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90年9月，广东那边天气热得不行，满大街的人都穿着短袖。但就在海关那儿，有个老爷爷特别显眼，他穿得特别正式，白衬衫、西装，还系着领带呢。
他一把拎起挎包，从里面摸出一张崭新的港澳同胞回乡证，递给了海关人员检查。那证件干干净净，一个章都没盖过。海关人员好奇地问：“大爷，这么大岁数了还出来玩啊？”
老人家白内障严重，眼睛看不太清了，这一路上，他沉默寡言。工作人员问话时，他轻声回应：“不是，我是回家乡。”
就四个字，简单明了地说出了他这次来的原因，还让人深深体会到他藏在心里的那份强烈的思乡之情。
这位九十岁的老人家，龚楚，终于回到了他阔别四十年的故乡。这是他漂泊在外这么多年后，头一回踏进家门。他这一辈子，到底经历了啥？为啥要等这么久，才决定回家看看呢？
【从红军名将沦落到“红军第一叛将”】
1925年那会儿，国共两党正一块儿合作呢，党员们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对方党派。在广东韶关滇军讲武分校念书的国民党人龚楚，也顺势加入了共产党。
琢磨了国共两党的情况后，他心里更明白了：国民党已经病入膏肓，没法带着中国人民完成革命大业，就连孙中山先生都提倡向俄国学习。所以，那年6月，龚楚就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共产党。
1927年那会儿，国共两党闹翻了，国民党那些反动家伙开始疯狂杀害共产党员和爱国的年轻人。那时候，白色恐怖笼罩着一切，党的革命活动眼瞅着就要顶不住了。就在这时，龚楚带着广东的工农军赶到了南昌，加入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起义搞完后，党中央又派他去长沙，打算让他领导秋收起义。可谁承想，半道上他们遭遇了敌人的埋伏，结果跟党组织走散了。没办法，龚楚只好先跑到香港，费了好大劲才跟那里的地下党接上了头，然后又悄悄地回了国。
1929年的时候，龚楚参加了百色起义，和邓小平紧密合作，两人之间结下了很深的革命友谊。起义胜利后，红七军就成立了，邓小平做了政治委员，龚楚则当上了参谋长。在建立红七军的过程中，龚楚可是出了不少力，毕竟他有过在井冈山的经验嘛。
1931年，红七军在湘粤地区打仗时，不小心被人数是他们两倍的国民党军队给包围了。这一仗，红七军损失非常大，龚楚也受了伤。他跟着队伍一路撤退，最后去了上海养伤。等伤养好了，龚楚就去了中央苏区，当上了红十二军的参谋长。在那儿，他的命运发生了大转变。
那时候，王明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上风。在他的错误指挥下，中央苏区搞起了过度的肃反运动。之前参与百色起义但被策反的李明瑞，无辜受到牵连最终含冤离世，这事儿让龚楚心里特别不是滋味。龚楚晚年回忆时说道：“那次经历让我头一回真切感受到共产党里的派系争斗、排挤和打压。”
他刚当上红十二军的参谋长没几天，也就大概一个星期吧，就被调去江西会昌做了红七军的军长。从那以后，他带着队伍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很多战斗，打了很多胜仗，战功显赫。
不过，在1933年5月底，中央开了一次中共高层会议，会上谈到了对农民的政策，说是要“除掉地主，跟富农划清界限，对中农保持中立，跟贫农联手，还得靠雇农来打基础”。对于这点，龚楚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咱们应该“跟地主斗，但对富农别太狠，得稳住农村的生产；得把中农、贫农、雇农都拉进来，一起把人民阵线搞得更结实”。
