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的北京，一场令人心碎的告别在西花厅上演。当秘书赵炜捧着邓颖超同志的骨灰准备启程前往天津时，聂帅之女聂力从送别的人群中哭着冲出，扑向骨灰盒，泣不成声地说：＂邓妈妈，让我再吻你一次吧！＂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泪如雨下。七天前，这位伟大的革命者、周恩来总理的终身伴侣在北京医院安详离世。根据其生前遗愿，骨灰将撒入天津海河。
告别邓大姐：余音绕梁颂1990年的深秋，已经86岁高龄的邓颖超从全国政协主席的岗位上退下。她的身体状况明显不如从前，仅这一年就因感冒和肺炎住院五次。
1991年盛夏，邓颖超再次因为肺炎引发的高烧住进了医院。这次住院来得突然，距离上次出院仅仅过去一周。
医院的钱主任面对秘书赵炜的询问，给出了一个令人心痛的答案：＂有可能出不去了，大家要做好准备。＂ 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们不得不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
七月末，邓颖超进行了一次手术。手术后她的病情暂时得到缓解，还能与前来探视的中央领导同志们交谈。
但好景不长，邓颖超很快出现了肾衰竭症状并陷入昏迷。在工作人员准备研究后事的时候，她又一次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从生死边缘挣脱回来。
醒来后的邓颖超能叫出身边所有人的名字，却唯独不认识朝夕相处的秘书赵炜。医生解释说，这是长期昏迷后的常见现象，会随着病情好转而恢复。
果然不久后，赵炜在病床边听到了邓颖超呼唤她的名字。病情好转期间，邓颖超依然心系下一代的成长，还为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八十年校庆的师生们写了一封亲笔信。
1992年1月23日是邓颖超88岁的生日，也是她人生的最后一个生日。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精心布置了病房，要给这位一生简朴的老人一个惊喜。
时光飞逝，1992年夏天，邓颖超的病情急转直下。从六月下旬开始，她的心率加快，胸部憋闷，多个器官开始衰竭。
7月9日，邓颖超将秘书赵炜叫到病床前，拉着她的手说这是最后一面。这位陪伴了她二十七年的秘书，早已不只是工作关系，更像是她的女儿。
次日，邓颖超的脉搏突然加快，呼吸变得缓慢。医疗小组立即向中央报告了情况。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
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邓颖超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她的秘书赵炜含着眼泪，以亲人的名义亲吻了她的额头，完成了最后的道别。
遗嘱已定：一生简朴见初心
邓颖超离世后，中央领导同志纷纷赶到北京医院，就治丧事宜展开研究。党中央迅速决定发出讣告，公布遗嘱。
早在1982年6月，邓颖超就为身后事做好了安排。她在1978年给中央的信件基础上进行了补充，这份遗嘱最终在1992年7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刊登。
遗嘱中明确表示：遗体解剖后火化，骨灰不保留，要全部撒掉。邓颖超不愿意搞遗体告别，也不要开追悼会。
她还特别强调，所住房舍及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房舍都属于全民所有，要交公使用。不要搞什么故居和纪念。
对于周恩来的亲属、侄儿女辈，她要求组织不要因为周恩来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的感情为由给予特殊照顾和安排。这些要求都要作为她已逝世消息的一部分对外公布。
同年11月，邓颖超又为遗嘱增加了几项内容，主要是委托身边工作人员在她去世后处理遗物。她交代，在病危时不要采取抢救措施。
工资如有剩余，全部交作党费。和周恩来共同居住过的房子要交公处理。
中办发给周恩来的大字理论和历史书籍，要退还原机关。其他图书和出版物则交给共青团中央，由他们分配给青少年集中阅读的单位。
个人的文件、通讯往来、文书资料、讲话记录、谈话录音，以及与周恩来的所有照片，都要交给中央文献研究室保管整理。可以交公的遗物要交公或交给有关单位使用。
个人遗物、服装杂件，则分给合用地及身边工作同志、有来往的部分亲属留作纪念使用。遗嘱中，邓颖超对房子的处置再次强调要交公，对个人所属的文件、照片、图书甚至衣物都作了详细安排。
中央领导在研究治丧事宜时，特意征询了秘书赵炜的意见。赵炜提出了四个问题：西花厅是否要设置灵堂，考虑到邓颖超生前不同意在家里搞调研活动。
遗嘱中说不搞遗体告别仪式，是否还要举办。工作人员是否需要守灵。如果日本友人前来吊唁该如何处理，因为很多日本人都十分敬仰周总理和邓颖超夫妇。
中央根据邓颖超的遗嘱和赵炜提出的问题进行认真考虑，同时也考虑到了人民群众对邓颖超的深厚感情。最终决定不完全按照遗嘱操办。
