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会林（1934年出生）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首任院长、中国高校第一位影视学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创院院长
今年恰好90岁的黄会林，16岁入伍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之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留校任教。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成立，黄会林担任系主任，第二年，创办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迄今已举办31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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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大学生电影节，我不是玩玩票而已
吴小莉：您在创办大学生电影节的时候，就要求一边是大学生、一边是中国电影，大学生电影节在中间就是一个桥梁，而且要求评审和投票的人也都是大学生。
黄会林：是的，是大学生面对整个中国电影。大学生电影节是1993年创办的，到今年2024年第三十一届了，今年有215部片子报名。
吴小莉：您还记得第一届的时候有多少部？
黄会林：第一届只有十来部。那时候，人家根本不相信北师大能搞什么电影节。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有一位老教授，当时拍着我的肩膀说，“会林，你就玩玩票吧”，很多人根本不理你的。
吴小莉：转折点在哪儿？什么时候大家看出来，会林老师办大学生电影节不是玩玩票而已。
黄会林：很快，大概也就是三五年的样子。比如说现在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席黄建新、上海电影节主席张建亚，还有霍建起，他的作品在日本火得一塌糊涂，他们的片子送到了我们最初几届的大学生电影节，就被大学生们选上了。我记得张建亚《三毛从军记》，大概是在第二届电影节被选上，后来张建亚导演说：我以后就为大学生拍片子，我的电影就投大学生电影节。
吴小莉：大学生电影节的影响力在第三四届的时候就出来了，但是我记得您说，刚开始的时候是贴钱做电影节，特别艰难。
黄会林：这个过程中，我觉得经费问题始终是个困境。第一届大学生电影节时，我找学校要钱，学校校长、书记说事情是好事，但没有钱，说学校经费是用来办学的，不能拿来办电影节，不好交代的。没有钱还办什么呀，几乎都失望了，突然我想到出版社有钱啊，所以我就去找一位我认识的王社长，王社长看着我笑，摇头说事儿是好事儿，钱我也有，但我没法出账，所以不能给你钱。我很失望地正准备离开，在那坐着来找王社长的一个姑娘站起来说：“老师，我听见您刚才和王社长说了那么多，也许我能帮帮您”。这姑娘问我需要多少钱？那时候是1993年要办第一届，我咬了咬牙，说15万吧，姑娘说行。三天内姑娘来电话了，说她找到台湾一家东福食品公司，主营方便面。后来我才知道这家公司为什么可以赞助我们，因为它要卖方便面，大学生是方便面的主要购买者。后来筹备中间还差点黄了。开幕前一天的下午，我去会场看看布置得怎么样，我进去一看就傻眼了，整个500人的会议厅，全贴满了厨师的大照片，我就傻了。
吴小莉：观众以为是办美食节。
黄会林：我当时就急了，赶快把老总找来，我说，整个会场全是大高帽的厨师卖方便面，我怎么弄？我这是学术、艺术、是学生的文化，不行，这全得马上撤了，他立刻找他们的人撤了。我说我答应你，在英东会堂楼楼下的一个地方给你放海报，同时我找学校，在学生食堂旁边开一个窗口，卖营多方便面，老总也觉得可以。要不然我们这活动开不成了。
吴小莉：有了第一届的开始，之后就有赞助商了吗？
黄会林：也没有，每年还都是挺难的。第四届时，我们的一位青年教师——张同道老师，是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秘书长，他来找说老太太今年办不成了，他到处找赞助，一共只找到了6万块钱，实在没办法了，所以想商量是不是今年停办。我当时就说绝对不能停，有钱要办没钱也得办，钱多了我们大办，钱中等我们就中等地办，钱少了我们就小一点办，但是不可以停，如果这一届停了，后面能不能延续就不好说了。张同道老师看了我半天，就回秘书处去了，和学生们说咱们停不了了，给我留了一个话把儿，说老太太“强行起飞”，这4个字后来就变成了我的标志。
吴小莉：所以那届就是6万办成的吗？
黄会林：是的，6万办成的。
吴小莉：所以早期我们完全是自筹资金、公益的方式来办的。
黄会林：是的。
吴小莉：今年是第三十一届了，而且国际电影节已经进入了。我知道大学生电影节的组委会都是学生和老师，他们可以从这里的实践得到什么？
