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永熙三年（534年）的春天，一个年轻人骑马从太原城出发，快速向东南行进。他年仅27岁，名叫宇文泰，当时担任关西大行台贺拔岳的左丞。此次宇文泰不远千里从陇右来到晋阳，是为了观察高欢的动向。这两位枭雄以这种方式首次相遇，彼此都看到了对方的潜力和非凡气质。

高欢向宇文泰询问贺拔岳在关中和陇右的军事行动，宇文泰回答得清晰流畅。高欢立刻意识到这个年轻人不简单，想要留住他。宇文泰则表达了对大丞相的忠诚与支持，并迅速找借口离开了太原城。高欢随后感到后悔，意识到贺拔岳已经是关中陇右的首领，放走这样一个杰出人才去辅佐他，岂不是自留大患。他立即派人追赶宇文泰，但宇文泰早有准备，一直追到函谷关，高欢也没能追上。宇文泰回到陇右后，向贺拔岳报告说，高欢野心勃勃，篡夺北魏权力只是时间问题，目前没有行动是因为忌惮贺拔岳兄弟。高欢是乱世枭雄，而宇文泰更是目光如炬，他们初次相见便产生了强烈的思想共鸣。这场似有若无的交锋，成为他们十多年厮杀较量的绝佳序幕。不到30岁的宇文泰，居于关中，却对关东形势了然于胸，堪称枭雄中的枭雄，英雄中的英雄。

在历史的长河中，权力对人性的吸引力是根深蒂固且不可抗拒的，尤其是绝对权力，往往引发无休止的追逐与斗争。尽管北魏皇室逐渐走向衰落，但命运似乎格外垂青元氏家族，他们迎来了几位不甘屈服的皇帝。孝庄帝元子攸和孝武帝元修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并非末世的庸碌之辈。在国家危机与家族式微之际，他们勇敢地迎战命运。虽然最终未能逃脱历史的洪流，但他们的勇气与担当为晚期王朝增添了一抹亮色。在高欢刚刚拥立孝武帝之时，双方围绕权力的暗斗已经悄然展开，裂痕也自此开始扩大。太昌元年（532年）十月，尔朱仲元的旧部桥宁、张子期投降高欢，然而高欢因不满他们的反复无常，将其处死。这一事件导致斛斯椿、长孙稚心生恐惧，担心自己也会有同样的结局，于是向孝武帝在做平阳王时的心腹如王思政、元毗、魏光等人示好，联合他们挑拨高欢与皇帝的关系。

当时年仅22岁的孝武帝，本就对虚有其表的皇位心存不满，在这些人的煽动下，对高欢的猜忌愈发加深。两个月后，高欢杀掉了大司马、汝南王元悦。元悦是北魏孝文帝的儿子，曾在河阴之变后逃至南梁，被梁武帝萧衍立为北魏皇帝并送回洛阳。在韩陵战役后，高欢曾考虑立元悦为帝，但因其为人残暴，不适合成为新帝。高欢的杀戮本意在于防止他人利用元悦的名号觊觎皇权，但在孝武帝眼中，这无疑是高欢在向元氏家族示威。

在永熙二年（533年）正月，尔朱兆被消灭后，高欢借皇帝之命解除了各地行台的职务，从制度上防止军阀的形成，将兵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进一步削弱了元氏的权力。即便如此，孝武帝仍需对高欢表示友好，任命高欢为全国唯一的行台，让他负责处理军国大事。

当时的太尉元宝炬，对高欢掌控朝政非常不满。有一次在孝武帝的宴会上，元宝炬让高欢的亲信高隆之喝酒却被拒绝，元宝炬酒后怒骂高隆之无礼，双方几乎发生冲突。为了照顾高欢的面子，孝武帝不得不解除元宝炬的太尉之职。之后，高欢为父亲改葬，元宝炬拒绝向高欢父亲的墓行礼，表示：“我是三公，怎能向一个生前卑微死后才被追赠太师的人下拜。”这些事件逐渐积累了元魏宗室对高欢的不满。虽然魏孝武帝表面上没有表现出对高欢的不满，但高欢在洛阳仍有不少心腹，如封隆之、孙腾、高乾、魏兰根、李元忠等文臣，以及高欢妻子娄昭君的弟弟娄昭等人。

