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讲过，唐宪宗李纯是心思沉重的皇帝，对很多人都有着猜忌。比如拥立他登基的宦官俱文珍、他当广陵王时候的王妃郭氏都是猜忌的对象。因为猜忌这些身边人，所以他作出了很多防范性的操作。比如利用心腹宦官吐突承璀替代了俱文珍在神策军的位置，剥夺其军权，将其逼出皇宫。又比如他担心郭氏得宠后，郭家利用自己在朝廷和藩镇的势力，发展成郭氏外戚集团，所以不将郭氏册封为皇后，只给了一个贵妃的头衔。对于郭氏之子李恒，李纯也不放心，所以他选择了立地位低下的纪美人之子李宁为太子。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皇太子李宁上位后不到两年就去世后，皇太子之位再次悬空，在朝廷中嫌弃了新一轮的政治纷争。此时朝廷中呼声最大的太子人选有两个，一个是皇次子李恽，另一个是皇三子李恒。李恒在候选太子中呼声最高，因为他是郭贵妃的儿子。因为李纯的皇后之位悬空，所以郭贵妃成为了后宫的掌权人。郭贵妃的祖父是名将郭子仪，父亲是驸马都尉郭暧，母亲是唐代宗李豫的女儿升平公主。有着这样的家世作为背景，李恒在朝中几乎是一呼百应。朝廷内外和藩镇中，只要是郭家的门生故吏，都支持李恒成为太子。

作为李恒的竞争者，皇次子李恽就逊色许多了。李恽不是嫡子，而是庶出的次子，在皇子中的地位比其兄李宁还不如。李宁的母亲好歹是美人，李恽的母亲连个名号都没有，在历史上干脆没留下什么影子。李恽的母亲很大概率就是个普通宫女，或者是什么女官，反正背景方面无法与郭家抗衡。但李恽的运气很好，他作为次子有着次序上的优势，所以得到了宦官集团首领吐突承璀的看重。当皇太子之争开始后，吐突承璀便上书朝廷，提议李恽为皇太子继任者，理由是李恽作为皇次子，理应接皇长子李宁的班。

吐突承璀的理由看似合理，其实是非常勉强的。李宁和李恽都不是嫡子，所以他们成为皇太子都是不符合唐朝嫡长子继承制度的原则的。当初李纯立李宁为皇太子，是因为他猜忌李恒的母亲郭氏，担心母子俩联手将其架空，所以才将母子俩的地位放在了次要的地步。如果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最具备皇太子资格的其实是李恒。虽然郭氏没有成为皇后，但他是李纯广陵王时期的正妻，所以李恒作为嫡子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李纯登基称帝后，郭氏成为了贵妃，这个变化不能说是废妻，所以李恒的嫡子地位并没有被动摇。

因此按照唐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度，作为嫡子之首的李恒，是理所应当成为皇太子的。但因为李纯对郭贵妃和李恒的猜忌，在第一次立太子时选择了李宁，使得郭贵妃和李恒很不服气。李宁去世后，第二次皇太子之争开始，郭家摆出了势在必得的姿态。当时朝廷中的郭家势力以司农卿郭钊为首，他是汾阳王郭子仪之孙，驸马都尉郭暧和升平公主的儿子，又是唐代宗李豫的外孙，所以从入朝以来一直是郭家在朝廷的主心骨，不少朝廷大臣依附于他。因为有他的存在，李恒成为太子的呼声非常高，给唐宪宗李纯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于是这场皇太子之争成为了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整个讨论时期拖了一年左右，最终才由李恒成功上位而结束。史书上说，因为李恽的支持者吐突承璀及其宦官集团势力很大，所以干预了唐宪宗李纯的决定，才导致皇太子之位久拖不决。这种说法其实是严重违背事实，的用宦官集团力推李恽登上皇太子之位，恰好是李纯自己的意思，并非吐突承璀私自做主。实际上在皇太子如此重要的位置上，作为刚刚掌握宦官集团的吐突承璀，根本无力全力主导立储之事。如果没有李纯的默许，他根本不可能去支持一个母亲都不知道是谁的庶次子。