黄会林：他们获得的一是心灵的艺术滋养，会看到所有的中国电影；另外他们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真正干事儿的能力得到大的提升。有个例子，大概是三年前，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的一位女教授告诉我，她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遇到了我们的毕业生，他们马上召集来了53位CEO以上的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人，都是从我们这儿出去的。
吴小莉：他们都是从事影视相关的行业？
黄会林：都是。包括万达、华谊等一些公司，他们都在里边担任重要的角色。他们就是从大学生电影节中锻炼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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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你们怎么可以演得这么好？
——“北国剧社”长成记
北国剧社剧照
1986年，黄会林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现代戏剧课程，并与爱人绍武教授一起创办“北国剧社”，时任中国剧协主席曹禺曾为“北国剧社”题词。
吴小莉：据说您关于戏剧课程的实践结果非常火爆，后来又成立了“北国剧社”，在排演莎士比亚剧的时候，曹禺先生来看了。
黄会林：是的。曹禺先生那句原话，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说：我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怎么可以演得这么好。
吴小莉：怎么可以演得这么好，为什么？
黄会林：这就是青年人的可塑性、青年人的潜力。当时是因为我在上课讲戏剧研究时，要有实践，期末的时候我和同学们说，咱们考试做点改革，可以选择答我的卷子，也可以交一个剧本，剧本就一条要求，不许抄别人的，要是你自己的，原创一律加10分。于是学生们就疯了似的写剧本，一下交上来70个剧本，然后我们就组织大家讨论、择优、修改，最后大家一起选了6出戏来排演，一律都有学生。我们还请了剧协的权威专家来看演出，他们看了特别激动，为什么呢？当时是1985年，那时候戏剧界在说中国话剧要灭亡了，很多地方的剧院变成了演香港的娱乐片子，已经不排戏了。
吴小莉：是因为没有观众看了？还是没有好的剧本？还是没有好的团队？
黄会林：各种原因都有，但是与商业的冲击是很有关联的。因此，1985年的时候，剧协的那些专家们已经觉得中国话剧不行了，突然冒出一个北师大，北师大还能演戏，演戏还演得很火爆，他们来看完以后特别感动。后来，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有一年来中国办，剧协就接了，看过我们学生演戏的人说，也让北师大排一个莎剧片段，也算一朵小花，就找到我。我问学生们，咱们接这个任务吗？学生说接，为什么不接呢，但是我们不能只演片段，我们必须排整出的莎剧。
吴小莉：志气很大。
黄会林：这就是学生。但要这样的话，就不能是几十人的那个班了，我们决定成立剧社。剧社叫什么名字？我上课时刚讲完中国话剧三大创始人之一的田汉先生，他创建的南国艺术学院里有一个南国剧社，我说咱们崇拜田汉老、仰慕南国社，我们在北京，那我们就叫北国剧社，同学们说行。后来在全校招生，300人录取了100人，其中50个男生、50个女生。
吴小莉：你们排练了多久就上场演出？
黄会林：一个寒假。我们在首都剧场公演了九场，当时国务院总理的贺信送到现场，整个莎士比亚戏剧节就我们这个演出是这样，那时是很轰动的。胡耀邦访问英国带了一本纪念照片册，里边有8张北国剧社的剧照。各种舆论反响很热闹。
吴小莉：那么您觉得北国剧社对您来说，或者对于中国话剧界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黄会林：在中国话剧诞生100年的时候，中国组织了一系列的活动，其中有一个大展览的史册，上边唯一的学生演的话剧就是北国剧社的。所以我觉得北国剧社，是我做了66年老师，和青年人一起成长的见证，我觉得它对于青年人的影响是终生的，同时它又从根本上推动促进了话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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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硝烟里走来……
1950年，16岁的黄会林入伍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4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黄会林被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功臣”。
吴小莉：作为一位“90后”，您的精气神特别好，是不是和您那段当兵的经历有关系？
黄会林：绝对有关系。我16岁时参军，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战场上铸就了我的人生观、我的信仰。从此我就记住了，祖国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不要讲价钱。它实实在在地给予了我一种熔铸、一种锤炼。
