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评选晚清输得最耻辱的战争，那6000英法联军大破北京城，绝对能排进前三。

而后世学者在复盘此战时，提出了一个观点，清廷当时还有一战之力，甚至很可能反败为胜。

在他们看来，坐拥12万精兵的曾国藩如果能及时北上救援，有很大概率给英法联军致命一击。事实上，早在局势败坏之前，咸丰帝便发出了急诏，命曾国藩派湘军精锐入京支援。

然而曾国藩收到诏书后，却踌躇许久，最终选择了袖手旁观。面对如此危局，自诩“公忠体国”的曾国藩为何见死不救？

1856年10月，英法两国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由，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场战争一共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广州城战役为主，第二阶段的主战场则转移到了清廷的腹心——北京。

其中发生在1859年的第二次大沽口之战，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僧格林沁率领的清军居然击退了来犯的英法联军。

这是1840年后，清廷第一次在对抗西方列强时取得大捷，僧格林沁也因此得到了朝廷的高度嘉奖。

而遭遇首败的英法联军被彻底激怒，他们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休整和准备，最后于1860年8月1日对大沽口发起第三次进攻。

此战英法两国派出了2.2万精兵，还携带了大量先进的枪支和火炮。面对敌军的强大火力，僧格林沁没能再创奇迹，他很快败下阵来，一路撤退到通州大营。

英法联军占据天津后，一面假装与清廷谈判周旋，一面迅速完成了备战工作。1960年9月18日，英法联军直扑北京而来，战争正式打响。

据史料记载，战争开始前，清廷对保卫京师是很有信心的，毕竟僧格林沁是公认的名将，有过击败洋人的经验。

而且清廷集结的兵马足有3.4万，其中还包括了10000名精锐的蒙古骑兵。而英法联军虽然号称有2.2万人，但大部分都是海军和辎重兵，真正的陆战部队只有6000人左右。

最关键的是，英法联军是异地作战，只有“速胜”这一条路。一旦陷入僵局，他们的后路极有可能会被切断。

咸丰帝还饶有兴致地给僧格林沁写了击败英法联军的“妙招”，里面提到了要扬长避短，以夜战、近战打击敌人。

清文宗在信件末尾还分析了英法联军的战术弱点，提出利用人数优势不断骚扰，消磨敌军锐气的作战方针。

然而，最后的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一向进退有度的僧格林沁居然选择了“迎头轰击”，与敌人正面对抗，结果自然是清军遭遇惨败，咸丰帝仓皇出逃。

这着实令人感到费解，僧格林为何会犯下如此大错，他难道还不如咸丰这个半吊子吗？事实上，咸丰帝提出的“妙招”不过是在“纸上谈兵”，压根没什么可行性。

首先，想要实施疲敌战术，必须提前做出布置。然而，清廷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战与和”之间反复横跳。

比如在开战前一天，朝廷还下令命僧格林沁不准轻举妄动，以免影响“抚局”。僧格林沁完全是仓促应战，压根没有准备时间。

其次，想要实现避实击虚、扬长避短的打法，骑兵们必须要有足够的战略纵深，然而僧格林沁把守的八里桥距离京城只有几里地，根本没有后撤的空间。

至于咸丰帝提到的英军战术弱点，更是压根就不成立，因为他是以鸦片战争时的老眼光来进行分析。

而经过近20年的发展后，英法军队的装备已经更新换代，之前的战术弱点早就被弥补了。由此可见，京师保卫战的失败其实是必然。

当然，咸丰对此肯定是不认同的，他先是革去了僧格林沁的爵位，随后又向全国将领发出了勤王诏书，其中就包括曾国藩。

在咸丰帝看来，他的诏书发出后，湘军一定会迅速响应。毕竟京师都火烧眉毛了，曾国藩有什么理由按兵不动呢。

但实际情况却是，诏书送到大营之后，曾国藩并没有立即做出决断。他思量了很久，还征求了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的意见。

其实曾国藩的犹豫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英法联军把清军打得丢盔弃甲，但细说起来他们并不是腹心之患。

明眼人都知道，南方的太平天国才是真正的威胁，如果放任这些人做大，清朝极有可能会彻底倾覆。

而1860年的10月，恰好是湘军攻打太平军的关键时刻，容不下一丝一毫的闪失。

此时的曾国藩已经率领湘军牢牢围住了太平天国的重镇——安庆，并且极大程度地消耗了对方的有生力量。

只要再坚持几个月，这座坚城就会被攻下。一旦失去安庆，那太平天国便等同断了一臂，再无翻身的可能。

不过，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太平军的局面看似危急，但尚存有一战之力，比如李秀成部就给湘军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据史料记载，这位后起之秀，在短短的几个月里，连克常州、无锡、苏州、嘉兴等重镇，还获得了当地老百姓的支持。

