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古称“匡庐奇秀，甲天下山”，1931年6月，蒋介石亲临此地，准备策划发动对江西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当时山上无公路，上下山还依靠“滑竿”，这天，蒋身着长衫，坐在由两人抬着的滑竿上，在庐山山南太乙峰山麓，沿着登山古道悠然下山。
十多名侍卫，分布在滑竿周围，跟随警戒。
时值仲夏，山上一片静谧，只听得见鸟虫呜鸣，蒋微闭双目似在养神，完全没有料到，危险已经迫近。
一行人行至缓平处，蒋让众人短暂休息，山腰处依然可一眼万里，忽然“砰”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从蒋耳边飞过，蒋错愕不及，数名侍卫立马冲到蒋介石身边，将蒋介石保护起来。
更有侍卫眼疾手快，当即朝着枪声方向连发数枪。
一棵参天古树后面，杀手应声仆地，倒在血泊中。
惊魂一刻，蒋庆幸自己没挨枪子。
事后，戴笠经过调查才知道，庐山杀手名叫陈成，背后老板是王亚樵。这让戴蒋二人暗暗后怕，这王亚樵可是当时响当当的“杀手之王”，还掌握着一个“斧头党”，专事暗杀行动，属下皆是一群亡命徒。
如果王亚樵不肯罢手，身在明处的蒋介石将防不胜防。
果然，一个月后，另一桩行刺案在上海发生，不过这次行刺对象不是蒋介石，而是掌握国民政府财政大权的宋子文。
连续两起暗杀，矛头直指蒋介石集团，蒋极为震惊与震怒。
久未破案，蒋、宋等人更是寝食难安。
这王亚樵是戴笠的拜把兄弟，于是，抓捕王亚樵的工作自然也就落到了戴笠的头上。
戴笠心里清楚，王亚樵系列反蒋刺蒋行动，实际上与“西南派”密切相关。
早在1931年初，胡汉民与蒋介石发生“约法之争”，蒋一怒之下囚禁胡汉民，为此，西南派找到王亚樵，想借王亚樵的“斧头党”，暗杀蒋介石。
当时戴笠十人团尚未成立，戴笠身边除了贾金南一名勤务兵外，无正式特工人员，虽查出两案来龙去脉，却苦于势单力薄，一时抓不到证据。
毕竟是拜把兄弟，戴笠仍想着拉拢王亚樵为蒋共事，但蒋自然不肯，直到，一桩爆炸案，彻底改变了蒋对王亚樵的态度。
1932年4月，日本“天长节”，这天上午，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组织日军与日侨举行“祝捷大会”，地点在上海日租界虹口公园。
诸多日军高官参加了这场大会，就在祝捷大会进入高潮的时候，一枚水壶炸弹飞向检阅台，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检阅台上血肉横飞，哀嚎一片。白川大将当即倒在血泊中，随后被送往医院，三天后不治身亡；
整个检阅台上非死即伤，所有高官无一幸免。
爆炸案发生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日本朝野为之惊骇，南京国民政府更是为之震惊，同时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蒋介石尤其关注这桩爆炸案，后来戴笠查出此案的幕后主使，竟然也是王亚樵。
原来，淞沪抗战爆发后，中日双方代表开始进行停战谈判，但日方倚仗其军事优势，无理要求中国军队退出上海及周边地区，由日军驻守。
此要求激怒了一手创办十九路军的陈铭枢，以及参战的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为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几人商量后决定，在日军举行“祝捷大会”这天采取特别行动。
于是，陈铭枢找到了王亚樵，蒋计划全盘托出，王亚樵听说有行刺日酋的机会，当即一口答应。
于是，这场爆炸在王亚樵的周密安排下，才炸的如此漂亮。
蒋介石得知经过后，才不得不承认，王亚樵的活动能量与社交手段不可低估，于是改变初衷，让戴笠登门拜访王亚樵，说服王亚樵归顺。
戴笠领命之后，携带四万元巨款，与胡抱一赶往上海。
这胡抱一也是当年与戴笠和王亚樵结拜的把兄弟，还有一位是胡宗南，当下，四位兄弟，有三人都在蒋手下任职，唯独王亚樵还站在反蒋那一边，戴笠从心底希望能将这位大哥拉到南京政府一边。
