对家人深深的思念和牵挂。
贺敏学阅读信件后，感到极大的忧虑和急迫，他深知朱道来病情的严重性，于是立即着手回信，力劝朱道来前往北京，接受他所推荐的一位资深医生的治疗。可他手中的回信尚未来得及发出，消息传来，朱道来已因病去世。
这一消息给贺敏学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和悲痛。他痛苦地意识到，这位年轻人的生命就这样戛然而止，所有的希望和努力都化为了泡影。在这份悲伤中，贺敏学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请求周围的人不要将这个噩耗告知贺子珍，以免加重她的心理负担。他知道贺子珍对朱道来有着深厚的感情，这样的消息只会无端增加她的悲伤。
贺子珍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一种可能：她与孩子无法频繁相见，只要朱道来能安全幸福地生活，这也足够了。贺敏学和周围的人们尽力保密，贺子珍还是在一年后偶然间得知了朱道来的逝世消息。这个消息对她来说如同晴天霹雳，她因此重病一场。在病榻上，她无法抑制心中的悲痛，泪流不止地哭泣：“我的毛毛没了。
孩子永远是母亲心中的牵挂，无论岁月如何流逝，无论生活怎样变迁。对贺子珍来说，朱道来不只是她曾经抚养的孩子，更是她一生中不断思念和担忧的焦点。她曾尽力做到心理上的放手，希望孩子得到最好的未来，当最终确认他的逝去，所有的坚持和平静都化为泡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