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6年，在毛主席的悼念仪式上，罗瑞卿不顾身体不便，坚持从轮椅上起身，借助双拐站立了一个多小时。仪式结束后，他的双腿严重肿胀，回到家中时情况更加明显。
目睹父亲的双腿，儿子心中满是痛惜，他沉默地摇着头，内心却始终萦绕着一个困惑：父亲如此坚持，究竟是为了什么？
【罗瑞卿：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是对的】
1977年，张爱萍将军举荐罗瑞卿重新担任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一职。罗瑞卿上任后，全力配合邓小平进行军队的整顿和纠正错误工作。他积极参与并支持当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明确反对“两个凡是”的观点。
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罗瑞卿凭借坚定的意志力，尽管身患重病，仍亲自前往部队指导工作。他致力于消除林彪和江青集团对军队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努力恢复人民军队的正常秩序。罗瑞卿的辛勤付出，为军队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时，罗瑞卿面临繁重的工作压力，大量文件和待办事项接踵而至。尽管行动不便，他依然坚持每天工作超过十小时，常常连续五六个小时坐在桌前专注处理事务。
罗瑞卿为了高效处理工作，采取了多种节省时间的措施。中午休息时，他不再取下假肢，省去了穿脱衣物所需的时间。面对繁重的文件任务，他控制饮水量，以减少上厕所的频率，从而将更多时间投入到工作中。
深夜归家后，罗瑞卿的双腿常常剧烈疼痛，导致他整夜无法入睡，只能依靠大剂量的镇静药物来缓解症状。
目睹父亲积极参与清理林彪、江青集团遗留的历史问题，儿子内心受到触动，开始反思父亲曾经的遭遇。父亲的态度让他意识到，父亲过去承受了不公正的待遇。这一过程促使儿子重新审视父亲的人生经历，并理解他曾经的困境。通过观察父亲的行动，儿子逐渐认识到父亲所受的委屈，并开始思考这些经历对父亲的影响。这种反思让儿子对父亲的过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让他对父亲产生了新的认识和情感。
根据常理推断，父亲这样的行为表明他对历史持有不同见解，这可能会影响他对毛泽东的看法。为了验证这一猜测，儿子开始密切留意父亲的言行举止。
在那段时间里，不少曾经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纷纷向罗瑞卿寻求帮助。通过罗瑞卿的不懈努力，许多同志得以洗清冤屈，重新获得公正对待。同时，他在恢复和弘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军队建设作出了显著贡献。
在为他人恢复名誉的过程中，罗瑞卿始终没有考虑过自身，甚至忽略了自己也曾遭受不公。当妻子郝治平提及此事时，罗瑞卿回应道：“别着急，现在党组织也有困难，我们不应该再给党添麻烦。”
1978年的某日，罗瑞卿的儿子注意到父亲情绪不错，便趁机与他交谈。为了让罗瑞卿放松，儿子在对话中特意挑选了一些轻松愉快的内容。
罗瑞卿的儿子看到他父亲总是充满积极乐观的态度，心中一直有个疑问难以释怀。他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询问：“爸，您对毛主席是不是有点过于忠诚了？”
罗瑞卿对儿子的疑问虽然觉得有点意外，但考虑到外面有人对毛主席说三道四，他先稳了稳情绪，然后平静地回应道：
质疑我们并不难，但我们对毛主席的信念并非毫无根据。别以为我们当时缺乏判断力，那时我们对毛主席的信任是最真实的，因为只有跟随他，我们才能确保生存。
对于父亲沉稳的回应，儿子表示理解。他深知父亲的性格，这并非一时兴起，也非情绪使然，而是经过仔细思考后得出的结论。
罗瑞卿的腿部疼痛加剧，最终入院治疗。在住院期间，他的子女们时常前来探望。罗瑞卿觉得应该向孩子们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于是对他们坦言：
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就是追随毛泽东投身革命事业。这一决定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关键转折点，也奠定了他一生的奋斗方向。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父亲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全身心投入到革命工作中，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理想信念。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和选择，不仅塑造了父亲的人生轨迹，也深刻影响了我们整个家庭的价值取向。通过参与革命事业，父亲实现了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的结合，这也成为他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成就。