在西花厅设置灵堂，接受群众吊唁；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允许工作人员和亲属守灵；在日本使馆设立灵堂，供日本朋友吊唁，来京的日本友人由对外友协负责接待。
这些决定既体现了对邓颖超遗愿的尊重，又照顾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国际友人的情感。当所有安排确定下来，工作人员们开始为邓颖超的最后一程做准备。
离别之际：珍藏记忆永难忘1992年7月17日凌晨四点半，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齐聚北京医院。他们要为邓颖超换上最后一套衣服。
工作人员从衣柜中取出了邓颖超特意留下的那套黑色西装，这是她十六年前为周总理送行时穿过的衣服。他们小心翼翼地为邓颖超穿上紫红色毛衣，外面是春绸面的棉袄，最外层是那套黑色华达呢西装。
这套西装上布满补丁，不同布料交织在一起，袖子破了，里子也破了，连裤腰都破损了。工作人员们提议换一套新衣服，但赵炜坚持要遵守诺言。
工作人员们拿起针线，一针一线地修补着这件饱含历史记忆的衣服。八点二十分，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北京医院送别。八名解放军战士抬着邓颖超的灵柩走出告别室。
赵炜和同事们一路护送邓颖超的遗体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长安街两旁站满了自发前来送别的群众，他们中有的是当年送别周总理时被父母抱在怀中的婴儿，如今已长大成人。
送别的队伍从东单一直排到八宝山门口，几十万群众含泪瞻仰这位伟大的中国女性。直到下午四点三十分，邓颖超的遗体才进入火化程序。
两个小时后，赵炜和高振普前往收取骨灰。赵炜将骨灰一捧一捧地装入周总理曾用过的骨灰盒中。他们捧着骨灰盒回到西花厅，从门口到客厅平常五分钟的路程，那天走了十七分钟。
回到西花厅后，工作人员们整夜未眠。大家都知道第二天邓颖超的骨灰将要撒入海河，所以都留在她的卧室里，默默地陪伴着这最后一夜。
七月十八日清晨六点半，赵炜捧着邓颖超的骨灰来到前厅，准备前往天津。七点二十分，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领导再次来到西花厅。
周总理和邓颖超的亲属们，曾在西花厅工作过的同志们，还有上百名中央警卫团的指战员们都来送行。他们列队肃立在两旁，静静地目送邓颖超最后一程。
赵炜捧着骨灰盒走到西花厅门口时，她转身面对着这个邓颖超生活了四十三年的地方。就在这时，聂帅的女儿聂力从人群中奔出，扑向骨灰盒，用颤抖的声音说：＂邓妈妈，您就要走了，让我再吻你一次吧！＂
这一刻，在场所有人都被深深打动，泪水模糊了每个人的双眼。医生和护士陪同赵炜和高振普抱着骨灰盒，坐上邓颖超生前常用的红旗轿车。
这是一场令人动容的送别，每个细节都写满深情。邓颖超用一件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诠释了她一生的节俭品格，而聂力那声发自肺腑的告别，道出了所有人对这位伟大女性的不舍与敬爱。
落叶归根：海河永恒怀念
车队驶入天津市区时，数十万天津市民已经在街道两旁静静等候。他们胸前别着白花，神情肃穆，等待着邓颖超的最后一程。
这条道路上的每一个人都明白，天津对邓颖超的意义非同寻常。这里是她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地方，是她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更是她邂逅周恩来的见证之地。
邓颖超生前曾对秘书赵炜说，希望去世后能乘坐平时坐的车将骨灰送到天津。她要求不要惊动天津市领导和市民，悄悄地将骨灰撒入海河。
然而天津人民怎能不来送别这位功勋卓著的女性革命家。为了让更多市民能够瞻仰，车队的行进速度格外缓慢。
在驶向海河的路上，人群中不时响起低声的啜泣。有老人向孩子们讲述着邓颖超在天津的往事，有青年人手捧鲜花，静静地目送车队经过。
终于，赵炜和高振普捧着邓颖超的骨灰盒登上了＂新海门＂号轮船。这艘船将把邓颖超送往她最后的归宿。
中午十二点十五分，＂新海门＂号的汽笛声划破天际。海河上所有的轮船都响起汽笛，用最庄严的方式向这位伟大的革命者致敬。
夏日的和风轻轻吹拂，空气中飘荡着月季的芬芳。赵炜和高振普将邓颖超的骨灰缓缓撒入海河，让她与这片见证她革命生涯的水域永远相依。
海河水静静流淌，带着邓颖超的骨灰奔向远方。这条河流见证过她青春年华的理想，见证过她与周恩来的相知相守，如今又见证了她最后的归程。
在岸边，送别的人群久久不愿离去。有人轻声吟诵着诗句，有人默默地向河面鞠躬，更多的人在泪水中回忆着邓颖超的点点往事。
从此以后，西花厅再也听不到她爽朗的笑声，看不到她忙碌的身影。只有年年盛开的海棠树，依然在诉说着往昔的故事。
海河水年复一年地流淌，带着人们对邓颖超的思念绵延不绝。她的一生，如同这海河水一般，滋养着无数人的心田。
时光流逝，但邓颖超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永远长存。她的节俭朴素、无私奉献、革命理想，都化作了激励后人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