因为在会议上说了些看法，他就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和“阶级观念不强”的帽子，结果军长的位子就这么被拿下了。
后来，因为军委的总头儿刘伯承生病了，他就被调去红军总司令部，顶替刘伯承的位置，临时当起了参谋长。在中央苏区那会儿，龚楚心里头总是七上八下的。后来聊起那段日子，他这么说：“不光是下面的干部整天提心吊胆，就连上面的大领导们也是个个心里不踏实。”就是那时候，他开始琢磨着“走人”，这也成了他后来背叛革命的一个苗头。
第五次“围剿”没打过，中央红军就打算换个打法，开始长征。龚楚呢，他留在了湘南，继续带着队伍打游击。那时候，他被提拔成了中央军区的参谋长，手握大权，一个人就能决定好多军事和政治上的大事。这全是党中央和战友们对他的信任。
不过，龚楚那时候心里犯了嘀咕，怕自己得挑的担子太重，还老怕一个不小心就栽了跟头，啥时候失败都不知道。
1935年那会儿，龚楚带着1200多人的红军，从江西杀出重围，一路跑到广东，然后又到了湖南郴县。这一路上，他们打了三场硬仗，好不容易突破了敌人一次次的围追堵截。但这一路打下来，队伍伤亡特别重，最糟糕的是，他们还跟中央失去了联系。
龚楚带着队伍四处转战那会儿，国民党反动派一边忙着军事“围剿”，一边还想尽办法用高官厚禄来诱惑红军，想拆散我们的队伍。他们搞了个“剿抚并用”的策略，结果呢，红军里有些人心志不坚，被那些好处给迷住了眼，最后就变节投降了国民党。
龚楚在经历了一系列猜疑、恐慌，还有那些要命的生死挑战后，觉得革命的路越走越暗，心里头的火渐渐灭了。国民党那边一诱惑，他心里就开始琢磨，要不要背叛革命。
1935年5月2号晚上，他瞅准警卫员打盹的空档，悄悄溜出队伍，回了老家。第二天一早，战士们去他屋里找人，开门一看，屋里就剩桌上的一封信。信里他写着：
你回来那会儿，我已经跑到广东那边了。想我这样一个肩负重任的同志，却扔下你们跑了，你们肯定会觉得奇怪，说不定还会骂我动摇了，甚至说走上了不革命、反革命的路。没错！要是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看，这确实是我的不对……以前，我曾大胆地向党提建议，想纠正一些政策，希望党的革命能走对路。但结果呢，我个人挨了处分，党的政策还是老样子。那以后咋办呢？……我怎么对得起国家和人民？又怎么面对自己的良心呢？我就是因为这个简单的原因离开的。……如果你们觉得我走得不对，那也没办法，人各有志，咱们就此别过吧。
回家后没多久，他就投进了国民党反动阵营。因为以前在红军里干过不少大官，对红军里的人和事都特别了解。所以，他一反水，就跟国民党军勾结起来，对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大开杀戒。那会儿，党真是吃了大亏。龚楚呢，也因此背上了“红军头号叛徒”的恶名。
【率国民党军剿杀红军，项英、陈毅差点丧命】
1935年10月，龚楚投奔国民党军后，带着三十几个国民党士兵，换上了红军游击队的装扮，悄悄跑到北山那边，想去找当地的党组织。
在这地儿溜达了好几天，跟土匪周文山那帮人假装打了两天架，乒乒乓乓的，最后“击退”了他们的“进攻”。这么一来，“龚参谋长”带着的“红军游击队”可就名声在外了。这事儿慢慢地就传到了红军的耳朵里头。
听到龚楚来了的消息，北山游击大队的队长贺敏学乐坏了，他赶紧让何长林去跟龚楚接上头。可没想到，何长林这人没啥见识，被龚楚一忽悠，没多久就倒向了国民党那边。他还跟龚楚透露说，项英和陈毅眼下就在北山，不过他俩不直接跟游击队和后方打交道，都是用秘密方式联系。龚楚可以给项英、陈毅写信，约他们出来见个面。