罗瑞卿的一番话让孩子们意识到，毛主席在父亲心中的位置是不可动摇的。他们终于理解了父亲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有多么深厚。这种尊敬并非表面上的客套，而是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父亲对毛主席的敬仰，已经深深植根于他的思想和行动中，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孩子们从父亲的话语中感受到，这种敬仰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感，更是一种信仰和力量的源泉。通过这次对话，他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父亲与毛主席之间那种超越寻常的深厚联系。
【毛主席：罗瑞卿从来不恨我】
毛主席对罗瑞卿有着深刻的了解，毕竟罗瑞卿是他亲自培养的革命干部。即便在受到严厉批评后，毛主席依然坚信：“罗瑞卿对我没有怨恨。”这种信任源于两人长期的共事经历和对彼此性格的熟知。
1906年5月31日，罗瑞卿在四川省南充县舞凤乡清泉坝马家坡（现南充市舞凤乡双女石村）出生。
罗瑞卿的童年教育始于私塾，随后进入高级小学就读。在校期间，他对教师体罚学生的行为深感不满，并勇敢地与校方展开辩论，最终成功促使学校向受害学生公开道歉。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罗瑞卿接触到了大量进步书籍和刊物，这些思想逐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最终激发了他投身革命事业的决心。
1926年，罗瑞卿在成都成为中国共产党青年团的一员，随后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
1927年，罗瑞卿原本计划奔赴南昌参与起义行动，但在途中得知起义队伍已经转移，无奈之下只能返回武汉。一年后，他转赴上海，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随后投身于地下工作。
1929年，罗瑞卿被派到闽西负责组建地方武装力量，并出任闽西红军第59团参谋长。在此期间，他带领部队与毛主席和朱德指挥的红4军协同作战，随后被并入红4军，先后担任第2和第4纵队的支队党代表。也就是在这一年，罗瑞卿首次与毛主席结识。罗瑞卿的儿子后来回忆了这段经历。
在红四军进军福建期间，毛泽东同志将我的父亲调入了部队。从此，他便留在了军中，长期跟随毛泽东同志南征北战。
1930年，罗瑞卿出任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一职。在此期间，毛主席亲自指导他如何进行实地调研工作。同年10月，罗瑞卿被调任红4军第11师政委。随后，他积极参与了由毛主席指挥的中央苏区首次和第二次反"围剿"战役。
1932年3月，罗瑞卿被提拔为红4军的政委。到了第二年1月，他又被调到红1军团，担任政治保卫局的局长。在长征过程中，罗瑞卿担任了中央红军先遣队的参谋长，他严格遵循中央的指示，积极完成各项任务，并坚定地支持中央的北上决策。
1935年9月，罗瑞卿被调任陕甘支队第二纵队，负责政治部工作。两个月后，他接手了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的领导职务。
罗瑞卿从个人经历中深刻体会到，只有坚定追随毛泽东的领导，才能保住性命，革命事业也才能持续向前推进。
1936年6月，位于西北的红军抗日大学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林彪被任命为校长，毛泽东担任政委，罗瑞卿则负责教育长的职责。在这段时间里，罗瑞卿由于职务上的便利，有机会直接向毛泽东请教工作上的问题，并接受他的指导。
1938年，毛主席亲自安排罗瑞卿在他居住的窑洞旁边进行写作。罗瑞卿在那里完成了《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书。在创作过程中，毛主席特别关照，每天都会安排厨师给罗瑞卿送餐，确保他能专心写作，直到作品最终完成。
罗瑞卿视毛主席为导师和父辈，而毛主席也将罗瑞卿看作门生和后辈。罗瑞卿对毛主席表现出极度的忠诚与敬仰，内心充满钦佩之情。与此同时，毛主席对罗瑞卿也给予了充分的信赖。两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与信任关系。
随后，罗瑞卿被委任为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在太行山区开展军事活动。毛主席对罗瑞卿抱有很高的期望，而罗瑞卿的表现也符合了毛主席的期待。他撰写的《当前政治工作建设的若干问题》一文，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评价。