其实从第二次太子之争中李纯的变化来看，他几乎就是完全反对李恒上位的，也做好了李恒上位的最坏打算。他意思很明显是让李恽上位，继续以李宁压制李恒的政治格局，避免郭家在朝廷中攫取更大的权力。因为他知道，一旦李恒成为太子，朝廷中的郭家势力一定会推动郭贵妃成为皇后，这就对皇权形成了极大的威胁。事实上后来在李恒上位不到半年，朝廷中就大量上书推举郭贵妃为皇后。李纯为了防止郭贵妃上位，干脆以各种神怪命数的理由拒绝，将立后之事拖了十来年，直到他去世为止。

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唐宪宗李纯能够完全控制的只能是宦官集团和吐突承璀。一方面因为吐突承璀是他的心腹太监，又刚刚挤掉了前任宦官首领俱文珍，所以必须依附于皇帝存在。另一方面是李纯能够选择信任的势力不多，朝廷三大势力中，旧官僚集团和藩镇集团都与郭家密不可分，只有宦官与郭家的关系比较生疏，不至于出卖他投靠郭家。所以这次皇太子之争，看是宦官集团和郭家的争斗，本质上是皇帝和郭家争夺朝廷的话语权。但结果却是李纯违背了自己本来的意思，让李恒成功上位当上了皇太子。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常情况呢？从各方面分析，绝不是很多史书上所说的李纯对李恒的看重，而是这场斗争导致了朝廷局势的变化。这场皇太子之争持续了一年之久，这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吐突承璀带领宦官集团能与大名鼎鼎的郭子仪家族对峙，可见其朝中势力也是不遑多让的。但主导这场斗争胜败的却不是他们任何一方，而是作为第三方的旧官僚集团。旧官僚集团也是扶持李纯上位的重要政治势力之一，他们虽然没有像宦官集团那样掌握长安的禁军大权，但在朝廷中的势力也不可小觑。

这股势力本质上是隋唐门阀集团的残余，因为遭到了唐太宗、唐高宗和武则天三朝的打压，门阀势力支离破碎，在政治上陷入了低潮。唐玄宗李隆基登基称帝后，为了对付武则天留下的新官僚集团，所以重启了这支旧门阀势力，也因此而取得了开元盛世的辉煌。也因为李隆基本人的猜忌，他又用安禄山、史思明、哥舒翰等外族势力制衡旧门阀势力，酿成了安史之乱的惨祸。安史之乱后，旧门阀势力开始与藩镇势力结合，成为了朝廷极大的政治集团。从唐肃宗到唐德宗，三朝的朝廷重臣中，旧官僚集团都占据了半壁江山。

郭子仪因为安史之乱成为唐朝名将，但很少人能注意到，他的成功离不开旧官僚集团的支持。实际上郭子仪家族出身与太原郭氏，本身就是原来门阀集团中关陇贵族的一部分。所以郭家与旧官僚集团是密不可分的，利益链上是牢固的共同体。比如唐宪宗李纯继位后的首任宰相杜黄裳，是出身与关陇门阀京兆杜氏的。而他的崛起却是从朔方节度从事开始的，当时出任朔方节度使的便是郭子仪。可以说在旧官僚集团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郭家的旧部。这种情况在藩镇中也是同样，各地藩镇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郭家的旧部。

正是因为这种盘根错节的关系，郭家和旧官僚集团的利益密不可分，在朝廷的政治斗争中也是共同进退的。而在皇太子之争的最后，旧官僚集团就公开站在郭家一方，支持李恒成为皇太子，政治斗争的天平开始偏转。根据史书记载，斗争到了末期的时候，唐宪宗李纯还在找各种理由推脱。当时的翰林学士崔群便站了出来，直接劝谏李纯立李恒为太子。崔群虽然只是翰林学士，但他所代表的不只是个人和翰林院，而是代表这以五姓七宗为首的旧门阀集团的官员，而这些官员正好又是旧官僚集团的核心要员。

崔群出身于清河崔氏，这个家族在中国历史上是大名鼎鼎的门阀世家。在隋唐初年的时候，清河崔氏号称天下第一家。以他们为首的五姓七宗官员占据了初唐的半壁江山，就连李唐皇室也要忌惮三分。在武则天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之前，五姓七宗的子弟在官员选拔中优先录用，而清河崔氏则排《氏族志》的第一位。到了唐宪宗李纯时期，虽然隋唐门阀早已只剩残余势力，但依然在朝廷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崔群作为清河崔氏的官员，也成为了旧官僚和门阀官员代表。他出面劝谏李纯接受李恒，本质上就是有着逼宫的性质。