我还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就是我掩埋了战友的遗体。我们那一次战役7天7夜，一个高炮团牺牲了100多位战士，其中有些和我们平时在一起吃喝玩乐、唱歌学字，突然就没了，而且没有棺材，我们把牺牲的战友擦擦干净，用白布口袋装进去，就地掩埋。
我们经历了这些，所以我们是幸存者。我们的肩膀一边扛着自己的责任；一边扛着战友们未尽的遗志。他们为了国家、为了家园献出了生命，十八九岁名字都没留下，我们还有什么价钱可讲？他们保卫了祖国，也保卫了我们。
吴小莉：那都是您青春的记忆，尤其是战场记忆不可能磨灭，但是70多年过去了……
黄会林：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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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极文化——
中国文化不能跟着西方的强势文化走
吴小莉：很多人说您是从军事战场到文化战场，一直都有那股拼劲儿。2009年，您和您的另一半儿绍武教授提出了“第三级文化”这个概念，您觉得为什么中国文化能够作为那个“第三极”？为什么这个理论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很重要？
黄会林：的确，第三极文化的思考是我们俩生命中的一件大事。2008、2009年，中国的文化当时简直得说找不着北了、不知所终。电影跟着好莱坞走，报纸杂志基本上都是西方理论，比如在文化界，弗洛伊德，哈贝马斯，莱辛、索绪尔等，西方强势文化全覆盖。我们对这个现象很忧虑，所以我们讨论的结果是：中国文化应该有一个定位，不能邯郸学步、东施效颦，不能跟着西方的强势文化走。我们就想到地理学的概念——南极、北极、第三极，第三极文化指的就是现代的、新时代的中国文化。书记和校长们讨论后决定支持，那怎么支持？开一个研讨会、出一本集子，但没人看就过去了，会也就销声匿迹了，所以就决定搭建一个平台把这个理念扩展开，这个平台就是现在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
吴小莉：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对这个项目，您最满意的是什么？
黄会林：最满意的就是外国青年能够讲中国故事。中国人自己讲自己的故事，外国人不爱听，外国人不懂中国字，也听不懂中国话，那我们让外国青年人来说。青年人最容易接触新的事物，而且青年人是未来。我们请外国青年到中国，我们提供设备，他们来这儿不是旅游，不是玩儿，他们在20天内，完成一部10分钟的短纪录片，关于他们眼里看到的、心里感受到的中国。
第一届来自美国波士顿大学共有十组。我们接机的时候，那几位外国青年不肯走，就在T3航站楼，东看西看，最后瞪着眼睛问我们：“中国怎么可以有这么好的航站楼呢？怎么能超过我们的肯尼迪机场呢？”他们说着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听着也觉得不可思议。我问他们：你们怎么会提这样的问题？他们说，他们脑子里的中国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们说你脑子里中国什么样？他们说，是男人梳辫子、女人裹脚，还有颠红轿子的，他们还说“中国白酒是不可以喝的，因为是男人撒尿酿出来的。”
吴小莉：21世纪初了……
黄会林：是的，2011年第一届的外国青年就这么认为，而且之后很多届的外国青年依然有这样看法的。但第二天他们开始接触北京后，很快就改观了。有一个外国导演，来中国之前他认为中国是不讲卫生、垃圾遍地的，他针对卫生问题做了一个选题，跟踪一瓶矿泉水，做了一个10分钟的短纪录片，然后他说中国人是讲卫生的，而且中国人还有高科技，回收矿泉水瓶再利用。通过十几天的拍摄创作，他对中国的看法完全改变了。
吴小莉：所以影视作品影响力太大了。
黄会林：是的，这也是我们干这个事的目的。
吴小莉：我们要拍好影视作品，更重要的是让它国际化。
黄会林：是的。
吴小莉： 您会不会觉得，经过这十几年，国潮回来了。
黄会林：是有很多变化。这十几年，我一直在给博士生上《中国文化与传统美学》这门课，每年全艺术学院的30位博一的学生来上课。课程从《易经》开始，讲儒学、道学、佛学、唐诗宋词、元明戏曲、宋明理学等中国的哲学美学，我自己在课程中讲三讲，每堂课都是权威老师来上。我认为这个是中国文化的根。我们这博士生们有学美术的、学书法的、学唱歌的、学弹琴的、学跳舞的，就是不大明白文化，费了很大的功夫考进来，但是他们不懂《易经》也不懂儒家，而这是每个人都应该懂的。
吴小莉： 以前大家对艺术系学生的印象，艺术是长项，文化是弱项，现在这种情况有改变吗？
黄会林：现在有些改变，但是还不够。我认为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要让学生先打开一扇窗，不断吸收。
制作人：韩烟
编导：梅苑
编辑：金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