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璀璨繁华的香港商界星空中，霍英东曾是那颗耀眼的明星，早年开创了香港房地产市场的楼花制度，并与李嘉诚、郑裕彤等巨头齐名。然而，历史的巨轮转动之下，霍家未能如其他家族般名列香港四大家族，背后的故事令人深思。

商界如战场，每一次选择都可能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命运走向。

在香港和澳门的商界里，霍英东和李嘉诚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但在澳门赌场的布局中，霍英东却扮演了与李嘉诚截然不同的角色。1961年，霍英东与何鸿燊、叶德利及叶汉合组财团，以316.7万元中标澳门赌牌，当时，澳门特区政府实行专营制度，每隔若干年就会进行赌牌招标。

这一制度为霍英东等商人提供了进入博彩业的机会。在1962年澳门博彩业开放初期，除了澳娱外，还有几家赌场参与竞争，如浚记、永利等，但最终澳娱凭借强大的资本和经营策略，逐渐成为市场主导。

这一年，他们正式开设了新花园娱乐场，并于次年正式注册成立了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澳娱），在澳娱的运营过程中，霍英东与何鸿燊之间的合作关系可谓错综复杂。澳娱的股权结构一直以来都颇为复杂，其中霍英东虽是最大股东，却常因股份分配不均与何鸿燊有所摩擦。

尽管如此，他们合力打造的赌场帝国无疑是澳门乃至全球赌场业的标杆。在这一时期，澳门被誉为“东方蒙地卡罗”，霍英东和何鸿燊的名字也因此在全球赌业中声名鹊起。然而，霍英东的赌业生涯并非一帆风顺。

2001年，澳娱内部由于股权转移和分红政策出现争议，霍英东与何鸿燊的关系更是陷入了低谷。在这一年，何婉琪的欠债事件和她试图将股权转移给其子麦舜铭的计划引发了一系列法律和媒体战，霍英东和何鸿燊之间的冲突也因此被推到了公众面前。

对霍英东来说，赌业虽然带来了财富，但也伴随着巨大的压力和争议。2002年，霍英东决定将其在澳娱的27.7%股权捐赠给新成立的澳门霍英东基金会，这一举动标志着他开始逐渐淡出赌场业务，转而更多地关注内地和其他商业投资。

霍英东的创新思维在房地产市场上引领风骚，尤其是他在1953年首创的“楼花”销售模式，当时的香港正处于大规模人口迁入的阶段，住房需求急剧增长。

传统的建造完成后再销售模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霍英东的"楼花"模式解决了开发商的资金问题，也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了更灵活的购房途径。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的数据，1950-1960年间，香港人口从约200万增长到约300万，这一巨大的人口变化也为楼花模式提供了肥沃的市场土壤。然而，与霍英东的开创性不同，李嘉诚的房地产策略则显得更为保守和实际。

李嘉诚精于盘算，善于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扩张。他的房地产投资策略注重长期价值和稳健增长，这一点在他对物业的精挑细选和严格的财务管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例如，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在1979年以极低的成本购入了大量土地，之后凭借土地升值获得了巨大的回报，这种耐心等待市场自然增长的策略与霍英东的快速回笼资金形成了鲜明对比。

此外，霍英东虽在房地产市场有所创新，但在香港政府与商界的复杂关系中，他的立场有时使他的业务受到限制。

特别是在1950年至1960年代，霍英东由于其背景和某些政治立场，曾一度受到港英政府的排挤和打压，如1965年的蟾宫大厦事件，霍英东面对政府的不公平待遇表现出了极大的忍耐和调整策略的能力，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他的商业布局。

反观李嘉诚，他在商界和政府关系的处理上显得更为圆滑和高效。通过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李嘉诚成功避免了许多潜在的政治风险，这让他能够更加聚焦于业务的扩展和深化，尤其是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期间，他的房地产帝国快速壮大，至今仍然稳坐香港地产业的龙头地位。