然而，事与愿违，当戴笠与胡抱一走进王亚樵住宅，说明来意后，王亚樵却冷笑着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昔日的结拜兄弟，如今已分道扬镳，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了。
任凭戴笠怎样游说，王皆不为所动。
王亚樵虽然拒绝归顺，但对于戴笠带来的巨款，却是照单全收。
戴笠铩羽而归，蒋介石以为戴、王关系不到，又派胡宗南前往说服，胡宗南专程从大西北赶回，前往上海劝说王亚樵，结果同样无功而返。
事实上，王亚樵并非看不清形势，也并非一意孤行反蒋到底，而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刺蒋、刺宋都是他一人所为，此时归顺，岂不是将命拱手交给了蒋？
所以王亚樵心中笃定，只有一条路走到黑。
王亚樵不肯归顺，蒋也无可奈何，但王亚樵始终不消停，经常搞出一些刺杀大案，于是，蒋欲除王亚樵而后快！
戴笠特务处成立后，首先在上海建立了外勤单位，即上海区，时任区长余乐醒。
戴笠一到上海，立即通知余乐醒，部署全体特工，对王亚樵展开全面侦察，对已掌握的王亚樵的几处秘密住所进行紧急搜索。
结果，王亚樵早已消失不见踪影，只有王母和发妻及几个孩子，仍留在王亚樵的上海寓所中。
王亚樵的“斧头党”长期从事暗杀活动，为了躲避官府追捕，王亚樵本人早已养成小心谨慎、机警善变的个性作风，仅在上海的秘密住所就有十几处之多，也很少在一个住所度过一整天。
要抓捕王亚樵，谈何容易。
戴笠也是有备而来，他一面联络军警宪严密封锁对外通道，防止王亚樵逃离上海；一面对已发现的王的秘密住所，派便衣特务严加监视；同时秘密查访，广泛联络与王亚樵的心腹干将有接触之人，调查王亚樵可能藏身的秘密地点。
同时，还公开悬赏捉拿王亚樵，能捉拿归案者赏金百万，提供信息赏十万。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也必有叛徒。
王亚樵手下杀手云集，品行却良莠不齐，见利忘义者大有人在，很快，各种密报纷至沓来，其中有一封上报了王亚樵在郊外赵主教路有一处重要藏身之所，即赵主教路刘公馆。
戴笠闻报后，迅速调兵遣将，由保安处会同市公安局、法租界巡捕房，调四辆红色卡车，载着百余名警务人员，驶向刘公馆。
特工人员严密监视着所有门窗，警察、巡捕将住宅团团包围。戴笠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次王亚樵将插翅难飞。
然而，特务、警察进屋之后，从楼下搜索到楼上，均不见王亚樵的踪影，王亚樵的被窝里依旧温热，长日所穿的黑紫色羊皮袍就放在床边。
一切迹象表明，王亚樵刚刚逃走。
原以为王亚樵在包围中无路可逃，戴笠顺着楼梯爬上四楼才发现，四楼晒台栏杆外，有一条隔壁新造房的千斤坠绳索，公馆后面是一片用竹片围起来的建筑工地，建筑工地再后面，郊外一望无际的菜田，远处有一片乱坟岗子。
戴笠气的直拍栏杆，命人沿途摸排进行地毯式搜索。
一整夜的搜查依然毫无所获，第二天天亮，王亚樵才从乱坟岗子的一具棺材中探出身子，又消失在菜田中。
尽管王亚樵成功逃脱，但他的藏身之处越来越少，尤其手下队伍被分化瓦解，有的人在利诱下叛变，有的人在威逼中屈服，有的人悲观失望开始动摇，这让王亚樵的处境愈发艰难。
十几年来在上海打遍天下无敌手，连赫赫有名的青帮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对他心存忌惮，如今却落得几乎无处藏身。
王亚樵一路逃亡，经常前后脚逃过戴笠的搜查，几番较量下来，王亚樵有点疲乏了，他不得不承认，他这位拜把小兄弟，确实是个难缠的对手。
翌年3月初，正是春寒料峭，王亚樵的藏身地点仅剩其弟王述樵的一处秘密住宅和宠妾王亚瑛的秘密住所。
戴笠秘密设下一张大网，只等王耀樵进网。
这天清晨，黎明前的黑暗中，王亚樵从后门进到了王亚瑛的家中。
王亚瑛本非等闲之辈，她不仅是王亚樵的宠妾，更是王亚樵手下一名重要杀手，敏锐远超平常人，王亚樵进屋入睡后，她立刻撩起窗帘观察弄堂里的动静，果然发现了弄堂口路灯下，隐约有人影。
于是，王亚瑛赶紧帮王亚樵换上自己的衣服，又找出一块头巾，给王亚樵扎在头上。
天刚亮，伪装后的王亚樵便提上菜篮子，佝偻着腰，下得楼去，迈着女人的碎步，跟在几位清晨买菜的娘姨身后，向弄堂口走去。
丈夫安全逃脱，王亚瑛则穿上王亚樵的衣服，故意站在窗口特务能看到的地方，楼下特务们远远望着，皆放心的等着支援赶来。
而王亚樵本人，已经走出弄堂口，和赶来的戴笠和军警擦肩而过。
