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军统局的实际掌控者，该局少将副局长戴笠更喜欢部下称其为“戴先生”。“戴老板”一说，也只是特务们背后的称呼，当面是没人敢叫他老板的——他一直以老蒋小伙计自居，绝不敢让老蒋认为军统自成体系。

戴笠一辈子都没当过军统局正局长，在属于军队建制的军统（保密局）中，副局长是不可以简称为局长的，所以部下称戴笠为“戴局长”，属于哪壶不开提哪壶，是要挨耳光的。

戴笠当然知道自己在老蒋心目中的位置，所以他一向谨言慎行，只有跟朋友胡宗南等少数几人喝酒聊天的时候，才敢说一两句实话，比如他跟胡宗南在酒后畅谈的时候，就语出惊人：“《三国演义》将诸葛亮写得神乎其神，在我看来，刘备有了诸葛亮，才借到荆州，有了荆州才有蜀汉的大业。魏蜀吴三分天下，刘备就是以情报取胜。刘备取得情报就靠他的军师，军师就是特务头子，诸葛亮是特务头子中的佼佼者，他将他的兄弟诸葛恪、诸葛瑾，一置于东吴，一置于曹营，还有庞统徐庶等为助。”

戴笠可能是喝多了，把诸葛诞说成了诸葛恪，但是这番话可把旁听的一个朋友胡宗南和半个朋友文强（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文强所著《戴笠其人》）吓了一跳：你是诸葛亮，校长是刘备还是阿斗？诸葛家族脚踏三只船，你戴雨农是不是也想两边下注？

胡宗南和文强、戴笠都是黄埔生，他们的校长是谁，就不用多说了。

戴笠酒后跟胡宗南、文强说过那番话没多久，就神秘地摔了飞机，作为横草不过的老狐狸，他的飞机居然能摔掉，说明肯定是有实力更强大的人物默许或授意，而他自比诸葛亮那番话会不会被传到他的校长耳朵里，读者诸君看看文强回忆录中列出的名单就知道了。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当然知道，老蒋一直把戴笠视为自己的佩剑：太重了不行，太锋利了也不好，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能“太阿操持”——倒持太阿，授其以柄，也就是倒拿着剑，把剑柄递给别人，多疑的老蒋绝对不会干这种事。

明朝的锦衣卫和东西厂这三个特务机构虽然权力很大，但是人马却不多，老蒋惯于玩弄权术，对他手下最大的特务头子戴笠也不能不防着一手，所以抗战胜利后第一时间就想裁撤军统，再加上陈立夫、陈果夫、陈诚等人也都想端戴笠的锅，所以对戴笠来说，坠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据戴笠的半个朋友文强（就是《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回忆，戴笠已经知道老蒋要对付他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文强在《戴笠其人·戴笠死前的几件事》中回忆：“戴笠是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中旬，由青岛飞往南京的途中坠机而死的。他在临死前的一段时间，精神非常烦恼苦闷，唯恐老蒋把他一脚踢开——他这个做奴才的也并不是一帆风顺，曾几次到了要被‘赐死’的关头。”

文强的履历，笔者曾多次写过，这里不再复述，这里只需强调一件事，就能证明他与戴笠关系有多好，文强在九十二岁高龄时，虽然已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文史专员学习组组长、文史军事组副组长、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却仍不讳言他与戴笠的关系：“与我相处十二年，他对我是特殊的对待，我感到他对我是一贯的信任，一贯有礼貌。我没有向他求过官，却将我的官阶升得比他自己还高还大。”

文强的中将军衔是正授，戴笠的中将是职务军衔，属于“同进士”、“如夫人”，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戴笠绝不穿军装，也不喜欢同僚穿军装（郑介民、唐纵因为在军统之外另有职务，所以早就正授中将），文强刚晋升中将，戴笠就坠机了。在坠机前，文强几乎是天天跟戴笠呆在一起，连戴笠向老蒋乞命的复电（老蒋电令戴笠马上从北平返回重庆会商裁撤军统事宜，戴笠想拖延几天以便美军柯克上将有时间替他转圜），都是文强代拟定的。

文强替戴笠向老蒋乞命的复电，照例由军统局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主任秘书是郑介民）转呈老蒋，可是毛人凤居然扣下没送，文强在戴笠死后问毛人凤，毛人凤居然还振振有词：“那电稿原来是老兄代笔的！我与其武（潘其武，时任戴笠秘书，后任保密局局长办公室主任、书记长、情报局副局长）研究过，认为电报里有煮豆燃萁，相煎何急两句话，将会引起福祸莫测，因此建议删去。谁料老板还未见到我们的建议电就去世了，可以想见，他是抱恨终天的了。”

毛人凤这一手够毒：如果你认为那两句话没必要，大可以删去后再交给老蒋，如果你唯戴笠之命是从，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把电报原文送给老蒋，这样往复电报请示，戴笠原本就命悬一线，老蒋迟迟接不到戴笠的回电，岂不是等于最后那一根线也被烧断了？

