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大家介绍清史学界的一个著名公案：投降清朝的洪承畴、吴三桂、尚可喜这些前明高官究竟算不算“汉奸”、算不算“叛徒”。
尚可喜陵园
为什么这是学界著名的公案呢？
这是因为之前历史学界辩论大家都很客气，不管是当面辩论还是打笔仗，都很克制。
当面辩论的画风一般是这样的：
Xx同志的看法非常独到，我深受启发，但是呢，我有一些不成熟的个人意见，希望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如果是打笔仗，则一般是这样：
感谢xx同志对我论文的不吝赐教，不过我个人对xx同志的xx观点有一些不同意见……
但是在投降清朝的洪承畴、吴三桂、尚可喜问题上，不管是支持“汉奸”说的还是反对“汉奸说”的都已经非常不客气了。
《在纪念尚可喜四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
如李治亭老师就在发言里公开表示：“有的人认为尚可喜投降清朝是汉奸的说法……坦率说，‘汉奸论’不符合中国历史国情，在理论上颠倒是非。
而支持支持“汉奸论”的张玉兴老师则在自己的论文了给予了相当的回应：
突见我尊敬的朋友,某专家《在纪念尚可喜四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虽未点及我名,但通篇要旨是针对我而发,对我上述一文的诸多观点进行反驳,依然对抗清斗争多方否定。
这种近乎指名道姓的方式，在高级知识分子扎堆的历史学界，可以说是最严厉的争吵了。
说是公案，真是当之无愧。
在说公案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李治亭老师以及张玉兴老师。
李治亭
01、李治亭，1942年1月13日出生于沈阳，祖籍山东莒南。
1965年从辽宁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就分到了原东北文史所，专门从事清史研究。1978年，李治亭老师担任新组建的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副所长、所长；1985年，李治亭教授成为吉林省史学会副会长、吉林省社科联委员会委员,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东北财经大学、河北大学等多所高校兼职教授。
2002年，李治亭老师正式退休。
2003年，退休后的李治亭教授应邀赴北京参加国家级文化工程——《清史》的篡修，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会员。
2004年，他应邀参加“尚可喜四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他公开表示，投降清朝的尚可喜并不是汉奸，也不是叛徒；相反，尚可喜在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以及维护了汉满和睦的民族关系，是有大功的。
甚至李治亭老师还在研讨会上提出，坐落在辽宁鞍山海城的尚可喜陵园，是重要的历史文物，具有重大的文化价值；还建议海城当地将尚可喜陵园建立为当地进行文化教育以及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张玉兴老师的文集
02、张玉兴老师，1939年5月出生于辽宁铁岭。
相比于李治亭老师，张玉兴老师是真正的自学成才。
高中毕业的他先是担任中学老师，随后他通过函授学习获得了大学文凭；并且他还利用自己业余时间进行清史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
1978年，张玉兴被调入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清史研究。
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退休前曾任清史研究室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辽宁省社会科学研究系列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
张玉兴老师曾被辽宁大学历史系、东北财经大学、东北大学聘为兼职教授，并被聘为浙江大学传统文化研究所《全清诗》筹委会、《百衲本二十四史》重印出版工作委员会学术顾问，及《四库禁毁书丛刊》编委。
和李治亭老师的观点相反，张玉兴教授认为明清易代之际尚可喜等前明高官投降清朝，就是汉奸以及叛徒。