龚楚觉得何长林的主意挺不错的，就给项英和陈毅写了封信，邀请他们过去“帮忙把把关”。项英一接到信，乐得不行，立马就想动身。可陈毅这个人比较细心，他拦住了项英，说：“龚楚那家伙平时眼高于顶，骄傲得不得了，怎么突然转性了，还客气地请咱俩去‘把把关’？这事儿咱们得先观察观察，别急。”
项英想了想现在的斗争形势那么严峻，人心也摸不透，就接受了陈毅的意见。他们打算先等等看，观察一下龚楚接下来会怎么做。
龚楚等了好久都没收到回应，心里开始焦急起来。他怕拖久了会出问题，暴露自己叛徒的身份，所以打算先采取行动。到了10月13号，龚楚就让何长林把干部们都叫来开会，一共有50多个人呢。
在会议上，龚楚终于卸下了伪装，大肆宣扬道：“红军已经走到了尽头，苏区也垮台了，再继续坚持斗争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大家不如跟着我一起去投降吧。”
有些机灵的队员，比如贺敏学，察觉到不对劲后，立马掏枪向龚楚开火，但龚楚早有准备。在那次混乱里，贺敏学虽然挨了三枪，还是滚下山逃了出去，另外有七八个人也带着重伤冲出了会场，剩下的人全都不幸牺牲了。这事儿对我党和红军的打击特别大。
20号那天，龚楚又带着国民党军队去围捕项英和陈毅。就在这时，侦察排长吴少华和几个同志正悄悄绕过敌人的防线，往山上运粮食。吴少华走在最前头，肩上还挑着大米呢。
走到一片茂密的树林子里，吴少华隐约觉得前面草丛里有动静，像是有人在悄悄移动。他停下脚步，等后面的几个同志跟上，压低声音告诉大家先躲起来。接着，他悄悄拿出枪，一个人小心翼翼地往那边摸了过去。
突然间，从草丛里头窜出俩人来，他俩嘀咕了几句，然后朝后一招手，紧接着，三十多个人就冒了出来，立马把吴少华给围了个水泄不通。
吴少华本来心里还有点忐忑，但一看到这场景，他反倒不慌了，开始仔细打量起这群人来。他发现他们一个个面露紧张，行为鬼祟，明摆着不对劲儿。
“嘿，吴排长，是你不？”这时候，有个人突然喊了一声。吴少华顺着声音瞅过去，一眼就看到了何长林。他又瞅瞅旁边那人，一开始觉得好像有点面熟，仔细一打量，这才认出来是龚楚。
“哎，是何主任啊。”吴少华回了句。
“嘿，你这是去买大米了吧？”何长林问。
“回山上吧。”吴少华心里虽感到一丝纳闷，但还是随口应了下来。
这时候，龚楚笑呵呵地走近了，边走边摆手说：“都是自己兄弟，别见外。”他身后跟着的三十几号人也一块走了过来。
“嘿，大家停一停，别动了。”吴少华扯着嗓子喊。一看这么多人猛地扑过来，他本能地喊停了。何长林和龚楚心里咯噔一下，以为被发现了，两人就愣在原地，动也不敢动。
看到对面的人都站着不动，吴少华这才迈步上前，朝龚楚和何长林点了点头，同时借机快速扫了一眼后面的三十几号人。他心里直犯嘀咕：这些人眼神躲闪，我一个面生的都没见过。何长林作为后方办事处的头儿，咋会领这么多陌生人来呢？
龚楚瞧见吴少华没啥不对劲，便开口说：“碰到你正好，我有点事儿得跟特委说说，吴排长，你先忙去吧。”可能看出吴少华心里有点犯嘀咕，龚楚连忙又补上一句：“这些兄弟，你不认识也正常，他们都是最近才投降过来的。”
“嗯。”可龚楚那“欲盖弥彰”的模样，让吴少华心里直打鼓：平时咱都管对方叫“同志”，今儿个龚楚咋突然改口叫“弟兄”了？不对劲，肯定有啥猫腻。
“老龚，特委现在到底在哪儿呢？”龚楚猛地拽住吴少华的胳膊，急声追问。
“之前他确实在这儿，但眼下搬到了哪儿，我是真不知道。”吴少华平静地说。
龚楚心里有点儿落空，他又追问起来：“你咋能不知道呢？难道你不是特派来负责粮食这事儿的？”
吴少华没直接回答，反而转头问何长林：“我正琢磨着去找你呢，能告诉我特委那边怎么联系吗？”
见吴少华一直遮遮掩掩不肯说真话，龚楚急了，直接问道：“老兄，我可是特意从湘南赶过来，要去特委那边干活的，你为啥非要拦着我呢？”