1944年，罗瑞卿受命返回延安，进入中共中央党校进行学习。抗战结束后，他被派往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担任中共方面的参谋长。此后，他相继出任晋察冀野战军政委、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并兼任第2兵团第一政委。
1959年，林彪推荐罗瑞卿出任总参谋长。罗瑞卿一心追随毛主席，对其他事情并不在意。毛主席也清楚罗瑞卿的忠心，曾这样评价他：
我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他们从未对我产生怨恨。罗瑞卿曾表示，这些批评对他有益，使他变得更加谨慎。他提到，正是因为经历了我的严格批评，他才学会了更加小心。罗瑞卿和汪东兴都是高级干部，经过批评后，他们并未受到影响。然而，有些同志，即使我只是轻微地批评他们，他们却可能对我怀恨在心，甚至可能持续几十年，甚至一生。
1964年，在全军比武大会上，罗瑞卿的表现让林彪感到不快。对此，罗瑞卿的儿子曾提到：
林彪作为当时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对1964年全军大比武颇有微词。这其实不难理解，毕竟他长期抱病在身，突然冒出一件重大军事活动与他毫无关联，心里有想法再正常不过。这次大比武的初衷是推动部队军事训练，提升全军战斗力和军事素养，但这套做法和林彪的治军理念背道而驰。早在1960年，林彪就提出了“四个第一”的治军原则，强调人的因素、政治工作、思想工作和活的思想居于首位。大比武显然与他的这套理论格格不入。正因如此，林彪对这次全军大练兵和大比武持强烈反对态度。
1965年，林彪察觉到罗瑞卿不再像以前那样顺从他的意愿，感到两人之间出现了裂痕。他对陶铸提到：“1960年那会儿，罗瑞卿和我合作得还不错。可到了1961年，他态度就变了，开始疏远我，甚至有意避开我。到1965年，他直接站到了我的对立面。”林彪这番话表达了他对罗瑞卿从信任到不满的转变过程。
在上海的那次会议上，陶铸一字不差地把林彪的原话传达给了罗瑞卿。到了1971年，林彪出事后，罗瑞卿在一份书面材料中提到了这件事。
我在哪些方面惹他不高兴了？主要是我在处理一些事务时，没有事先征求他的意见。由于他身体不好，经常不在北京，遇到事情我就直接向主席请示并执行了。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我事后才向他汇报。还有一些事情，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我干脆就没告诉他。我认为这样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没有问题，因为主席不仅是党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军委主席。我能感觉到，他对我不通过他就直接向主席请示的做法很不满，但他又不好明说。
1974年，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下，罗瑞卿获准返回家中。当天，他特意让司机放慢车速，从天安门广场缓缓驶过。当车子经过天安门时，罗瑞卿看到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立即举手敬礼，目光一直追随着画像，直到车子驶远，画像完全消失在视线中，他才放下手臂。
1975年8月，经过毛主席的同意，罗瑞卿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尽管如此，罗瑞卿始终未能与毛主席会面。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来，罗瑞卿深感哀痛。他拄着双拐，艰难地走到毛泽东的画像前，长时间站立不动，眼泪不停地流下。
1976年9月18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毛泽东主席的悼念仪式。在仪式过程中，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不顾自身行动不便，坚持从轮椅上起身，依靠双拐支撑站立了整整一个多小时。由于长时间保持站立姿势，加上身体承受的巨大压力，罗瑞卿在回家后双腿出现了严重肿胀的情况。这一举动充分体现了他对毛泽东主席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也展现了一位革命老战士坚毅不屈的精神品格。
【邓小平：当初真不该批准罗瑞卿去西德治腿】
1977年，罗瑞卿担任了中央军委秘书长的职务。
随后，罗瑞卿因腿部问题入院治疗。为了帮助他恢复，专门邀请了德国的骨科专家进行会诊。经过检查，德国专家推荐罗瑞卿使用一条高品质的假肢，以改善他的行动能力。
德国医疗团队向罗瑞卿详细解释了他们的专业优势。他们提到，在二战期间，德国医疗界接收了大量肢体伤残的患者，通过长期实践，在假肢安装和康复治疗方面积累了宝贵的临床经验。与当时的中国相比，德国的医疗设备和手术条件更为先进。专家们强调，如果采用他们的治疗方案，安装合适的假肢，将显著提升罗瑞卿的生活质量。经过这番交流，罗瑞卿对治疗前景充满了信心。