从资历和职务来看，高乾地位最高；从实权来看，掌兵的领军将军娄昭最具实力。高欢的核心人员如尉景、侯景、厍狄干、段荣等人都不在洛阳，这种安排显示出对元魏皇室的轻视。

魏孝武帝因此得以自由施展他的计划。当时，元魏中央仍有一定的运作空间。高欢的主力集中在晋阳，以控制河东、河北和济青徐等地区。关中和陇右由贺拔岳掌控（当时贺拔岳尚未遇刺），而荆州则由骁勇的贺拔胜掌握，河南各州仍然在北魏中央的控制下。贺拔胜与贺拔岳兄弟对高欢心存芥蒂，成为孝武帝可以利用的对象。

孝武帝派王思政前往关中联络贺拔岳，同时派使者安抚贺拔胜，并委任他为荆州、南阳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贺拔胜投身北魏，发兵攻打梁朝江北地区，占领下溠，并派遣独孤信、李魔怜、史宁等将领继续南下，直至谷城，与梁军对峙。然而，仅靠外援是不够的，孝武帝还需建立自己的直属军队。自六镇起义以来，北魏的主力部队几乎全军覆没。

孝武帝从河南各州大规模征兵，由斛斯椿和王思政统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扩充了十多万人。同时，魏孝武帝开始逐步瓦解高欢在洛阳的势力，首先将目光投向了高乾。

高乾是河北汉人中的重要人物，起初与高欢并非同一个阵营。两人能够联手，是因为受到尔朱氏势力的巨大外在压力。然而，现在这个共同的敌人已经消失。作为河北汉人的代表，高乾如果能够被拉拢过来，对高欢的影响将会是深远的。

孝武帝起初试探性地询问高乾对国家和元氏的态度。当时，孝武帝并未透露他对高欢的计划，而高乾也只是随意地回应了几句模棱两可的话。然而，当斛斯椿等人开始大规模训练部队时，高乾立刻明白了孝武帝的意图。他不敢公开指责孝武帝，于是秘密写信告知高欢。

尽管高欢身在晋阳，但他的情报网络遍布洛阳，对孝武帝的行动有所察觉。

收到信件后，高欢立即召高乾前往晋阳商讨大事。高乾建议高欢直接篡位称帝，但这个建议被高欢否决。

随后，高乾在惴惴不安中返回洛阳，同时高欢写了一封上书，内容是请求北魏朝廷将高乾任命为侍中。

高欢的冷静态度让高乾感到不安，他意识到事情可能会变糟。最让他担心的是高欢的这封上书，因为它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

孝武帝迅速识破高乾已将自己出卖给高欢的事实。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高欢又将高乾的信息反卖了回来。

愤怒的孝武帝拒绝了高欢的请求，这一举动在朝中传开，使高乾意识到情况不妙。在洛阳，随着局势愈发紧张，高乾感到危机逼近，便再次秘密请求高欢调他去徐州任职。然而，这一请求也被孝武帝搁置。

孝武帝随后将高乾试图拉拢他的事情直接告知高欢，而高欢则更进一步，将高乾过去写的关于时政的密信全部交给了孝武帝。

最终，高乾走到了命运的尽头。孝武帝看罢信件勃然大怒，下令赐死高乾。

行刑前，负责监刑的元整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高乾回答：“大势已去，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高乾的二弟高慎和三弟高昂得知死讯后，态度截然不同。高慎立刻萌生了投奔梁朝的念头，但被下属劝阻，最终也投奔了高欢。高昂则愤怒地用马槊击打柱子，劫持了奉命行刑的东徐州刺史潘绍业，随即直接投奔高欢。

高乾之死并非偶然，而是一场针对河北汉人豪强的精心策划。导致高乾走向绝境的，并不是他的个人选择错误，而是他的家族背景使然。

高乾所属的高氏家族，是河北汉人豪强的代表之一（与高欢家族并无宗族关系）。

在六镇起义期间，河北的汉人豪强们借中央军力量衰弱之机崛起，形成了以李、赵、高、崔等家族为代表的几大豪强势力。这些家族的部属势力强大，联合起来足以与朝廷抗衡。例如在韩陵之战中，高乾和高昂率领的家族部曲多达3000人，而当时高欢的总兵力也不过2万多人。

