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户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这是北宋王安石的《元日》，是我小学时最熟悉的诗句之一。当然，也是我记忆里的春节。

我不太清楚十几年后，如今的小学课本里是否还有这首诗，毕竟，近几年教科书的底线已经突破我的想象。

从元旦到春节再到元宵，是咱们中国人的过年进行时。过去的2022年，就像古早传说里的妖怪“夕”一样，人们恨不能用烟花爆竹除之而痛快，这就是“除夕”的来历之一。所以，我理解跨年夜里人们对放烟花的热情。

在城市里人们围绕该不该放烟花而争论，支持者的理由很人情味，没有烟花还叫过年吗，反对者的理由充满现代意味，对城市公共财物和行人造成伤害怎么算……彼此互不相让，这是价值观之争，更是公共管理的制度之争。

这样的争论却让我出神。因为来自乡村的我忽然意识到，该不该放烟花，在农村其实就不是个问题，起码不是个公共管理的制度问题。

因为在农村，该不该放烟花，其实是个道德问题。

我可以把我的童年准确界定在12岁之前，因为12岁那一年，我的奶奶和家族里的一位大大，都因为疾病而离世。从此，过年就有了明显的不同。

在我们那里，关中北部的农村，氏族聚居是农村的主要形态，比如我们村，主要就可以分为三大姓，而在我们组这一片，基本都是同姓大家族相邻而居，往上追溯三四代，会发现大家的太爷都是兄弟，再往上追溯，则是同一个祖先。这样的氏族形态，比邻而居，使得人情味非常浓郁。

我们家族到我爷这一辈，在村里是有五位堂兄弟关系的爷爷留守的，再排到我爸这一辈，堂兄弟则有十几位，也就是说，至少我们这一片，十几个家庭都是亲缘相近的。当其中一家有人离世，用农村人的说法，就是家里会有符，连续三年，在大年三十上坟时需要请已逝亲人的灵牌回家，过完年再送走。直到三年后还会特意办一次席，才算彻底送归亲人。

而依据习俗，当有人离世时，整个家族三年之内，过年时都是不允许贴春联、放烟花等庆祝行为的。

我们家这一脉就是个不小的大家族。在我12岁那年，家族三代内开始有亲人离世，于是三年又三年，几乎年年相连，于是我的成长记忆被清晰地分为12岁以前和12岁以后至今。

在12岁以前，过年无疑是非常热闹的。放烟花放爆竹这种事，我们叫“响炮”。

作为农村长大的90后小孩，从四五岁开始，每年过年就是离不开炮的。最开始是玩最安全的那种威力很小的摔炮，可能连蚂蚁都炸不死，只是胜在安全。

但很快，我们就不满足，开始放带火药的炮。一种像火柴盒一样的擦炮，进入我们视野。买一盒，就像擦火柴一样擦着了再扔掉。不过还是不过瘾。

大概从十岁开始，我们过年就只玩火炮了。过年那几天，哪个男孩出门兜里还不攒一把炮，从家里偷偷拿出打火机，找人玩的时候，故意趁人不备，将炮点着扔到人群里。

鞭炮不适合单点，因为线头燃烧太快，脱手不够迅捷的话很容易炸伤手。我曾经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刚点着一支鞭炮，扔出去不到十厘米就在我手边炸响。所以，鞭炮的正确使用方式，还是成串扔在地上去点。

比鞭炮威力更大的有雷王。这种炮威力十分霸道。一般家里大人也都谨防，不让我们玩这种，因为威力太大，十分操心。一个雷王，可以轻松炸开饮料瓶，炸裂家里的桶，我们把雷王点着，扔到结冰的水塘上，都可以直接破冰。要是在野地里找个老鼠洞或者黄鼠狼洞，那么雷王就真的很残暴了。

除了这种暴力型的炮，还有一些整活的技巧型爆竹，比如窜天猴，比如线香烟花，都挺好玩。

对于我们孩子而言，放炮才有意思，也就是爆竹，至于放烟花，只是好看而已，那是家里大人在除夕夜和初几的晚上，或者元宵节晚上耍社火时要放的。好看确实好看，但并不好玩。

……

于是你问我过年该不该放烟花，我是觉得，如果可以放的话，为什么不呢。没有爆竹和烟花的春节，那还叫过年吗。

12岁前，过年就是我们小孩的游乐场，爆竹和烟花有没有危险？的确是有的，但家长也管不住。有没有放炮受伤的孩子？每年也都有。但也都是一点外伤。此外，也应该相信，在游戏中，孩子也是有自己躲避危险的敏捷性的，因为几乎所有放炮造成的受伤，其实都是因为太过大胆。

