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5月，林彪、“四人帮”一伙，因北京市委的“独立王国”等问题，将作家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成为他们迫害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一个开端。这三人中的邓拓、吴晗先后被迫害致死，而廖沫沙被长期监禁，他顽强地活了下来，坚持到了1979年“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著名作家廖沫沙，为何能成“三家村”冤案中，唯一的幸存者呢？
一．一生酷爱读书，革命意志坚定
廖沫沙，原名廖家权，笔名有繁星、埜容、野容、达伍、熊飞、闻璧、怀湘等，于1907年1月16日出生在江苏省一个军人家庭。祖籍是湖南长沙，后来全家迁回湖南。他从小受到了良好地教育。
1919年，廖沫沙进入长沙县立高小读书，在湖南省立一师附小完成小学学业，曾受到五四时期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蒙教育，也受到过何叔衡、谢觉哉等革命教师的思想影响。
1922年，廖沫沙进入长沙师范学校学习，后求学于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1927年，廖沫沙前往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当旁听生，从此踏上了自学之路。在此期间，他与同学合租一间破旧的房子，白天去图书馆读书，晚上在“斗室”整理笔记练习写作。
廖沫沙从小酷爱读书，尤其喜欢文学书籍。从小学三年级起，他就开始读《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并读了冰心、茅盾、郑振铎等人创作或编写的大量作品和书刊，以及许多外国作品。在读了鲁迅先生的杂文后，廖沫沙萌生了对杂文的兴趣，以后便开始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向杂文家之路迈进。
1928年廖沫沙到武汉担任《革命军日报》副刊编辑，1930年在上海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团沪中区书业支部书记、团沪中区委宣传部长。1932年，党组织调廖沫沙到《远东日报》任编辑，并开始杂文创作。从1930年到1934年，廖沫沙曾三次被捕，他始终坚贞不屈，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气节。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廖沫沙随同田汉、阳翰笙、袁牧之等到武汉编辑期刊—《抗战戏剧》，1938年参加田汉在湖南创办的《抗战日报》编辑工作，1939年参加郭沫若、夏衍在桂林主办的《救亡日报》编辑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廖沫沙到香港任《华商报》晚刊编辑部主任，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华商报》停刊；1942年到重庆任《新华日报》编辑部主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廖沫沙奉调到香港，复刊《华商报》，担任副总编辑兼主笔，曾兼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委员、报委书记；1948年任香港新民主出版社总编辑。
1949年6月，廖沫沙奉调来北平(北京)，先后任过市委委员、宣传部长、教育部长、统战部长、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廖沫沙长期从事文字工作，成为领导干部后他仍然笔耕不辍，有《廖沫沙全集》五卷等存世。
二．蒙冤后仍乐观幽默，成为唯一的幸存者
所谓“三家村”本来是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在1961年开辟的一个杂文专栏，叫《三家村札记》，由吴晗、邓拓、廖沫沙轮流撰稿，统一署“吴南星”的笔名。吴指吴晗，南指邓拓，因为邓拓有一个笔名“马南邨”，星指廖沫沙，因为廖沫沙有一个笔名“繁星”。《三家村札记》一共发表了60篇文章，受到读者普遍好评。
可就是这样一个杂文专栏，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就惨遭摧残。姚文元首先发难，在1965年12月15日的《文汇报》发表署名“伍丁”的文章—《欢迎“破门而出”》。并叫嚣:“我们欢迎有这样的反面教员。它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很多问题。”
之后，批判文章接踵而来，形成了口诛笔伐的狂潮。《三家村札记》变成了“三家村反党集团”，而且，在全国各地揪出了难以数计的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分店”。“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拓以死抗争，宁为玉碎；吴晗与廖沫沙惨遭批斗，吴晗被迫害致死，廖沫沙被囚禁八年后又经历三年林场的劳动改造。
廖沫沙最终成为“三家村”冤案中的唯一幸存者，究其原因是他在蒙冤后，还能乐观幽默，胸怀广阔，相信我党迟早会纠正错误。如在十年浩劫中，廖沫沙常“自嘲”解闷：“我本是一个小人物，林彪、‘四人帮’那么一搞，竟使我‘举世闻名’了。”
有一次廖沫沙和吴晗一起被揪到某矿区批斗，他看到吴晗愁眉苦脸，低垂着头。为解两人的烦恼，就低声对吴啥说：“咱们成了‘名角’了，当年北京‘四大名旦’出场，还没看我们‘唱戏’的人多咧。”吴晗高兴起来，问：“那我们唱什么戏呢?”廖沫沙说：“我们唱的是《五斗米折腰》。”
历史学家吴晗当然知道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两人会心地笑了。批斗会结束后，廖沫沙提出要吃了饭才回去，还风趣地说：“不让我们吃饱饭，你们就没有‘活靶子’了。”在回程的火车上，他在默想中作成《嘲吴晗并自嘲》的诗：“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爱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
当听到邓拓与吴晗夫妇含冤去世的消息，廖沫沙不惧淫威，写诗悼念，作《哭邓拓、吴晗同志》七律一首:“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巫咸遍地逢冤狱，上帝遥天不忍闻。海瑞丢官成惨剧，燕山吐凤化悲音。毛锥三管遭横祸，我欲招魂何处寻。”
之后廖沫沙在江西芳山林场劳动时，常自我排忧，冬天偶然买到点柑橘，他即用手指或用一根大头针，把橘皮柑皮刻成一朵朵橘花柑花，放在桌上以供欣赏。
面对这些别具一格的“工艺品”，廖沫沙还作诗一首：“一株清翠赠湘云，力畹贞风寄素心。不畏严寒和酷暑，幽岩之下度黄昏。”养成了冷静沉着、胸怀宽广的性格，也许这正是他度过难关、养生保健的基础。
1979年，“三家村”冤案得到昭雪平反。令人称奇的是，廖沫沙先生在惨遭批斗时还有心思作诗自娱。在关押期间，他在狱中用烟盒作纸、火柴当笔写诗，后结集出版，名《余烬集》。
结束语：
著名作家廖沫沙，为何能成“三家村”冤案中，唯一的幸存者呢?是因为他淡泊名利，蒙难时还能乐观幽默，运用掌握的丰富文学知识，作诗来排解心中苦闷；且始终坚信我党迟早会纠正自己的错误，还正义与公正于人间。
廖沫沙所创作丰厚的文学作品，值得人们学习与欣赏，他在蒙冤后，还能乐观向上、用宽广的胸怀来面对暂时的不公平待遇，其品德可贵、精神可嘉，值得我们佩服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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