在六镇起义的动荡中，多数豪强选择与北魏朝廷一同对抗起义军，以确保自己家族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

对于这些在地方称霸的汉人豪强，鲜卑族的北魏朝廷自然不愿坐视他们逐渐壮大形成祸患。

然而，局势的变化使得元魏无法直接通过武力削弱汉人豪强，只能通过妥协来拉拢他们对抗起义军。这种妥协的极端表现便是专为高乾家族设立了一个州（东冀州）。

高欢崛起后，河北的汉人大多选择与他合作，无论在政治还是军事上大多听从他的指令，但他们仍保有一定的军事独立性。

例如，在韩陵之战前，高欢曾对高乾的弟弟高昂表示：你的军队都是汉人，可能在战斗力上不如鲜卑人，我想给你的部队配属一千名鲜卑士兵。高昂以汉胡混杂容易引发矛盾为由，断然拒绝了高欢的提议。

事实上，这已经显露出高欢对高乾兄弟强大部队的忌惮和担忧，但高氏兄弟并未对此警觉。从高乾与高欢共同起事的政治联盟角度来看，高乾的死显得无迹可寻，因为高欢没有理由去算计他的盟友。

然而，从高欢对河北汉人豪强的防范角度来看，一切便清晰明了。

高乾是河北崔、卢、李、赵等大族的领军人物，他掌握的政治资源和军事力量最为强大。要彻底控制河北汉人，高乾无疑是首要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高乾的死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高欢不能用强硬手段来对付高乾，毕竟他背后的军事力量十分强大。在这种情况下，高欢施展他的策略，对高乾左右哄骗，然后借助魏孝武帝的手除掉高乾。至少从表面上看，没有人能看出高欢是在蓄意对付高乾。

这出戏并未在高乾之死时落幕。当时，被誉为“项羽再世”的猛将高昂仍然在高欢的军队中占据一席之地，而当时的局势也不允许高欢立即对高昂进行兼并或打压。

相反，高欢还表现出极大的悔意，痛哭流涕地表示早该采纳高乾的计策取代魏孝武帝，并对高昂兄弟给予更大的信任。

多年后，高昂在与西魏的战斗中意外阵亡，高慎被迫投奔西魏。直到这时，高欢对河北汉人豪强的制裁与压制才真正显露出来。

然而，那时关东的政治格局已经尘埃落定，河北的汉人大多已经融入东魏的国家体系。这些隐藏在历史中的阴谋与杀戮，只能作为高欢卓越政治才能的一个注脚。

魏孝武帝与高欢的矛盾在高乾之死后彻底公开化。永熙三年（534年），魏孝武帝在位的第三年，这位有意重振元家声势的皇帝，终于对高欢发起了反击。

当年二月，孝武帝发布大赦令，这通常预示着国家有重大事件或行动即将发生。高欢留在洛阳的官员们如孙腾、封隆之、娄昭等，感到局势紧张，纷纷找借口离开洛阳返回晋阳。

孝武帝趁机任命斛斯椿为领军将军，将新组建的军队中属于高欢派系的指挥官全部替换成自己的人，并陆续任命关西和河南各州的刺史。同时，他下令撤销建州并降为建兴郡（今山西晋城），罢免韩贤的州刺史职务；任命贾显智为济州刺史，命其带兵前往济州取代刺史蔡俊。

韩贤和蔡俊都是高欢的手下，面对这种明显的对抗，韩贤选择按兵不动，而蔡俊则公开违抗孝武帝的命令，贾显智因此不敢前进，滞留在东郡。

到了五月，孝武帝发布戒严令，声称要南征梁朝。实际上，这是向军队下达全面动员的命令。河南各州新征集的军队部分被编入皇帝的禁卫军，部分被部署到黄河南岸，控制黄河桥梁。

在六月，孝武帝给高欢发了一道诏书，虽然不愿直接撕破脸皮，但在信中表示，朝廷集结军队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对抗在关中割据的宇文泰，同时也能对南梁形成威慑。并请高欢不要误解。

