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其神秘而辉煌的历史长久以来吸引着无数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关注。通过近年来一系列的考古发现，我们不仅得以窥见商朝社会的真实面貌，更逐步揭开了许多历史谜团。

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洹河两岸，是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根据《史记·殷本纪》中引用的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商王朝以殷墟为都城长达273年（或254年）。直至19世纪末期，殷墟才重新被发现。当时，有人在河南安阳小屯村附近的农田中偶然发现古老的龟甲、兽骨以及各式陶片，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竟然刻有文字，这一发现震惊了学术界。

金石学家王懿荣在1899年从中药中意外发现了甲骨文，并开始大量收购和研究这些甲骨。随着甲骨文的不断发现和研究，学术界逐渐确认了殷墟作为商代王都的地位。自1928年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启动了对殷墟的科学发掘，这一举动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

殷墟的发掘历程可概括为四个阶段，分别在不同时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包括小屯宫殿宗庙区的建筑基址、甲骨坑的发现，侯家庄西北冈的商王陵墓区，以及后冈、大司空村和武官村南地等遗址的文化面貌揭示。其中，YH127甲骨坑出土的17000余片刻辞甲骨，内容广泛涉及商代的政治、经济、战争、生活等各个领域，为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寨沟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地处陕北黄土高原腹心地区。这是一处规模巨大、遗存丰富、要素齐全的商代聚落遗址，凸显出北方黄土梁峁地带中心聚落典型的“多峁一体”特征。寨沟遗址是陕晋高原迄今发现规模最大、遗存最为丰富的商代遗址，在与中原商文明同时并存的区域政体中十分罕见。

在寨沟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面积夯土建筑、大型墓葬、小型墓地、灰坑、陶范等不同功能遗存，散布在相邻的11座山峁上。特别是9处高等级贵族墓地，包括3处共7座“甲”字形大墓，是陕晋高原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等级最高的晚商墓地，为商代考古的重大突破。

寨沟遗址的发现不仅解决了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问题，如以往偶然发现的数十个比较丰富的铜器群，就出土自这类高等级墓葬。同时，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青铜车马器、玉器、骨器、漆器、龟甲与殷墟上层物质文化相同，反映了黄土丘陵地区与商王朝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强烈影响。

洹北商城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家对城市形态的认识。考古发掘人员认为“郭城”应为城壕而不是城墙，城壕上发现的通道以及不同时期的道路遗迹，有助于进一步深入认识洹北商城城市布局。

殷墟时期的大型祭祀沟叠压在城壕之上，表明晚商时期该区域功能已发生变化，是中晚商时期聚落功能演变的生动例证。这些发现为我们理解商代城市的规划和功能提供了新的视角。

长久以来，关于商朝起源的说法存在争议。《汉书》记载商朝起源于河南商丘，但这一说法在考古发现面前受到了挑战。1988年，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张光直与中国考古队联手发起“商丘计划”，试图在商丘寻找先商文明的踪迹，然而未能发现大规模的先商遗迹。

直到2010年，河北石家庄鹿泉区北胡庄一处距今4000年的大型先商遗址的发现，彻底改写了这段历史。这处遗址面积达到15万平方米，出土的文物数量之多、种类之全，远超以往任何一处先商遗址。考古学家们通过碳十四测定和地层分析，确认这处遗址与商契辅佐大禹治水的年代相吻合。

河北先商遗址的发现不仅为商朝起源提供了新的视角，还揭示了商族从河北南下，最终建立强大的商王朝的历史过程。这些发现与甲骨文中记载的“子宋于宋”相呼应，表明商族最早发源于河北石家庄一带。

通过一系列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看到商代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是非常广泛的。例如，寨沟遗址中出土的青铜车马器、玉器、骨器、漆器等与殷墟上层物质文化相同，反映了黄土丘陵地区与商王朝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

同时，河北先商遗址的发现也表明，商族在南下过程中不断与周边地区进行文化交流与融合，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不仅促进了商代社会的发展和繁荣，也为后来的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