毛人凤是戴笠的心腹手下，却绝不是戴笠的朋友，事实上以“忍、等、狠”著称的毛人凤根本就没有朋友，戴笠能聊知心话的朋友也不多：胡宗南算一个，文强算半个。沈醉则是戴笠的徒弟辈，还算不上戴笠的朋友。

如果毛人凤不扣留电报，戴笠会不会坠机，谁也不知道吗，反正胡宗南是对戴笠的死因深度怀疑的，沈醉在《军统内幕·胡宗南和戴笠、毛人凤的关系》中回忆：“1946年春，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胡得到这一消息，悲痛万分，连忙赶到南京，亲往中山路357号吊唁。我和几个大特务都赶去照料。胡进门看到戴的遗像便泪水纵横，立即跑进灵堂抚棺痛哭起来。他哭了好一阵，才询问我们戴摔死的情况。当时外间传说很多，胡也听到不少，便问我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沈醉是个聪明人，自然不会多言贾祸，他和毛人凤等人很肯定地告诉戴笠：经过多方调查，证实没有什么人对他进行谋害，的确是由于气候关系，驾驶员不慎撞在山上失事。

胡宗南将信将疑，提出要到戴摔死的地方看看，结果被告知那地方汽车进不去，要跋山涉水走很多小路，胡宗南只好收下沈醉送上的坠机现场照片，绕着戴笠的棺材走了两圈才含泪离去。

沈醉和毛人凤阻止胡宗南到现场勘察的时候显然是说了假话，当时岱山困雨沟不是不能通小汽车哈大卡车，这一点沈醉在《我的特务生涯·第十六章·戴笠身亡》中说得很清楚：“南京的大特务们早已去出事地点收尸，4点多钟，一个个都乘坐着小汽车陆续回来了。最后，戴笠的亲信副官贾金南，从一辆大卡车上抱着一截用白布裹着的东西走下来。”

贾金南抱着的东西自然就是戴笠，戴笠为什么很寒酸地被大卡车拉回来：贾金南扑到沈醉的面前号啕大哭：“戴先生的尸骨未寒，他们就不让戴先生搭乘他们的小汽车呀，我只好抱着戴先生坐运尸体的大卡车回来！”

其实沈醉也有点不相信戴笠真是死于飞机失事，他亲自把白布揭开，扒开那黑炭般直掉渣的嘴唇，看清嘴里确实有几颗金牙，才相信戴笠真的是死了。

沈醉放声大哭，军统的高级特务则在放声大笑，他们在如释重负地在一个豪华大饭店大摆筵席，像无事人似的大吃大喝：“喧笑声、劝酒声打断了我的沉思。看着眼前一个个喝得红光满面的笑脸，心想戴笠一死，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大发横财了。这次戴笠从北平、天津回来，一定带了不少古玩珍品，他们会不会趁收尸之际，将那些不易烧毁的古玩拿走呢？”

沈醉告诉胡宗南戴笠坠机的地方不通车，他自己却开着车去了现场，询问当地居民才知道戴笠这飞机摔得蹊跷：那天大雨倾盆，中午一点多钟，滂沱大雨还在不停地下。突然，一架飞机从南京方面飞来，飞得很低，撞着了岱山前面一座小山的大树，就又往上飞了一些，飞机又飞了二百米左右，就一头撞在了岱山的山腰上。只听见一声巨响，火光冲天，大火在雨中燃烧了两个多小时才熄灭。

目击者的描述，和公布的戴笠坠机时间对不上号，而且戴笠的飞机在倾盘大雨中燃烧了两个小时也很怪异——戴笠就是因为飞机油量不足才没有改飞其他机场，为什么大火烧了两个小时才被大雨浇灭？

沈醉实地勘察后，对胡宗南也不完全信任了，戴笠对胡宗南口出狂言的时候他可能也在场，所以他知道这对“好朋友”最后必然变成生死之敌：“我觉得胡比戴更加狂妄，而戴比胡则更加阴险。我听到这些对话时就想过，万一蒋故去，最后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还得再火并一次才能完事，而决不会真的一个专门搞军事，另一个便安于专搞政治，两人同时并存。”

据沈醉回忆，胡宗南在当时不仅搞军事也在搞政治，他军权所及之处，政权也同时抓过去，甚至连他这个最知心的朋友戴笠所搞的特务组织，他也自己搞了一套。

沈醉和文强的回忆，当然不能说明戴笠坠机，胡宗南的特务系统做了手脚，但是戴笠那番自比诸葛亮的话，会不会经胡宗南之口，入老蒋之耳，那可就很难说了。

我们从戴笠坠机前的种种反常之举，也能发现此事绝不简单，文强还特意注明了听到戴笠酒后真言的人员名单：除了胡宗南之外，还有梁干乔、蒋坚忍，梁干乔在老蒋十三太保中排名第九（戴十二，胡十三），比戴笠早死两个月，蒋坚忍是蒋系空军六创始人之一（另外五人为毛邦初、周至柔、黄光锐、王叔铭、蒋夫人），所以他是谁的嫡系就不用说了。

文强和沈醉不能隔着锅台上炕去向老蒋打小报告，那又是谁出卖了戴笠呢？这个问题，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想必心中自有准确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