然而，高欢对这封有些低估智商的诏书做出了回应，态度既调侃又带有威胁。他表示，皇帝所提到的关中和南梁的确对朝廷构成巨大威胁，作为臣子，他愿意率先出兵。高欢宣称，他将率领3万主力部队从河东渡河，恒瀛汾等州的4万大军将进攻关中；并州和相州的5万兵力计划进攻荆州；冀州和山东等地的骑兵5万、步兵7万则准备攻打江淮。所有这些兵力，都会严格遵从皇帝的命令。

尽管高欢的声称有些夸大，但即便削减了水分，仅凭高欢的主力军，洛阳也难以承受这种威胁。孝武帝感到担忧，再次下诏制止高欢的部队调动，高欢则表态自己绝无异心。

然而，孝武帝愤怒地回应称，我的帝位是由你拥立的，希望我们能继续保持良好的关系。

高欢对此不予理会，以迁都邺城为由，增派3000人至建兴郡协助韩贤坚守，并派遣大将莫多娄贷文守卫济州，同时切断河北对洛阳的粮食供应，将其全部截留在邺城。

增兵和断粮这两招，让孝武帝意识到了高欢的实力和手段。在这巨大的威胁下，孝武帝从愤怒转为恐惧，改变了以往强硬的态度，以一种无奈的语气表示，如果高欢执意南下，他作为皇帝只好以死明志；如果高欢还考虑天下的舆论，那就休兵言和，维持现有的势力范围，皇帝管辖河南，高欢管理河东。

然而，这种近乎梦呓般的提议并未奏效，高欢不为所动，洛阳的军民也感受到大战一触即发的气息。诏书下达后，孝武帝任命的左仆射任祥弃官逃离，他渡过黄河后在河北郡（今山西夏县）号召当地民众做好准备，迎接高欢的到来。

任祥原本是孝武帝重点拉拢的人之一，他的离职北逃，标志着洛阳的人心开始严重动摇。孝武帝决定放手一搏，下令凡是来自河北的高欢旧部可以离开洛阳，随后公开宣布高欢为逆臣，并部署北伐的军事行动。

高欢坚决拒绝承担叛逆的罪名，高欢公开声称，作为一个始终支持大魏皇室的忠诚之臣，他一直以来都以忠诚正直为最高追求。这次率军南下，目的仅仅是为了铲除皇帝身边的奸臣如斛斯椿等人。

说完这些话后，高欢毫不拖延地指挥军队全力进攻洛阳。

战斗分为两个方向，其中一个是济州方向。魏军中央军的贾显智与豫州刺史斛斯元寿逼近滑台（今河南滑县），高欢的将领窦泰和莫多娄贷文则率军支援蔡俊。双方尚未展开大战，斛斯元寿便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投降。

贾显智见状不妙，也秘密策划投降。没想到计划泄露，军司元玄发现后，逃回洛阳请求增援。孝武帝于是派大都督侯几绍率军支援滑台，与窦泰展开激战。

结果不出所料，新组建的河南诸州兵根本不是经验丰富的高欢部队的对手，侯几绍战败阵亡，而贾显智则率军投降。

另一个战斗方向是石济。石济位于今河南延津县，是古济水的重要渡口，也是通往相州的交通要道。

孝武帝派汝阳王元暹驻守石济。高欢则命建兴郡守将韩贤进攻石济。虽然史书对这场战斗没有详细记载，但从元暹后来在东魏担任侍中这一高官职务来看，可以推断元暹可能是不战而降，或者是撤退到洛阳后选择了投降高欢。

洛阳外围的两场战斗迅速告败，斛斯椿率魏军前锋驻扎在黄河南岸，向孝武帝建议率2000骑兵渡河，趁高欢长途行军疲惫时发动突袭，或许能够改善当前局势。

孝武帝本打算采纳这个建议，但黄门侍郎杨宽劝阻道，当前形势危急，不能将兵力交给斛斯椿。如果斛斯椿渡河，兵败对我军士气是重大打击；若成功，这不就又出现一个高欢吗？

孝武帝犹豫不决，最终否决了渡河突袭的建议，派斛斯椿与行台长孙稚、颍川王元斌共同镇守虎牢关，这显然是为了防范斛斯椿。此时，高欢的大军已经推进到野王郡（今河南沁阳）。

