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avid Neo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Senses of Cinema（2004年10月）

自从汉武帝开始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之后，儒家思想就开始成为中华文化的基石。而张艺谋的第四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对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鲁晓鹏教授曾说，第五代电影导演（包括陈凯歌、田壮壮和张艺谋等人）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场席卷中国的全国性知识分子运动的一部分，并开始对中华民族的深层结构进行文化批判：「他们（第五代导演）对于长镜头、远景镜头以及深焦镜头的频繁运用，是对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痛苦而自省、缓慢而严厉的批评」。

《大红灯笼高高挂》描绘了令人窒息且逼仄的四合院（通常属于传承了多代的家族）生活。宗族制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根据儒家哲学，只有把家庭管理好，国家才会治理得当。

四合院是基于儒家思想在中国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古典建筑的缩影——这些房子的空间布局和居住方式表达了复杂的社会规则，这些规则被认为体现了某种家庭乌托邦。四合院是自给自足的，人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可以在院内找到；必要的时候，医生甚至戏子也能在院内占有一席之地；在吉祥的节日里，会有传统戏曲表演来招待主宾。

女人们永远不会冒险走出四合院的围墙，因为它被认为可以保护她们免受外部世界的苦难。在这些高墙之内，诗歌的写作和儒家哲学的研究被看作是为了追求类似于天堂式的和平。

但我们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肯定看不到那种田园诗般的场景，这里充满了内讧——妻妾和婢女编织的欺骗之网是难以穿透的！影片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穿着校服的颂莲进入四合院的场景，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画面。她的身后是一块巨大的中文牌匾，上面镌刻着镀金的古汉字——这幅画预示着陈府的家规最终将如何吞噬她。

颂莲立即卷入了府内的阴谋；当一个婢女不礼貌地承认她是「新的」第四房姨太时，我们的女主人公很快就给了婢女一个下马威，她回答道：「没错，你去把我的行李拎进来！」

乔安·李（音译，Joann Lee）通过她所谓的「儒家/女权主义模型」来分析这部电影。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这个「模型」确实很复杂。理想的情况是，四合院应该保护女人免受外界的苦难，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高墙之内的苦难可能对女人更有害！

与四合院能够提供的理想化的诗意追求恰恰相反，我们所见证的事件在本质上是一个「家庭妓院」——妻妾之间竞相争取将大红灯笼高高挂起，让老爷留房过夜，并会因此获得足部按摩的特权。在整部影片中，张艺谋展现了主宰着四合院的「混乱伦理」

想通过强调僵化的阶级和性别界限、习俗、祖先崇拜以及重男轻女来巩固父权制社会。女儿是不受重视的，就像《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呈现的一样，她们被视为物品，不能自由地做出人生中的重大选择，比如选择自己的人生伴侣；相反，婚姻往往取决于经济收益。

女人的身份似乎无法脱离男人而存在，她们的出现只是为了满足男性的性欲和延续香火。中国女人从小就被灌输要服从父亲的思想；结婚后服从丈夫；守寡后听从长子。

因此，当女人在这个压迫性的结构里获得身份时，反过来，她们从对更弱势女性身上强加的这些习俗和规则中获得满足感。这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巧妙地被刻画了出来，与陈府其他几位太太相比，我们预期获得过更多教育的颂莲会轻而易举地戳破那些谎言，但她却陷入了家庭的阴谋中，并且被卷入了婢女和三姨太的死。

恋物癖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也比比皆是。足部按摩不仅在主题和心理层面有其意义，而且在文化层面上也颇有深意。从主题上讲，足部按摩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这是老爷选择与之共度良宵的女人所享有的特权。每个晚上，当女人尽情享受按摩时，细小的鹅卵石发出的迷人而萦绕的节拍在整个院子里回响。她知道得到了老爷的宠幸，并享受着权力和关注的感觉。二太太对颂莲说：「不要小看足部按摩；如果每天都能得到，你就能当家作主了！」

足部按摩是老爷和其妻妾的一种恋物癖（这种恋物癖代替了女人的「不足」）。矛盾的是，女人是男人获得阴茎完整性的机制的一部分，男人从中获得快乐；但同时又抛弃它。

恋物癖通常被认为是从阉割情结中衍生出来的，在这种情结中，对阉割的恐惧被压抑和通过对某些物体的凝视而被取代；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足部按摩就是一种恋物癖。

当然，女人是另一种恋物——老爷拥有的妻妾越多，他的男性气概就越得到肯定。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三姨太的不忠会对这种父权体系构成威胁的原因——通过找了一个情人，她窃取了男人享有的「阴茎」权力。她最终被处死，这是一种阉割的终极形式。

儒家思想认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坚持家庭传统优先于个人需求。影片里曾暗示，在陈家前几代的人里，有两个女人因为对丈夫不忠而被杀。颂莲的笛子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恋物癖（除了它阴茎式的形状）。笛子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博学，只有男人才会吹奏笛子。笛子象征着颂莲的优越教育，这是电影中其他女性角色所没有的。

她无意中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这支笛子，但很快它就从她手中被夺走了，这对她来说也是一种阉割，使得她降到了教育程度较低的姨太的水平。用颂莲自己的话来说，简直是互相进行无意义的暗算的禽兽的水平。

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上，女人的脚和性之间的转喻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在中国神话中，女人的脚越小，她的阴道就越小——因此，对男人越好。在10世纪和20世纪之间，裹足是阶级动态的一部分。

只有「享有特权的」女孩的脚会被裹起来，因为一般认为有钱的老爷可以让他们的女人闲着——女孩的脚趾被扭在脚底下，并被弄断，坏掉的肉腐烂沾在浸满鲜血的绷带上。缠足也确保了女性会采取更小、更精致的步伐，因而习得更优雅的步态。

张艺谋巧妙地对中国传统的裹足进行了改写和批判，用足部按摩代替了裹足。足部按摩与其说是对女性的奖赏和特权——因为它服务于老爷或家长的利益——不如说是一种前戏，让她们的阴道「准备好」成为阴茎的容器。用老爷的话来说，就是帮助她「更好地服侍」他！

张艺谋有效地利用了儒家/女权主义的「模型」来说明中国人民的压迫，他们被无效的「混乱伦理」所窒息。

影片强调了中国的传统和礼仪急需重新评价；这里没有孔子所提倡的知识的考察和品格的培养，而只是一种压迫性的规则体系。这部电影聚焦于一个家庭，但它的命运也延伸到了一个误入歧途的国家和文明。

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女性代表着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儒家思想所说，灯笼提供照明，因此被认为是启蒙的象征。

相反，它们在电影中是压迫的象征；被仪式性地利用来强化阶级和性别剥削的野蛮制度，这也定义了张艺谋对于儒家思想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