王亚樵的再次成功逃脱，令戴笠暴跳如雷，于是也顾不上什么道义了，下令抓捕了王亚樵的弟弟王述樵，想要逼王现身。
王述樵比王亚樵小十几岁，是王亚樵唯一的弟弟。多年来王亚樵一直对他精心培养，供他读大学，学法律，当律师，对他十分疼爱。
戴笠料定，王亚樵一定会现身解救他弟弟。
王亚樵确实已经被戴笠逼到山穷水尽了，他想逃逃不出，弟弟被捕，他也心急如焚，但要他束手就擒，却也极不甘心。
然而，就在王亚樵陷入两难境地之时，情况出现了逆转。
扭转局面的人，正是王述樵的恩师沈钧儒。
此人，乃是活跃于上海滩几十年的著名律师，全国律师公会会长，其影响力可想而知，王述樵被抓后，沈钧儒以律师公会名义在报上发表文章，质问当局：王亚樵犯罪，其弟王述樵何罪之有？兄之罪不应罪及其弟。
戴笠看到报纸，自然冷汗直流，他忽略了王述樵的老师沈钧儒，也完全没有料到沈钧儒会站出来为王述樵说话。
考虑到沈钧儒在社会上的影响，戴笠如坐针毡，事态的发展正如戴笠所料，沈钧儒登高一呼，即刻得到律师界的广泛声援，迅即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戴笠只是个小小的特务处主任，尚不为外界所知，所有舆论矛头，直指他的老师。
戴笠自知闯下大祸，又无力遏制事态发展，只有向蒋老师负荆请罪。
虽是请罪，但戴笠却是功大于过的，再不济也能功过相抵，
这个“功”是多方面的，对日方面的军事决策，其依据大多来自戴笠特务处的军事情报；另外，戴笠返回南京后，平、津站，即上海区相继除去汉奸张敬尧和杨杏佛；还有，戴笠的特务大胆革新技术，在通讯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功研制了体积更小的发报机。
短短几个月时间，戴笠做了几大项卓有成效的工作，而究其过，也就是在王亚樵和王述樵的事情上，有所失。
蒋老师尚能明察，未作苛责，关于王亚樵案，仅就事论事地说了几句，称百胜难虑敌，三折乃良医，教诲戴笠吃一堑长一智，凡事要考虑周全，谋远不失。
蒋对王亚樵的态度，此时又松缓下来了，下一步的策略将是变剿为抚。
于是，戴笠带着胡宗南、胡抱一再次赴上海，想要联系上王亚樵，劝其归顺。
一切依然是白费力气，王亚樵自知自己已经回不了头了，往日的拜把兄弟如今满上海寻他，而他却在抓紧一切时间，紧锣密鼓的准备着逃出上海。
戴笠等人到上海后，通过常恒芳联系上王亚樵，王亚樵很快捎回口信表示愿意接受和谈，同时提出三个条件：
一、随我吃饭的人众多，要解散他们，非一百万元不可；
二、对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凡因我被逮捕的人，一律释放；
三、如可保证办到上述两事，我将只身去南京向蒋先生请罪，用则用之，诛则诛之，表示我的诚意。
这些条件并不过分，戴笠上报后，根据蒋的指示，给王亚樵作出答复，称可以接受他的条件，但同时也提出三点要求：
第一，将其全家送往南京居住；
第二，请他对西南反蒋派胡汉民、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李宗仁等人，不管是谁任意打一枪，以表诚意；
第三，请他先出国，待国内空气缓和再行回国，必有重用。
让王耀樵对西南一派开枪，王自然是不肯，他断然做不出卖友求荣之事，但为了给自己留出足够时间，他佯装答应了三点条件，趁着谈判期间对方放松警惕，一面抓紧联络出逃。
王亚樵首先将一家老小送回了安徽乡下，然后写信正告戴笠：其他条件尚能照办，但让我卖友求荣，我不能答应。如果你们因此而不释放我的人，我誓与之周旋到底。
谈判不成，戴笠只得寄希望于王亚樵能够顾及众多属下弟兄的安全，适当妥协。
殊不知，王亚樵已经与英国领事馆取得联络，被允许乘坐英国海轮离沪赴港。
于是，一个暑气未尽的夜晚，一艘停靠在上海太古码头的英国海轮开始装船，在一群扛着货物的码头工人中，有一个身材瘦小的搬运工，肩扛货件，一步步走向轮船货舱。
此人，正是王亚樵，他肩扛货件直接进入了轮船底层货舱，随他前后进入的还有几名亲信。
第二天清晨，海轮即将起航，警特们持王亚樵的照片登船，逐一对照检查，全船舱房都检查了一遍，唯独没有去底层的货舱。
海轮很快启碇，徐徐通过黄浦江，驶离吴淞口，进入烟波浩渺的中国东海，直航香港。
至此，王亚樵与戴笠之间的逃杀，才终于暂告一个段落。
而直到1936年，戴笠才重新嗅到王亚樵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