李纯并不愿意李恒当太子，但他有拒绝的可能么？实际上在旧官僚集团和郭家联手施压的情况下，李纯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这其中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中一个是吐突承璀不争气，战场上打输了，使得李纯必须要依赖郭家和旧官僚集团。第二个是旧官僚、门阀、郭家三合一的势力太强大，单靠吐突承璀的宦官集团是无法阻止的，再拖下去会影响削藩的大局。前文讲过，李纯上台后感受到藩镇集团的威胁，拉开了削藩的序幕。他的削藩是得到了朝野共识的，郭家、旧官僚和宦官集团都是非常支持的。

但是在削藩过程中，李纯并不想郭家和旧官僚集团得利，所以把大权委托给了吐突承璀，这也遭到了以翰林学士白居易为首的旧官僚集团的反对。当时唐宪宗李纯下诏，让吐突承璀出任行营招讨处置使，将左右神策军以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歙诸镇的兵马悉数调予。让宦官掌握如此大的兵权，堪比安史之乱时期的宦官鱼朝恩，所以旧官僚集团的官员集体反对。除了白居易之外，度支尚书李元素、盐铁使李鄘、京兆尹许孟容、御史中远李夷简、给事中吕元膺、穆质、右补阙独孤郁等都上书弹劾吐突承璀。

当时李纯坚持在自己的诏令，只象征性的削除了四通行营兵马使的宫衔，改招讨处置使为招讨宣慰史，但掌握的兵权照旧。可吐突承璀并非监军出身，打仗方面并不在行，打了一年多也没把成德军节度留后王承宗打下来。这让宦官集团在朝廷丢尽了脸面，也让唐宪宗李纯很失望。最终这场战争以朝廷妥协而结束，起兵反叛的王承宗成功转正为成德军节度使。这一战的失利也让李纯认识到，在军事上宦官集团是靠不住的，想要削藩还需要郭家支持。所以在军事的话语权上，李纯在郭家面前立不起，自然不敢过分逼迫。

从这方面看，唐宪宗李纯也是吸取了祖父唐德宗李适的教训。当初李适就是趁着郭子仪去世拆分了郭家麾下的几个节度使区域，使得四镇之乱趁机坐大，最终演变成了席卷整个北方的奉天之难。而这次国难中，李适也被叛军赶出长安城，困在奉天小城岌岌可危。如果不是郭家旧部纷纷西进勤王，唐朝皇室恐怕就在奉天被叛军一锅端了。所以李纯见时机不对，果断放弃了依靠宦官集团的军事策略，回归到了和郭家共同进退的道路上来。所以吐突承璀回到长安后，虽然没有被降职，但军事上的话语权也大幅度被削弱。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让旧官僚集团感到了警惕，将宦官集团作为了第一目标。于是在皇太子之争上，旧官僚集团和郭家联合起来，将吐突承璀作为对手。一方面是避免宦官集团继续做大，成为未来尾大不掉的存在。另一方面旧官僚集团一直想要恢复隋唐初年世纪豪门霸占朝堂的盛况，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好机会。有了郭家在军事上的支持，各大家族占据朝廷要职，就能重现隋朝初年的所谓皇族与门阀共同治天下的盛世华章。于是旧官僚集团和郭家共同进退，让李纯感受到了继位以来空前的压力，最终被迫同意李恒成为新的皇太子。

从这个皇太子之争的事件上看，唐宪宗李纯虽然被后世称赞为中兴之主，但实际上能力和资源比其祖父强得非常有限。他比唐德宗李适最大的优点是懂得审时度势，而不是一意孤行。在面临外部强大的政治压力时，他能够适时的妥协，保住眼前的既得利益。但这种做法也让外部政治势力趁机坐大，最终酿成了尾大不掉的势头。为了压制这些政治势力，李纯不得不继续给宦官集团添砖加瓦。最终在这种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政治态势下，唐朝皇帝逐渐丧失了政治上的自主权，沦为了政治势力党争的工具，然后走上了亡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