客观来说，斛斯椿策划的渡河反攻在战略上有其合理之处。高欢的主力部队从晋阳长途跋涉至野王郡，近800里的距离导致士兵疲惫不堪，而魏军的中央军则处于休整状态，能够在此时突然袭击，即使不能彻底击败高欢，也能有效地阻碍其进军步伐。

这一行动不仅能够提升魏军士气，还能为关中和荆州等地树立榜样，具备重要的战略意义。遗憾的是，孝武帝错失了这一改变命运的最后机会。

高欢派遣先锋高昂率先攻打洛阳，自己则率领主力快速推进到河桥北岸，并在河北驻扎。随后，高欢再度假意向孝武帝表态，声称并非反对皇帝，而是清君侧、除掉斛斯椿。对此，孝武帝没有回应。

面对敌军压境，孝武帝束手无策。滑台之战已经证明，新组建的中央军无法与高欢抗衡。他多次派人前往关中请求宇文泰增援，并下令贺拔胜前来洛阳勤王。

然而，宇文泰因忙于讨伐侯莫陈悦而反应迟缓，至今未派一兵一卒至洛阳。贺拔胜虽然率军离开荆州，但这位缺乏战略眼光的将军显然畏惧高欢的声势，仅到达广州（今河南鲁山县）就停滞不前。

洛阳城内的军民得知高欢大军已至黄河北岸，立刻陷入恐慌，尔朱荣在洛阳的暴行仍让人心有余悸。

前一天，谁能保证高欢不会成为像尔朱荣那样的人物呢？就在孝武帝准备前往河桥的那天晚上，洛阳城内的许多达官贵人纷纷开始逃离。

当时，斛斯椿、元斌之和长孙稚带领的部队驻守在虎牢关。虎牢关北临黄河，东临郑州，是洛阳的最后一道防线之一。然而，这条防线只是众多选择之一。

高欢从野王南下，黄河沿线有许多渡口。相比之下，位于虎牢以西的孟津渡直面河桥，是更理想的渡河地点。如果魏军能在此坚守，即便高欢大军渡河向西进攻洛阳，虎牢关的部队也可从背后牵制攻击。

然而，这时孝武帝在部署上的失误显露无遗。

历史并未明确记载元斌之在出兵前是否收到孝武帝关于制衡斛斯椿的指示。到虎牢关不久，元斌之与斛斯椿因争夺军队控制权而反目。元斌之不敌斛斯椿，竟一怒之下偷偷返回洛阳，欺骗孝武帝说：高欢大军已经渡河而来了。

洛阳的朝臣们顿时陷入恐慌。此时，他们不得不考虑下一步的行动。有人建议向西前往关中，投奔宇文泰；有人主张南下荆州，投靠贺拔胜；还有人建议在洛河口奋力抵抗，与高欢决一死战。其中，尤以将军于谨和亲军统领王思政支持前往关中的建议为主。

于谨是宇文泰的长史，以老谋深算和眼光毒辣著称，是一位出色的谋臣型将领。

王思政则是孝武帝在成为宗王时期的旧部，两人的建议都极具分量。

在虎牢前线，部队未能坚守多久，高欢的先锋军在成皋与魏军展开激战，魏军再次毫无悬念地溃败。斛斯椿匆忙带领残余部队向西撤退，与孝武帝在洛阳会合。

高欢的大军迅速渡过黄河，洛阳城内外的军民早已逃散，沿途几乎没有遇到有效抵抗。紧迫的形势迫使孝武帝无奈之下，只能带领军民和臣子狼狈撤出洛阳西门，向关中逃去。

在永熙三年（534年）二月，梁朝观测到一场特殊的天象：荧惑入南斗。

荧惑星就是火星，由于它的公转周期比地球更长，因此在地球上观测火星的运行显得不太规律，其亮度变化也很大。因此，古人认为荧惑星是危险、不吉利的预兆。

南斗星是北方七宿之一，在中国古代的占星学中，南斗六星被认为主宰着天子的寿命和宰相的爵禄之位。

当荧惑星运行到南斗星的位置时，被称为“荧惑入南斗”，这被视为天子将有大不利的象征。

梁武帝得知后非常惊慌，立即脱下鞋子在殿中奔跑。

然而，梁朝并未出现不利之事。直到同年七月，北魏发生了皇帝与丞相的冲突，孝武帝西逃至关中，梁武帝才意识到这一天象预示的对象其实是北方的事件。他为自己之前的过度反应感到惭愧，并说道：“原来胡虏也能应天象！”

