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鲁这种耕牧之争的事，其实古代也出现过。

更早的时候，元朝也有过。

蒙古进入中原地区之后，正是兵乱之后，人口锐减，大片土地荒芜，蒙古人直接就把一些地方划成草场，给他们养马了。

不光是华北一些地方，甚至到江南一带，也把大量良田划为专用草场，禁止汉人垦种。

再早一些，中原王朝武德强盛的时期，开疆拓土，所到之处也都是移民屯垦，把大量草原开垦为农田，汉人移民屯垦耕种，且耕且战。

晚清入关之后，对蒙古和东北地区作为祖宗龙兴之地，当成自己家的自留地，实行保护政策，禁止汉人移民过去垦荒耕种，其法甚严。

所以，晚明时期辽东汉人已有400万人左右，但到清末辽东汉人也还是只有这么多。

而整个清朝，全国人口早已翻倍，从一亿多增长到了4亿。

内地人多地少，人地矛盾严重，移民实边本来早就亟待施行，但清朝始终没有弛禁。

一直到庚子之变后，开始讨论实行新政改革的时候，才有人战战兢兢的提出，这个实行已经两百多年的禁令可以松一点了。

到1907年前后，清朝朝廷开始讨论，但真正放开，已经是1909年前后。

大批汉人背井离乡，从中原地区闯关东，走西口，携家带口移民去东北，去内蒙。

而在汉人进入东北之前，按照之前甲午战争之后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已经开始向东北有计划、有组织地移民，沙俄也在积极推进。

中国自己的地方，中国人反而是最后被允许进去垦荒的，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滑稽。

因为朝廷不害怕老百姓，而害怕洋人，所以内蒙和东北的土地也坚持那个著名的原则，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汉人去东北的情况就不说了，这里主要说说内蒙的情况。

内蒙之前因为大量人口被编入八旗管理，一大批吃铁杆庄稼的王爷们，带着大批沦为底层的牧民占据着草原的草场。

王爷们也有样学样，学着汉人地主的样子，既有汉人地主家的长工那种形式，也就是家里蓄养一批牧奴，给他们放牧牛羊。

同时，王爷们也把一些草场划分成小片，出租给自己有牛羊的牧民，自己收租。

王爷们既有铁杆庄稼的供养，又有自己家的产出，还有出租的草场的租金收入，日子很潇洒，锦衣玉食，灯红酒绿。

牧奴和牧民风餐露宿，粗茶淡饭，也就能勉强维持生活，挣扎着活着。

朝廷终于同意放开汉人垦荒之后，大批汉人移民过去，承包王爷们的草场，垦荒种地。

农业收益当然比放牛放羊高多了，而且还稳定得多，所以王爷们都很感激朝廷的好政策。

苦了的就是原先的牧奴和牧民，他们不会种地，只会放牛放羊。

现在王爷们把土地租给了移民来汉人，牧奴失业，牧民租不到土地，日子也难过。

所以，失业的牧奴和牧民们一合计，干脆斩木为兵，揭竿而起，辛亥起义还没爆发，内蒙一些地方的牧民就先闹起来了。

不过，牧民到底没有咱们汉人这么悠久丰富的造反经验，所以揭竿而起了，也只是驱逐汉人，找王爷们请愿，要求把汉人赶走，继续把草地租给他们。

改牧为耕既然已经是朝廷定下来的国策，牧民的要求自然被视为反对国策，不识大体，所以朝廷下令严加剿灭，决不宽贷。

牧民没有早饭经营，也没有王爷贝勒们带头，不知道造反该怎么造，看上去声势浩大，其实只是乌合之众。

所以，朝廷态度严厉，大军所到之处，牧民也就一哄而散了。

牧民这一波反抗改牧为耕基本国策的活动，持续了一段时间，就沉寂下去了。

当然，没过多久，朝廷还要镇压四川的保路运动，汉人就经验就丰富多了，保路运动刚摁住，湖北的新军就举起了义旗。

大清就在乱七八糟的局势中退出了历史舞台。

清末东北都已经建省，但察哈尔、热河和绥远，因为汉人数量还不够多，所以还没有来得及建省，保留了都统，一直延续到北洋。

等到北伐前后，热察绥的汉人移民数量已经相当多了，情况也就变了，清末还有争议的地方也早都变成汉人的耕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