有李秀成在背后虎视眈眈，曾国藩实在不敢分兵，哪怕咸丰的诏书中只要求湘军将领鲍超带3000精兵入京。

别看3000和12万相比，不算什么大数字，但此时曾国藩的总兵力并不充裕，没有了这3000人，安庆包围圈大概率会出现漏洞。

如果被李秀成抓住这可乘之机，复刻“二破江南大营”的奇迹，那湘军和大清就真的万劫不复了。

可以说，曾国藩一开始的犹豫，确实是出于公心的考虑。他是真的怕江南局势崩坏，让太平天国赢得喘息之机。

不过，左宗棠、胡林翼都认为京师不能不救，必须要逢诏勤王。因此，曾国藩犹豫再三后，还是决定出兵。

然而，就在大军出发前，他却忽然后悔了。而这一次，就是曾国藩的私心占据了上风。

众所周知，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并非是清廷的官方部队，而是由地方武装组成的团练部队。这一点，从朝廷称呼其士兵为“勇”而不是“兵”，就可见一斑。

事实上，咸丰帝对湘军一直很提防，不仅处处进行限制，屡屡将其当做炮灰来使用。

甚至在关键战役的最后关头，清廷还刻意将湘军排除在外，试图让八旗军和绿营军拿下所有功劳。

事实上，即便到了进京勤王这个危急关头，咸丰帝仍不忘限制湘军，他居然命令曾国藩将3000精锐交由胜保掌控。

胜保是八旗子弟，军事素养极差，无论是对抗太平军，还是与洋人作战，都屡战屡败，被人蔑称为“败保”。

虽然打仗不行，但胜保抢功一流，在与太平军作战时，常常冒领湘军的功劳，多次公开与曾国藩作对。

想到要把自己的3000精锐，交给这样一个无能之辈，曾国藩便心绪难平。思虑再三后，他决定无视咸丰的旨意，拒不发兵。

虽然私心里不愿发兵，但明面上曾国藩肯定不能这么说，甚至他还要表现出一副“忠心耿耿、积极办事”的态度。

据史料记载，曾国藩给咸丰的回信里，非常真诚地回道，鲍超虽然作战勇猛，但拙于谋略，并不是适合对抗洋人的领军之才。

随后，曾国藩笔锋一转，表示自己愿意亲自带兵北上，只要陛下同意，他即刻就从安庆出发。

表面上来看，这封信可谓是诚意十足，毕竟曾国藩都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亲赴战场了，堪称是“公忠体国”的表率。

然而，咸丰收到信后，反应却颇为冷淡。因为他敏锐地洞悉了曾国藩的真实意图，意识到这封信通篇都是推诿之词。

没过多久，咸丰就下了旨意，表示“鲍超和3000兵马不用来了”。几天后，他又下了一道旨意，强调“曾国藩也不用来了”。

曾国藩收到热河传来的旨意后，丝毫没有感到惊讶，转头便去整备湘军，继续为围困安庆做准备。

可以说，这个结果完全在曾国藩的预料之中，那份看似诚意满满的回信确实是拖延之计。

因为曾国藩对洋人太了解了，他很清楚英国人的诉求是掌控中国这个巨大市场，这些殖民者对占领土地的兴趣并不大。

因此，别看英法联军在北方喊打喊杀，一副要将大清亡国的架势。但他们内心里，还是支持清廷继续掌权的。

只要能在谈判桌上拿到足够的利益，英法联军就会毫不犹豫地撤兵，到时候北京的危机自然就解除了。

曾国藩分析后认为，只要拖延一两个月，战事就会结束，到时候咸丰必然要撤回出兵勤王的旨意。

而要做到这一点可太容易了，首先受到战乱的影响，从热河发出的旨意，需要十几天才能到曾国藩手里。

事实上，曾国藩收到咸丰诏书的时候，已经是北京保卫战结束的十几天后了。而他以换帅为名，假意征求皇帝的意见，这一来一回就又耗费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到时候如果战争还没结束，那曾国藩只要以整军为由，稍微再拖延个十几天，清廷就绝对抗不下去了，必然会向英法妥协。

可能曾国藩唯一没想到的是，咸丰帝居然如此干脆，压根没和他打太极，直接撤回了出兵的命令。

这个结果对曾国藩来说，显然是最好的，他保住了湘军精锐，可以放心投入到安庆围困战中。

但他的见死不救，导致北京城沦陷了近50天。英法联军在这段时间里，进行了大规模的劫掠和破坏，抢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和珍贵文物，还将圆明园付之一炬。

而曾国藩虽然不敢对付外敌，但杀气同胞来，却毫不手软。据史料记载，安庆城破之后，湘军大肆劫掠，抢走了大量财宝，还残忍地屠杀了一万多军民。

几年之后，曾国藩又在天京城如法炮制，把这座太平天国的都城弄成了人间炼狱，无数无辜百姓因此丧命。

由此可见，曾国藩并不像他自诩的那样“公忠体国”，所谓“半个圣人”的评价也得之有愧。

他其实和大部分军阀头子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在关键时刻，总是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可以说，“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就是对曾国藩最准确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