与此同时，魏孝武帝元修无暇顾及这些虚无缥缈的说法，他迫切希望关中的援军能够拯救他。而对于宇文泰来说，援救皇帝有可能让他从一个地方割据者一跃成为国家重臣，这是一件双赢的事情。

然而，长达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宇文泰究竟在做什么？他是否对关东的战事无动于衷？事实是，他并非不愿行动，而是力有不逮。那年四月，宇文泰刚刚收拢贺拔岳的部众，击杀侯莫陈悦，陇右诸郡还有曹泥、可朱混元这样的异己势力需要应对。

在大本营尚未稳固的情况下，尽管孝武帝多次催促，宇文泰仍不敢派兵支援洛阳。然而，不派兵并不意味着不关心，他始终密切关注着洛阳和晋阳的动向。

高欢的军队快速南下，孝武帝选择拒绝斛斯椿的渡河进击计划，这些宇文泰都清楚地掌握。他对孝武帝的策略不以为然，在他看来，高欢急行求利，正是疲惫中进行打击的良机。沿河防守过于被动，尽管投入大量兵力，却难以防范高欢的重点突破。这些判断随后被事实验证。

当宇文泰进攻侯莫陈悦时，高欢应侯莫陈悦的请求，派遣一万大军，由大将韩轨率领，逼近蒲坂，准备渡河进攻关中。

宇文泰立即派遣两千骑兵镇守东雍州，与蒲坂的军队对峙。孝武帝催促援军时，宇文泰又派大将梁御率领五千步骑兵，前进至渭河与黄河交汇处，与蒲坂的蒲津渡相距不远。宇文泰和高欢之间的紧张局势已然形成。

在此基础上，宇文泰制定了三路进军的计划：

第一路，由大将寇洛率领一万大军，从泾州东进，越过黄河直逼河东，威胁晋阳；

第二路，由大将王罴率领一万大军，增援华州，扼守关中要道；

第三路，宇文泰亲自率领主力大军进攻洛阳，与高欢的主力决战。

总体策略是让高欢进不得入关，而退则有晋阳的后顾之忧。

在七月的某个时间点，孝武帝再次加紧催促，促使宇文泰派遣将军骆超和李贤率领一千骑兵赶往洛阳。这个时机选得极为巧妙。骆超的部队率先抵达，但并未参与与高欢的任何战斗，而是“恰好”在孝武帝仓促撤离洛阳时与其相遇。李贤的部队则在孝武帝逃入崤山时才赶到。

孝武帝初离开洛阳时，仍掌握着五千骑兵。然而，逃至崤山时，队伍已溃散过半，包括清河王元亶和广阳王元湛在内的许多人。一些原本由高欢留在洛阳的下级官员也蠢蠢欲动，意图返回山东。

在风雨交加的混乱中，孝武帝见到关中援兵，虽然人数不多，但略感安心。他安排骆超随行保护，以李贤殿后，并下令对试图返回山东者格杀勿论，暂时稳住了溃散的局势。

然而，清河王元亶和广阳王元湛仍趁机返回洛阳。广陵王元欣、录尚书长孙稚和颍川王元斌等人在混乱中被冲散，逃至伊川县，投靠当地豪强李长寿。

与此同时，当高欢渡过黄河时，河南诸州，尤其是洛阳附近的汉人豪强感受到严重威胁。几十年来，从晋阳南下的军队对他们来说都是噩梦。河南的豪强们纷纷起兵保卫家乡，公开对抗高欢。

