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正面临着大国博弈、地缘政治等传统安全与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叠加共振的严峻挑战，但也存在地区国家力护和平、共解难题的良好势头。

2024年7月21至27日，第57届东盟外长会及系列会议在老挝举行，聚焦促进东盟共同体建设、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等议题。

当前，亚太地区是世界上最具活力也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但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具战略复杂性与挑战性的地区。这里经济增速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批新兴经济体如印度尼西亚、越南等蓬勃发展，庞大的中产消费群体正迅速崛起，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全球性大国甚至北约等西方军事组织竞相在此布局。

总的来看，亚太存在着两股相互竞争的力量，一股是具有破坏和威胁性的，另一股则是支持和维护和平稳定的，两者相互竞争，共同形塑着亚太地区的安全走向。

破坏和威胁性的力量

第一，愈发焦虑的美国成为最大不稳定因素。尽管对美国是否真的衰落存在争议，但是，曾经傲然于世的美国，确已成为一个“自我怀疑的超级大国”，这不仅体现在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上，也反映在现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对数十年“华盛顿共识”的自我否定上。美国急于回归权力政治，看重“相对收益”远甚于“绝对收益”，面对中国持续崛起，扬言要对中国发动一场持久而又激烈的竞争。美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近日表示：“美中紧张关系主要源于美国对于自身全球影响力衰落的焦虑。美国决策者的应对是应激性的、出于恐惧的，往往非常不明智的”。

而这种焦虑因自身号召力下滑而进一步加剧。例如，在亚太地区，拜登政府试图迫使地区国家选边站队，推动北约东进，但地区国家应者寥寥，欧洲和北约成员国也不都愿意听美指挥。所以实际上，目前美国主要依靠的是与其有亲缘关系的英国、澳大利亚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在安全上仰赖其核保护并伺机借美重新武装的日本，大体主要是两个“三边+”：“美日澳+”和“美英澳+”。前者如“美日澳+印”和“美日澳+菲”；后者如“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和“五眼联盟”。美国军控协会高级客座研究员迈克尔·克莱尔因此指出，“美国拥有的亲密而可靠的盟友越来越少”，其外交和军事政策的“盎格鲁-撒克逊化”越来越明显。因此，倍感形单的美国势必更加卖力地在亚太地区挑拨离间，并图谋以两个“三边+”为抓手诱压其他国家加入，进而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第二，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危害程度不容忽视。一是恐怖主义威胁依然严峻。近年来，虽然东南亚恐怖主义活动受到较为有力的压制，如印度尼西亚在过去一年半实现零恐袭，但恐怖主义的根源并没有根除，一些暴力极端思想仍在网络上蔓延扩散，一些暴恐活动也在阴谋策划伺机而动。半年来，菲律宾军警与武装分子交火增多；马来西亚警局、机场等先后遭遇恐袭；泰国南部地区也在6月底发生汽车炸弹恐袭。

二是气候变化引发的安全风险日益增多。今年来，东南亚多个国家遭遇持续高温天气，有几个国家的气温还打破最高纪录。如泰国部分地区4月份以来出现44.2℃高温；马来西亚的森林因为高温而火情不断；菲律宾多地最高气温甚至达到50℃；越南也有100多个气象站在4月份创下气温历史新高；老挝最高气温也超过43℃。到下半年，东亚地区将迎来台风，其破坏力之大、对各国民众民生安全威胁之巨可想而知。

三是跨国犯罪花样频出，电信诈骗、毒品走私、跨国洗钱、网络博彩等已成为地区公害，严重威胁地区各国的经济社会秩序与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支持和维护和平的力量

尽管如此，亚太地区之所以与东欧、中东等地区形势判若两样，则主要归功于地区存在的另一股力量。

第一，亚太国家尤其是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不受美国蛊惑，不愿选边站队。例如，越南奉行“竹子外交”，以竹根稳固、竹身结实、竹枝柔韧著称；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年初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马来西亚坚持中立自主，不会为了美国“叫板”中国，并批评西方国家存在“恐华症”。印度尼西亚候任总统普拉博沃在接受卡塔尔电视台采访时说，印尼新政府将保持开放的外交方针，不会在中美间选边站队。新加坡新总理黄循财上任后也继续强调不会在中美间选边站。新加坡前外交官考西坎在被问到“什么会导致新加坡放弃对冲策略”时表示，“除非所有新加坡人集体变蠢才会这样做，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在地区事务上秉持客观中立立场，不随美起舞，也不屈服美国胁迫，是地区实现和平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第二，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有着自身的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就使得中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为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此，中国领导人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在安全上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在全球治理上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

第三，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治理机制日益成熟。二战结束后，美国构筑一系列双边同盟，号称是维护亚太秩序的所谓“基石”。但是，冷战结束后，尤其是1997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及其后续应对表明，美国亚太同盟体系除了作为美国颐指气使的霸权工具外，在解决地区危机上毫无作为甚至消极有害。也正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地区国家痛定思痛，开始大力推动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治理机制。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治理机制蓬勃发展起来，并日益与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并驾齐驱。尽管面临美国构筑亚太“小多边”的挑战，但过去十多年，各大国竞相签署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目前已有50多个国家签署，使得该条约成为了地区乃至国际社会的重要行为规范和准则，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治理机制也日渐成熟稳固。作为地区治理机制，东盟还与地区国家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如与中国制定了《中国—东盟非传统安全领域工作计划（2024－2028）》，共同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非法网络赌博等合作。

总之，亚太地区正面临着大国博弈、地缘政治等传统安全与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叠加共振的严峻挑战，但也存在地区国家力护和平、共解难题的良好势头。未来，两股力量仍将持续竞争、此消彼长。对此，中国、东盟及东盟国家应进一步加强合作，发挥好作为地区和平稳定器的作用，共同防止具有破坏和威胁性的各种风险占据上风，共同维护亚太地区持续和平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