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姗姗姐，她婆婆因癌症离世了。后事才刚刚料理得差不多，她就向老公江河提出离婚。

江哥低声下气地哄了姗姗姐许久，见她铁了心要离，便冷着脸问：“你是不是因为我借钱给我妈治病，才坚决要跟我离婚的？”

姗姗姐答：“是的，不但要离，而且你为给你妈看病借的十几万债务，你自己承担。”

姗姗姐的婆婆在两年前被查出肺癌晚期，当时已经７５岁了。医生委婉表示，治疗已无意义。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

江哥听到医生说明病情后的第一反应是：“治，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也要治，您该用什么药用什么药，钱不是问题。”

姗姗姐能理解他的心情，毕竟她也经历过亲人离世的痛苦。每次回想起来，心脏都会一阵揪痛，那是生理上实实在在的疼痛。

这是个极其烧钱的病。虽说婆婆是职工退休，报销比例较大，但以他们的经济状况，面对如流水般的药费清单，很快就力不从心了。

婆婆虽猜到自己的病情，可求生欲极强，从未主动提出放弃治疗。江哥更是不顾一切地全力救治。那时老太太已经无法进食，靠着输白蛋白维持，一瓶白蛋白将近５００元，还不在报销范围内，老太太一天要输好几瓶，家里那点积蓄很快就见底了。

医生也说继续治疗没意义，最后只会人财两空。但江哥很坚定：“输，只要能让我妈减少点痛苦，花多少钱我都认了。我要的不是结果，就想让她最后走得舒服点，自己这个当儿子的心里也能好受些。”

看到江哥这样，姗姗姐心中没有感动，只有深深的疑惑和自责。这让她想起几年前自己母亲患癌晚期时的情景。

当时，姗姗姐的妈妈在医院没待几天，就把一辈子种地攒下的那点钱花得差不多了。她妈妈是农村的，社保报销相比庞大的医疗费简直微乎其微。

尽管姗姗姐瞒着老太太，但老人还是从病友那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强烈要求出院，说在医院住着不舒服，没病都能闷出病来，其实就是怕花钱。

她妈妈是那种一辈子在土地里刨食的人，出门再渴都舍不得买瓶矿泉水，从来没打过车，一辈子就攒了那么点钱，在医院里没几下就没了，而且明知这钱是白花的。

老太太清楚自己的积蓄，知道再治就得女儿女婿掏钱了。闺女的小家才刚起步，她生怕因为自己让孩子在婆家受气，所以不管别人怎么劝，都坚持回家不治了。

那时姗姗姐家其实有准备买车的十几万块钱积蓄，她想过先挪用来给母亲看病，哪怕没希望，至少自己尽了力。但江哥当时的话，她至今记忆犹新。

江哥说：“妈这个病不是钱的事，就是太上老君的仙丹也救不了。你花再多钱治疗，在你看来是尽孝，但对她来说是延长痛苦。有时候人们明知花冤枉钱还坚持过度治疗，以为是尽孝，其实只是求自己心安。但心安能减轻病人痛苦吗？如果不能，结果还是一样，为什么不尊重病人意愿，让她最后舒服地度过呢？再说医院有多黑，每天用的药有没有用都不知道，好多不能报销的药，也不知道是从病情考虑还是盈利目的，又不是他们亲人，他们会考虑那么多吗？”

姗姗姐虽觉得老公说得有道理，但心里还是隐隐不安。那种面对亲人被病痛折磨却不能全力以赴的内疚，一直折磨着她。

本来江哥看中一款２０万左右的车，打算再攒攒等降价就买。结果老太太一病，他说以后去医院有车方便，很快就降低要求买了一辆。姗姗姐当时没多想，现在才明白，他是断了自己挪动家里存款的念头。

最终，姗姗姐的妈妈挣扎几个月后痛苦离世。她一辈子没享过福，总说等有机会出去转转，到死也没舍得花钱。姗姗姐想掏钱时，她总是拒绝，因为她知道闺女出嫁后，钱就不是自己能随意支配的了，她们虽不能托举孩子，但也尽量不拖累孩子，这就是给孩子最大的托举。

但现在，同样的情况，角色一换，江哥却没了以前的理智和从容。

家里钱没了，江哥和姗姗姐商量先借点。姗姗姐冷冷地看着他问：“我妈当初病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这么快就忘了？”

江哥当然没忘，面对姗姗姐犀利的眼神，他明显心虚地闪躲着说：“情况不一样，那时咱妈是强烈要求不治的，咱们得尊重病人想法，再说咱妈的医保你也知道，我妈这毕竟报销比例大，咱们负担没那么大，不过就是多出些力……我做儿子的不能眼睁睁看着她痛苦，却什么都不做啊！”

原来傻的是自己啊。

她无法要求他在这件事上怎么做，毕竟那是他妈妈。这时候跟他计较，怎么都说不过去。

最终钱是江哥出面借的，姗姗姐没表示什么。

老太太在全力救治下，多撑了三个多月还是走了。

姗姗姐在老人葬礼期间，尽到了儿媳的责任，操持所有事宜。葬礼一结束，她就平静又果断地跟江哥提出了离婚。

她过不去心里这道坎，每天面对这个枕边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的算计和自己的愚蠢。后悔、自责和内疚如失控的潮水般汹涌袭来，让她几乎窒息。

她知道，这个伤，时间无法治愈。所以这个婚必须离，与其日后一次次面对他而自揭伤疤，不如痛快点，长痛不如短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