这一时期，伊川的李长寿、上洛的豪强泉企、邑阳的豪强阳猛、新安的魏玄以及汾阴的豪强薛端等纷纷起兵。

虽然这些豪强的力量不大，但他们在当地有深厚的根基，熟悉地形，拥有血缘号召力，这使他们远胜于在异地作战的高欢。最关键的是，这些豪强的据点严重制约了高欢的西进。

高欢自然不能容忍这种局面，他派遣各路军队镇压各个豪强据点，并亲率主力继续向西追击，目标是活捉孝武帝。高昂则率领五百精骑快速前进。

高欢此时依然装模作样，命令领军娄昭带领洛阳的官员去追赶孝武帝，劝说他返回洛阳，重修旧好。

然而，孝武帝对此毫不相信，继续带领一众人马向西逃亡。当逃至陕县以西时，高昂的精锐骑兵逼近，陕州的守将长孙子彦因惧怕这位当代的“项羽”，弃城而逃。

孝武帝则不顾一切地狂奔了300多里，两三天都没能好好吃上一顿饭，渴了饿了只能靠山涧的水来充饥。抵达湖城（今河南灵宝西30里）时，经过一个叫王思村的小地方，村民献上麦饭和水。孝武帝被感动得无以言表，于是宣布免除该村十年的赋税徭役。

继续向西逃亡的孝武帝在稠桑驿（湖城北部）终于与潼关的守将毛洪宾会合，而关中派来的梁御、赵贵也带领2000名骑兵迎接到了孝武帝。

差不多一个月的逃亡生涯终于告一段落，孝武帝稍稍安定下来。然而，高欢的追兵仍紧随其后，孝武帝不敢在潼关久留，继续沿河向西行进。

然而，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回头。伤感的孝武帝望着东流的黄河，叹息道：“此河向东流，我却向西去，何日能再到洛阳拜谒祖庙，全看你们了。”他的话令随行人员无不感慨万分。

进入关中后，孝武帝终于无需担心被追赶。当他们行至华州郑城东阳驿时，宇文泰的大军主力终于出现。

宇文泰准备好仪仗去拜见孝武帝。他摘下帽子，满含泪水地自责道：“我未能为国家除掉奸臣，导致皇帝您不得不仓皇出逃，这真是我的罪过。”

召集了半年的关中军统帅，直到现在才露面。此时，孝武帝身边除了几个失魂落魄的大臣，已一无所有，而宇文泰却完好无损。

然而，这位落魄的天子无法表达内心的苦楚，只能寄人篱下，孝武帝元修无奈地对宇文泰表示：“宇文公的忠心已经广为人知。未能守住国家社稷，完全是我的过错，我真是愧对你们这些忠臣。今后国家就要靠你了，希望你一定不负重托。”

两人心照不宣地进行了一番对话，虽然各怀心思，但也互相给足了面子。关中军高呼万岁，然后整军向西，驻扎在长安。

高欢的大军随后追至潼关，很快攻破潼关城，活捉了守将毛洪宾，并驻军在华阴长城。此长城位于今华阴市西几里处，是春秋时秦晋的分界线，战国时魏国因迫于秦国的威胁而在华阴修筑的。

华阴离长安已经不远，高欢有意直接攻打长安，但实际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变化之一在于对手。宇文泰的军队刚刚平定了关中和陇右，是百战精锐之师，战斗力远非孝武帝在洛阳仓促拼凑的新军可比。如果再以几个月前日行八百里的速度进攻长安，势必会遭遇挫败。

