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的长廊中，每一起案件都是对正义的深刻审视。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便是这样一道深刻的命题，它不仅关乎个体的罪行与救赎，更触及到社会对于正义实现方式的深层思考。随着二审开庭的临近，此案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尤其是余华英提出的上诉理由——“自己不是主犯，是受到蛊惑”这一辩解，为案件增添了更多复杂性。

余华英的辩解：受蛊惑还是主谋？

余华英在上诉中提到，自己是受到龚显良和王加文的蛊惑，才参与了拐卖儿童的活动。她强调自己在犯罪过程中的作用较小，认为一审的量刑过重。这一声明无疑为案件带来了新的争议点。一方面，如果余华英的陈述属实，那么她在犯罪链条中的地位和作用确实需要重新评估；另一方面，即使她受到了他人的影响或指使，作为成年人，她仍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法律视角下的责任归属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拐卖儿童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其性质恶劣，影响深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二）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的；（三）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四）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五）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六）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七）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八）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

在本案中，余华英被指控涉及17名儿童的拐卖，且多次参与此类犯罪活动，显然符合上述法条中“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和“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的情形。因此，即便她是受到他人蛊惑而参与犯罪，也不能减轻其法律责任。

社会反响与未成年人保护

这起案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拐卖儿童不仅严重侵犯了儿童的人身自由和权利，也破坏了他们的家庭结构和心理健康。社会各界呼吁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执行力度，提高公众对拐卖儿童行为的认识和警惕性。同时，也需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关爱，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自我保护意识。

终审判决的期待

随着二审开庭的临近，公众对此案的关注持续升温。无论最终判决如何，这都将是对正义的一次检验。我们期待法院能够依法公正地审理此案，给予受害者公正的裁决，同时也给社会一个明确的答案。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细节都至关重要，每一个声音都应该被倾听。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