12岁以后，整个家族接连被符笼罩。每年过年，我们能看到村里其它家族的烟花，听到别人家的爆竹声。曾经作为小孩，我很不喜欢这样的被丧事笼罩的过年。但如今，我觉得，这种习俗之所以能奏效，更多还是因为农村社会结构里强大的社交和道德压力。谁家干什么，半夜放个炮，甚至贸然贴对联挂灯笼，左邻右舍都会清清楚楚，所以自然是要承受道德谴责的。在长期固定化的左邻右舍氏族格局下，社交礼仪人情世故是基本的处世之道。

不过另一方面，我倒也觉得，这样的道德约束，也是时刻提醒着你，你是来自何处，提醒着你的根在哪里。

而在现实生活的另一端，在城市世界里，是没有这样的左邻右舍的家族道德约束的，也不会提醒着你来自何处，提醒着你的根在哪里。同一个小区里，大家几乎完全没有家族亲缘关系，如果不是过去一两年经常封控，大部分人恐怕都认不全同楼层的邻居。

在城市里，在小区里，没有人会约束你，这里只有原子化的小家庭和个人，没有你的家族来监督和约束你，氏族在城市里是近乎解体的。

在城市里，你能不能放烟花，与家族习俗的道德约束毫无关系，但与公共安全秩序有关。在城市里，没有一个与你同姓的具体的家族会来监督约束你，但会有无数个你都不认识的市民出于集体利益会制衡你。

比如，前几天西安的跨年夜，我看到有些人是专门跑到钟楼去放烟花的，因为钟楼是西安的地标性景点，是最适合拍照和拍视频打卡的陶醉的地方。但当我看到有些人勇猛地将大批量的烟花放在距离钟楼非常近的距离点燃时，我还是有些异样的芥蒂的——因为钟楼作为明代建筑，本身是有不少木质建材的，几年前西安专门拆除了钟楼楼身上的照灯，优化改变为当前的从四周其它建筑物向钟楼射灯的方式照明，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钟楼防患于火灾。

所以，在城市里，放烟花不是一个道德习俗问题，也不是该不该放的问题，而是如何去放的问题。

能不能有效地引导市民，在相对开阔的地带集中放烟花呢。能不能开辟出一些专门的烟花区，做好相应的安全准备呢……

有些地方妄图一刀切地堵住烟花，怎么说呢，怎么还没从过去三年里吸取经验教训呢。

中国人过年，居然不准放爆竹烟花，你是打算给外国人讲国际笑话吗。

我觉得这就叫——因噎废食。

对于有些地方官员而言，因为放烟花爆竹，可能会有火灾风险，会伤害到公共财物，所以，干脆都别放了。

对于有些个人而言，走在路上小区里，冷不丁旁边就在响炮放烟花，伤到人怎么办，吓到人怎么办，所以，干脆都给禁止算了。

……

这些都叫因噎废食。

因为一件事存在一定风险，于是，就坚决不去做这件事了。

这种思维模式，我认为是相当害人的。因为它放弃了对生命的追逐，放弃了对可能性的探索，它甚至放弃了自己应对风险的能力和智慧，这就叫自废武功，自了余生。这是一种思维上的自残。

不妨我给你换一种文艺的说法，因噎废食在爱情里的表现，就是顾城那首诗：

“你说，你不爱种花，因为害怕看见花一片片凋落。所以，为了避免一切的结束，你拒绝了所有的开始。”

我觉得，在城市里，放不放烟花，本质上是同样的问题——因噎废食。

于是此刻，我无比怀念我那泥土地里野莽的12岁以前的童年春节——没有家庭氏族的道德约束，没有集体利益面前的因噎废食。

只有我在兴奋与风险交汇中的游戏本能反应，但也是那样的时刻，让我理解了一千年前王安石度过的同样兴奋与刺激的元日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