早在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霍英东就展示了他的远见和胆识，成为最早响应国家号召投资内地的香港企业家之一。他的投资不仅限于经济利益的追求，更承载着支持祖国现代化的深厚情感。霍英东的标志性投资项目之一是1983年在广州投资建立的白天鹅宾馆。

除了白天鹅宾馆，霍英东还在内地的其他地方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他在1987年看好广州南沙的投资发展前景，提前布局，大举投资开发。从1992年起，霍英东家族在南沙累计投资数百亿元，涵盖了多个重大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项目。

然而，霍英东在内地的投资并非一帆风顺。他在南沙的投资经历了诸多挫折，尤其是与地方政府的复杂关系，经常面临各种政治和行政上的挑战。在1993到2003年间，霍英东在南沙的投资曾经遭遇过当地政府官员的多种刁难和敲诈。

这些经历虽然考验了他的耐心和决心，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坚持将投资进行到底，最终见证了南沙的繁荣发展。霍英东对内地的投资显示了他作为爱国商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他的带动下，更多的香港企业家开始关注并参与到内地的经济建设中，共同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

在商业巨头霍英东的多面投资版图中，与其在房地产与博彩行业的巨额收益相比，他在体育领域的投入显得尤为引人注目，这不仅因为其投资的规模，更因为这背后所体现的一种独到的价值选择和对国家利益的深刻理解。

霍英东对中国体育的支持始于1979年中国重新加入国际奥委会后，他立即洞察到体育对于提升国家形象和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从那时起，他便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体育投资和支持历程，其中最为人所瞩目的是他对1988年北京申办奥运会的大力支持。

尽管北京未能在那次申办中获胜，但霍英东的贡献为中国日后的体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了1990年，霍英东进一步加大了对体育的投资，他捐资1亿港元兴建了位于北京的亚运村体育中心。

这一举措在当时被视为霍英东对祖国的一个重大贡献，并极大地提升了他个人以及香港商界在内地的声望和影响力。

更为重要的是，2001年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霍英东再次表现出他对体育的热爱和对国家的承诺。他宣布将为奥运会提供资金支持，并承担了部分场馆的建设费用，包括著名的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

相较于霍英东在体育领域的这些显著投资，李嘉诚虽然也对社会公益有所贡献，但他的投资更倾向于商业回报率高的项目，如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等。

霍英东的商业帝国横跨多个领域，而他的家族传承与管理方式也一直受到外界的关注。与李嘉诚等香港四大家族相比，霍家的家族传承面临着独特的挑战与机遇。

霍英东一生中，对家族的业务和未来方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他的传承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霍家能否维持其商业帝国的持续繁荣。霍英东有一妻二妾，并育有十名子女。他的家庭结构复杂，这在家族企业的管理和继承上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霍家的企业涉及房地产、博彩、酒店等多个领域，霍英东的子女们各有所长，也各自负责家族不同的业务板块。长子霍震霆曾担任港协及奥委会会长，次子霍震寰为香港中华总商会主席，其他子女也在不同领域扮演重要角色。

霍英东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十分重视，他希望子女们能继承自己的企业家精神，并能在各自的领域内发挥领导力。这种家族式的企业管理和继承模式，在霍英东在世时效果显著，他的影响力和决策能力是家族企业稳定发展的关键。

然而，霍英东逝世后，家族内部的权力结构和继承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如何在多个有能力的继承人中平衡利益与职责，成为了家族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尽管霍家的家族管理在霍英东时代相对顺畅，但在他去世后，家族内部如何分配责任和权力，如何定位家族企业的长远发展方向，这些问题都需要新一代的霍家人来解答。在这方面，霍家的情况与李嘉诚的长子李泽钜相比，后者较早开始接管父亲的商业帝国，其过渡看似更为顺畅。

李嘉诚们出走，霍英东家族出手 新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