“我确实不清楚这事儿。”吴少华坚称道。
“你要是不听我的，敢不指路，我就得让你吃枪子儿。”龚楚这么一说，他身后立马有个人窜了出来，一把夺走了吴少华手里的手枪。其他人呢，也都端着枪对准了吴少华。
“咋回事儿？快把枪给吴排长还回去。”龚楚故作姿态地朝那些人喊道。吴少华接过枪，眼尖地一看，嘿，撞针没了，这枪不就成摆设了嘛。到这时候，他心里已经明镜似的，这俩人不对劲儿了。
吴少华心想得赶紧给特委送个信儿提醒一下，于是打定主意，先想法子把他们引开，然后再瞅准机会在半道上溜走。
好吧，那我就领着大伙儿去找特委，不过呢……首长下了死命令，不让随便带人上山，到时候要是怪罪下来，可咋整啊？
“这事儿我们扛下来了。”
可是，这么多人没法都挤上去，就你俩去吧。
“嗯，没错，肯定是这样的。”
走着走着，吴少华猛地发现一座高山上站着个哨兵，他心里咯噔一下，感觉特委可能刚搬到这儿来了。他赶忙跟龚楚说：“我先上去跟那哨兵解释一下情况，要不万一弄错了，出了岔子，我可担当不起啊。”
龚楚还没回过神，吴少华就急忙朝哨兵跑去。一到哨兵跟前，他就赶紧指着山下面说：“不好了，有叛徒在下面。”
哨兵赶紧发出警报，朝天连放三声枪响，那两个人见状撒腿就跑。
陈毅和项英一接到警报，立马就躲了起来，转移了位置，这才侥幸躲过一难。
【在外漂泊40年，晚年回乡定居】
1949年，人民解放军大局已定，龚楚觉得在大陆待下去没啥好下场，就溜到了香港，还给自己换了个名字，叫龚松庵。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央出了个新规定，说不再追究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建国前干的那些事儿了。这事儿让龚楚心里头动了回乡的心思。他还挺特别地跟龚庆韶这些晚辈讲：“你们啊，现在可以回大陆去做生意咯。”
后来，龚庆韶采纳了龚楚的意见，回到了广东惠阳，开了一家毛衣工厂。他成了惠阳第一个来这儿投资的外国商人。
说起来也挺有意思，龚楚一直都没承认自己背叛过革命。他曾经说过，当年给陈毅和项英报信的那枪声，其实是他自己开的。
龚楚的几个在香港搞企业的亲戚都赚了大钱，还给老家拉来了不少投资，这让他最后也铁了心要回老家。
听说这事儿后，赶紧问了上面，看应该用啥标准接待，还有以后咋打交道。上面很快就给了回复：
龚楚回乡定居后，我们按照对待人民内部问题的方式来处理，就像接待以前的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那样，正常地与他来往。
就这样，文章开头讲的事儿发生了。龚楚带着夫人，回到了他一直想念的韶关。当地人还特地为他摆了场欢迎宴。
宴席上，龚楚则拿出了他事先写好的三封信，让他们帮忙寄给邓小平、杨尚昆还有王震。信里头说的都差不多，主要就是问个好，还有表达了自己想长期留在老家的愿望。
邓小平晓得龚楚回了老家，就亲自打电话给他。龚楚一听到邓小平的声音，眼泪哗哗地就下来了。
回到老家的头两年，龚楚家里可热闹了，接待了不少客人。就连朱德的女儿也抽空来了趟，还有些研究历史的学者们，都来找他聊天，想了解共产党的那些往事。
聊起红军的事儿，龚楚总是满脸兴奋，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但一说到自己离开共产党后的那些日子，他就立马打住，不愿多提。要是有人非得追问，他就简单来一句：“咱俩政治观点不一样。”
1995年7月24号，龚楚老人家走了，94岁高龄。他临终前的心愿，就是回老家长来镇。家里人尊重他的意思，把他安葬在镇上一座荒山，结束了40年的漂泊，他终于算是回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