他在《再论明清易代之际的忠贰问题》中明确提到了“我向来认为这（尚可喜等前明投降高官是不是汉奸、叛徒）不仅仅是一个纯学术问题,对明清之际忠贰问题的探讨并非小事,它关系到重大理论问题的认同和严肃的社会道德观念的导向,以及民族精神的塑造。不可含糊,不可漠然置之”
那么，李治亭与张玉兴老师都提到的尚可喜又是谁呢？
尚可喜画像
03、尚可喜，虽然祖籍山西洪洞，但是他却是出生在今天辽宁海城。
尚家是明末典型的“将门”，他父亲尚学礼是明朝东江镇游击（从三品，相当于少将），尚学礼战死在抗清第一线后，尚可喜被东江镇总兵官毛文龙收养，成为毛文龙义子。
尚可喜在毛文龙的扶持下逐渐成为了明朝的中高级军官，后来因为他本人被上级排挤，甚至上级还想杀死他，结果尚可喜只好主动带着部队主动投降清朝。
皇太极极为重视尚可喜，听说尚可喜主动投奔，亲自带领后金的文武大臣出沈阳三十里相迎，没多久，皇太极就把尚可喜与之前投降清朝的孔有德与耿仲明封为“三顺王”。
尚可喜戎马一生，身经百战，转战数万里，为清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康熙朝，尚可喜被清廷封为平南亲王。康熙十五年（1676年），尚可喜在广州薨逝，享年七十三岁。康熙帝赐谥曰敬。
尚可喜家族是清初被封王的前明将领里结局相对较好的，一直到清末，尚可喜的嫡系后人尚其亨还当上了山东布政使以及出洋考察大臣。
民国时期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尚小云也是尚可喜的后人。
清军入关
04、关于尚可喜究竟是不是“汉奸”和“叛徒”，李治亭与张玉兴的最大分歧在于张玉兴认为尚可喜虽然投降清朝是“情有可原”，但是尚可喜投降清朝后“转身来屠戮自己的同胞，成为可耻的叛卖者，又可谓罪行昭著。这本是再清楚不过的问题，而史家就应毫不含糊地展示这一事实。”
而李治亭则认为“尚可喜归清后，四十余年征战，为缔造多民族国家政权清王朝，为发展和密切满汉民族关系作出了重大贡献。”
看上去，张玉兴老师的说法似乎更有道理，但是这里我想要提醒一下大家，“民族”本质上是近代西方的学术概念，明清交替的时候，东亚地区应该还没有“民族”概念。
比如晚明时，明朝边军普遍依赖于“夷丁”，甚至万历年间的蓟镇总兵尤继先敢公开在奏折里表示“十万南北军靠不住，要想守住蓟镇，必须依靠蒙古降人。”
督臣蹇达《疏》言蓟自庚戌而后修建墙堡、分疆、增戍，南北军兵可十余万；是为蓟门计者不在收夷而在用众，明矣；继先独言蓟门之力唯藉夷丁余无足恃；长降夷之志孤军士之心。——《明神宗实录》
同样，明朝自明成祖开始就在今天保定地区安置了一批蒙古归降的部落，为了保证这批蒙古降人的战斗力，从明成祖开始就给予了这些生活在保定地区的蒙古降人特殊并且高于一般明朝军人的待遇。
比如说同样的罪行，普通明朝军官就要被发配到广西，而且还没有工资；而“达官”（蒙古降人、色目人军官）就只需要被发配到山东，并且还能继续领工资。
甚至明朝有大臣多次对皇帝优待“达官”表示抗议，但是历代明朝皇帝依然坚持优待“达官”。
明清之战
明崇祯帝自杀后，有江南士大夫看到东林党与马士英等人争权夺利，忍不住发牢骚“岂有以江南一隅，以抗中国哉？”
以上种种说明当时明朝上上下下很大可能没有近代“民族”意识，那么以“民族”意识为基础批评尚可喜“屠戮自己的同胞”，似乎也有问题，尚可喜和当时明朝人有认识到彼此是“同胞”吗？如果在明末没有“民族”和“同胞”的概念，批评尚可喜“屠戮自己的同胞”，好像也不是那么站得住脚。
那么，李治亭老师为什么要给尚可喜如此高的评价呢？
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戴逸教授说过，清朝最大的历史功绩是在西方即将全面“入侵”东亚的17世纪迅速统一了东亚内陆地区，保证了东亚内陆地区是以一个“统一的国家”形式面的西方文化与物质上的冲击。
如果清朝没能迅速统一东亚内陆地区，而东亚内陆地区形成长期割据，那么到了18世纪，西方殖民者会不会乘机介入，导致东亚内陆地区长期处于战乱与分裂之中？
就像是历史上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在17世纪开始陷入长期的内乱和分裂中，使得英国殖民者得以“各个击破”，虽然英国是在1857年才让印度彻底成为殖民地的，但是在整个18世纪，英国殖民者都用了各种办法来削弱原本已经陷入内乱和分裂中的莫卧儿帝国。
印度莫卧儿帝国
比如1761年，阿富汗游牧军与马拉塔人10万大军在巴尼帕特会战，这背后就有英国殖民者的怂恿。
中国在19世纪之所以没有彻底沦为殖民地，这和清朝在17世纪就迅速统一东亚内陆地区并且整合为一个国家有非常大的关系。
从这个角度讲，李治亭老师认为尚可喜“统一有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不知道大家是赞同李治亭老师的观点还是张玉兴老师的观点？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