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守财至极：面临亡国，他紧攥3700万两白银私房钱，却分文不舍以救国，令人叹问，江山与钱财，何者为重？

崇祯为明代末代皇帝，国难当头时，他虽个人财富丰厚，却吝啬军费，导致朝野效仿，共见大明灭亡。因此，崇祯成为历史上备受嘲笑的皇帝之一。

古代皇帝乃天下之主，苍生祸福系于一身。崇尚节俭乃其美德，拥有此德者，多能治国有方，造就太平盛世，尤以开国皇帝表现最为突出。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开创了厚养士人传统，使宋代成为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朝代。这直接体现在他对文官的待遇上，好得出奇，彰显其对士人的重视。

宋代宰相年收入约今300万人民币，等同当时24000亩地收入。宋代财政七八成用于养兵养官，受此传统影响，宋代皇帝普遍节俭。

宋代皇帝节俭显于皇陵修建。帝登基即始筑陵，然陵未竣不得帝崩，因陵成即寓帝将逝，近乎咒帝速薨，故有此规。

例如，秦始皇13岁登基便着手建造陵墓，直至51岁去世时仍未竣工，其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之巨，无疑为大秦帝国的迅速衰败埋下了深重的隐患。

宋代皇帝有所不同，自赵匡胤起，生前禁建皇陵，需待驾崩后方始修筑，且限令数月内竣工，故而宋代皇陵多显简陋。

节俭非为守财，而是明智消费，避免无意义支出。守财奴则唯利是图，不顾百姓安危与国家兴衰。中国历史上，崇祯帝堪称最极端的守财奴皇帝。

崇祯自幼显露节俭本性：练字时以仿影法，纸大范本小，则先对齐一侧书写，而后续纸余处亦填满，以免纸张浪费。

崇祯常遣人宫外采买，并详询价格以节支。若他能于私享严格节俭，国事上慷慨解囊，中兴之梦或可成真。

然而事实相反，崇祯将极端节俭施于治国，致国家日渐衰败，其私财却异常丰厚。李自成占领北京后，于宫中搜出白银超3700万两，未计黄金珠宝。

甲申年，即1644年正月，李自成于西安创立大顺，率百万大军自西安启程，途经宣府、大同，逼近北京，先后攻陷平阳、太原，兵临城下，北京城破在即。

崇祯焦急召见吴襄及户部、兵部官员，议是否弃宁远调吴三桂护京。吴襄言，若调三桂入京，需军费约百万两白银。

崇祯视财如命，岂肯轻易拿出100万两白银作军费？即便他私藏3700万两，也舍不得动用，最终舍弃了这个原本可行的计划。

如何应对？京师守卫不可缺，资金何处筹？唯有众筹一途。崇祯屡令户部解军费之急，然大明国库仅存白银四十万两。

大臣们知晓崇祯私财丰厚，屡次上书请其自腰包拨款充军饷，但这近乎要其割肉。崇祯却对大臣们哭诉财政拮据，称已无余钱。

左都御史李邦华忍无可忍，不顾砍头之险，直言社稷危殆，皇上何必吝啬财物？皮若不在，毛将何附？此言已直白透彻，无需多言。

崇祯转移话题，坚决不从私囊中拿出一丝一毫作为军费。上行下效，皇帝身为不顾国家安危的吝啬鬼，又怎能期望臣子们能大方捐助呢？

崇祯决定自岳父周奎处着手，令其捐银五万至十万两作表率。周奎却哭穷，仅愿出一万两。崇祯不允，坚持至少需两万两。

周奎未敢与帝婿议价，却私下向女周皇后求助。皇后遂悄从崇祯私库中取五千两予父。然其父亦是吝啬之徒，捐出三千两后，自留两千两。

国难当头，军费无着，权贵们富而不露，竞相装穷。有的甚至在门上贴“急售房产”，以示家道中落。这幕由上至下的虚伪闹剧，令人唏嘘不已！

李自成大军围攻北京之际，彰义门外一位六旬老汉，慷慨捐出毕生积蓄四百余两白银，以充军饷，支援朝廷。

老汉自户部捐资而出，炮声已震耳欲聋，李自成军逼近城下。老汉街头悲泣不止。崇祯闻讯，赐老汉锦衣千户之职，然仅隔两日，崇祯自缢煤山，江山遂易。

崇祯初登基，为缩减开支，大幅裁撤驿站，认为其致官员滥用国家资源，且驿卒开销庞大。未料此举致大批驿卒失业，转投农民起义，包括最终导致崇祯自缢煤山的李自成。

崇祯帝执政十七年，其吝啬观念始终贯彻治国方针。他非以克制私欲为俭，而是苛待百姓官员，搜刮之财皆入其个人私库。

明代官员薪水极低，知县月薪约10两银子，正二品尚书亦不足百两。如此薪资，常难以支撑官员们的日常开销。

崇祯更为荒谬的是，他压榨百姓官员以充盈私囊，却严令官员节俭廉洁，常以“文官不爱钱”为辞，约束并要求大臣们遵守。

崇祯登基之初，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奏，为地方官喊冤，称他们薪资微薄却难以保持廉洁，因需承受上司勒索及过往官员的敲诈勒索。

韩一良举例，地方官进京一趟耗资至少三四千两，因这成了京城御史、给事中敛财良机，他个人2月拒收赠金即达500两。故他提议严惩少数贪污受贿严重者。

韩一良此举承担了巨大风险，很快便自食其果。崇祯欲破格提拔他，礼部尚书则建言让韩一良指认最严重的贪腐者，以便严惩示众，警戒他人。

韩一良愣住了，他本想向崇祯彰显忠诚与清廉，却不敢直言贪污受贿之最。崇祯以为他在搪塞，便追问他拒收的500两银子来源何人。

韩一良推说自己记不清了，崇祯因此大怒，将其革职。韩一良始料未及，非但未获提拔，反连原职户科给事中也被剥夺。

此乃崇祯帝吝啬之态，身为君王若此，国家不失才真乃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