变化之二在于后方。在高欢一路追击孝武帝的过程中，从晋南黄河渡口到洛阳、函谷关一线，已经变得混乱不堪。

高欢显然低估了河南地方势力的影响力。侯景率军攻入伊川县，轻松占领县城，并杀死李长寿。然而，李长寿的儿子李延孙从荆州赶回，重新集结父亲的部众，在伊川与高欢对峙。

高欢再次派遣大将慕容绍宗围攻李延孙，但由于轻敌，扬州刺史薛喜被杀，伊川的地方部队士气高涨。

李延孙不仅成功守住了城池，还派兵护送在伊川避难的广陵王元欣等人向西前往关中，与孝武帝汇合。

宇文泰抓住这一机会，迅速任命李延孙为京南行台、都督河南诸军事、广州刺史，并派遣京兆杜陵人韦法保率数百兵力东进支援伊川。

这支小部队竟然展现出惊人的战斗力，在陕州遭遇高欢大将刘贵的阻击时，韦法保将部队组成圆阵，边战边进，数日后成功进入伊川，与李延孙汇合。

李延孙的胜利激励了其他反对高欢的势力。抚军将军窦炽趁高欢西出洛阳时，与兄弟窦善率领残兵返回洛阳，攻打千秋门，击败了洛阳城的守将高金龙。

窦氏兄弟攻入皇宫，发现一片焦土，然后带着40匹御马离去。这次行动让洛阳守军感到震惊。

与此同时，新安的地方豪强魏玄率众抵达函谷关南，与韦法保联合作战，与高昂的骑兵部队展开激战。上洛的豪强泉企则率五千人北出大谷关，对洛阳形成威胁。

从整个行动线路来看，河南的地方势力威胁着潼关以东的通道，如果高欢的前军失利，而退路又被这些地方豪强切断，形势将极其危急。

在陕西韩城的黄河西岸，有一个重要的渡口——龙门，与河东的河津隔河相望。高欢在攻打潼关的同时，派将军薛修义进攻龙门，成功击败并降服了宇文泰派驻的军队，并向河西的战略要地杨氏壁推进。然而，汾阴的豪强薛端聚众反击，并据守石城栅，与薛修义对峙。由于薛修义不了解关中的情况，不敢久留，便率军东渡黄河回到河东，龙门渡口因此重新回到关中掌控。

龙门渡口的战略意义不可小觑，它一旦失守，西军便能东出，直接威胁河东的重镇晋州，切断从洛阳通往晋阳的要道，这将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高欢也不敢在潼关久留，留下薛瑜镇守后，亲率大军东返洛阳，同时命侯景和尧雄南下进攻荆州的贺拔胜，迫使贺拔胜和杨忠逃往梁朝。

在龙门方向，高欢派贺兰懿和薛琰渡河进攻杨氏壁，但薛端利用计谋，制造关中大军来援的假象，令贺兰懿和薛琰不敢冒险，仓促撤退。渡河时军心涣散，导致数千士卒溺亡。

此时局势如同棋局，宇文泰抓住机会，迅速反攻，攻破潼关并俘虏守将薛瑜，随后撤军回长安，迅速而果断。

十月，高欢返回洛阳，集结力量对抗各路豪强，并迅速立元善见为东魏孝静帝。由于洛阳靠近关中和梁朝，安全堪忧，他借此理由强行迁都邺城。在诏令下达三天后，慌忙启程。40万洛阳居民被迫仓促上路。

为了防止官员逃散，高欢命令收缴官员的马匹，尚书省的高官只能骑驴。次年，他又派高隆之率领10万民夫拆毁洛阳皇宫，将建筑材料运往邺城。这次迁都对洛阳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文化和建筑遗产几乎毁于一旦。

《洛阳伽蓝记》描述14年后的洛阳已成废墟，令人凄然。高欢在迁都时，命斛律金率领3万精兵驻守风陵渡口，以防西魏的进攻，宇文泰因此不敢追击。

三个月后，宇文泰指责孝武帝与堂妹平原公主元明月有不正当关系，逼迫南阳王等宗室处死平原公主。孝武帝对此极为愤怒，甚至一度想要动弓射箭，并常常砸桌子发泄怒火。这导致君臣关系出现裂痕。

明显的是，这一事件类似于孝武帝与高欢矛盾的关中版重演。宇文泰没有高欢那样的演技和耐心，他意识到孝武帝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掌控的人，于是果断下毒杀死孝武帝，并立南阳王元宝炬为帝，即西魏文帝。这一举动标志着北魏的彻底分裂。

孝武帝西迁的过程，实际上是东西魏之间互相试探的过程。双方在关中与河南交界处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交锋，由于谨慎，都没有投入太多兵力，战斗往往是一触即发，然后迅速撤退。然而，双方对局势的敏锐判断、快速反应和精准行动，都让对方感到敬畏。

高欢和宇文泰都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强劲对手。

随着北方局势的进一步明朗化，两人都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