罗瑞卿经过一番劝说，意识到自己的老战友张爱萍同样有腿部残疾的问题，于是拨通了张爱萍的电话。他告诉张爱萍：“医院里现在有位德国来的骨科专家，刚刚给我做了详细检查。我觉得他的诊断非常专业，你也过来做个检查吧。”
经过长期中医调理，张爱萍的伤腿有了明显好转，多年来一直保持稳定，没有出现大的波动。不过，夜间时分会感觉腿部有些发冷，遇到阴雨天气时，也会有些轻微的疼痛感。
张爱萍即便拄着拐杖工作，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一门心思扑在国防科技上，早把腿脚不便的事儿抛到九霄云外了。对他来说，这些小事根本不值得分心，满脑子想的都是国家大事。
张爱萍对罗瑞卿赴德治疗腿疾一事心存疑虑，但并未直接表达，只是表示有空会去医院探望。
张爱萍完成体检后，立即赶往罗瑞卿的病房探视。交谈中，罗瑞卿提到：“我打算去德国接受手术，彻底解决腿的问题。”
罗瑞卿已经下定决心，张爱萍虽不再劝阻，但仍不放心地问道：“出国治疗确实麻烦，不如让医生来国内给你做手术，这样会不会更方便些？”
为了让朋友放心，罗瑞卿坚定地表示：“那边的医疗设备和技术水平都远超我们，手术成功的几率更大。”张爱萍赞同地回应：“确实，他们的设备和技术可能更胜一筹，安装假肢应该没问题。”
尽管罗瑞卿住院治疗，他始终心系工作，时刻挂念着职责所在。待健康状况有所好转，他便毅然决定提前出院，重返工作岗位。
离开医院后，罗瑞卿恢复了以往的工作节奏，每天投入超过十小时，长时间在办公室内保持同一姿势。邓小平见状，关切地提醒他：“老罗，注意身体，别太劳累了。”罗瑞卿听后，笑着回应：“明白！”
邓小平刚刚离开，罗瑞卿就立即投入了工作。面对这样的工作节奏，罗瑞卿表示：“我要把72岁当作27岁来用，更加努力地完成工作！”
邓小平的忧虑很快就得到了印证。罗瑞卿出差归来，脸上写满了焦虑，他的双腿问题已经严重干扰了他的日常工作。
几天后，邓小平对罗瑞卿说道：“老罗，我已经调查清楚了，咱们国内在这个领域有不少专家，卢世璧就是其中之一。你赶紧安排一下，马上去医院接受治疗吧！”
1978年，在邓小平的坚持下，罗瑞卿不得不前往解放军总医院接受治疗。
在罗瑞卿接受治疗的同时，他的妻子郝治平也因肺部疾病住进了医院。得知妻子住院的消息后，罗瑞卿内心充满了焦虑。尽管行动不便，他仍坚持亲自前往病房陪伴妻子。当得知妻子的确诊结果时，罗瑞卿心情沉重，坐在病床边，连饭都难以下咽，独自默默流泪。
躺在病床上，罗瑞卿显得格外虚弱，他拍着自己的双腿，懊恼地说自己无法照顾妻子。到了晚上，见到卢世璧医生时，罗瑞卿急切地问：“卢主任，我的腿到底该怎么治？咱们国内有办法吗？”
卢世璧坦率地向首长说明情况：“首长，我对您的病情非常清楚。根据当前的医疗技术，最理想的治疗方案是更换人工骨关节。考虑到您的年龄，手术的复杂性和风险相对较高。虽然国内有过类似手术的案例，但数量有限，实践经验并不丰富。”
罗瑞卿对卢世璧的说法深信不疑。没过多久，他便向子女们表达了自己的决定：“我下定决心要去国外治疗腿伤，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一定要把腿治好！”
罗瑞卿在六月告诉妻子郝治平：“中央同意我去国外治疗腿伤了。”
郝治平惊讶地回应道：“罗瑞卿，你前几天还说这事没定下来，怎么突然就拍板了？这么重要的事，你都没跟我商量一下吗？”
罗瑞卿为了不让妻子郝治平忧虑，解释道：“这次行程是经过组织同意的。而且，我们的医学专家也会随行，德国那边也给出了明确的答复。我觉得这次出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7月18日，罗瑞卿搭乘的航班抵达西德科隆机场，他使用假名“吴生杰”登记入住海德堡大学骨科医院。在医院，他接受了必要的术前检查，为即将进行的手术做准备。
8月2日，郝治平得知手术顺利完成，心情十分愉悦。傍晚时分，罗瑞卿苏醒过来，向主刀医生致意道：“晚上好，感谢您！”医生观察后回应：“祝贺您，再过几天您就能下床行走了！”
8月3日，罗瑞卿因心肌梗塞突然发作，不幸逝世。
当邓小平得知罗瑞卿在国外去世的消息时，他感到极度悲痛，并感慨道：“真是令人难以接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关于罗瑞卿突然离世的情况，他的秘书王仲方在事后回忆时提到：
邓小平曾感慨道：“当初真不该同意罗瑞卿去西德治疗腿伤！”邓小平一生行事果断，极少有后悔的时候，但这次同意罗瑞卿去西德治疗的决定，却让他深感遗憾。
8月10日，罗瑞卿的遗体由专机运抵国内。两天后，即8月12日，中共中央为其举办了盛大的追悼仪式，邓小平亲自主持并发表了悼词。
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份正式文件，宣布为罗瑞卿恢复名誉。这份通知明确指出，罗瑞卿之前受到的错误指控和处分已被撤销，他的历史问题得到了全面澄清。这一决定标志着罗瑞卿的冤案正式终结，反映了当时中央对历史遗留问题的重新审视和纠正态度。通过这一举措，中央不仅为罗瑞卿个人正名，也体现了对过去错误政策的反思与调整。
罗瑞卿离世已超过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