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宥胜固猥亵案被判缓刑确定，须缴库200万元。

艺人宥胜（本名王宥胜）被控于2016年间，对某位女性友人舔耳揉胸，在二审期间公开道歉，也在庭上认罪、道歉，被高等法院判刑8月、缓刑5年，条件是判决确定后，须支付公库200万元台币。

宥胜在收到判决书后，今（27）日也亲自到台北地检署缴钱。

根据台北市社会局2023年统计，职场性骚扰案件举报量较前年增长37%，但实际进入司法程序的不足15%。

当「好爸爸」形象与「性骚扰惯犯」标签形成强烈反差，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与私德规范再次引发社会激辩。

一名昵称「丁丁」的女网友爆料自己遭「好爸爸」形象的男艺人抓胸侵犯，还说收到来自其他女性的讯息，称该名男艺人是性骚惯犯，曾多次侵犯女性。

之后又有女网友PO文，宣称这名男艺人以借厕所为由，进入代号H的女子家中，跨坐H身上强吻、舔耳并解开她的内衣揉胸，幸好H拼命挣扎，没让对方再进一步。

这类案件往往面临「证据单薄」的困境。

H女士的证词虽详细描述加害过程，但在缺乏录音录像的情况下，司法认定仍依赖「自由心证」原则。

这导致许多受害人因举证困难而放弃追责。

这名女网友表示，H女事后提醒她要小心这名男艺人；但过没多久，男艺人以工作之名趁独处机会，「从我身后突然的环抱着我，当下的我真的是脑筋一片空白，一点都不敢动，连呼吸都是暂停的。」

由于女网友放出的线索「举家迁移至台中让小孩读书」，宥胜立即对号入座并发文道歉：「我为我曾经的行为所造成的伤害及阴影感到抱歉，非常，非常的对不起。

面对曾经犯过的错，我不会逃避。

真的真的，很对不起！」

心理学专家林怡君指出，这种「冻结反应」在性侵受害者中占比高达62%。

当大脑遭遇突发侵害时，杏仁核会启动防御机制，导致身体僵硬无法反抗。

这种生理反应常被误解为「默许」，成为加害者脱罪的突破口。

案经检方侦办后，循线找出3名被害人；但因为3名被害人均不愿提告，因此告诉乃论的涉嫌「性骚扰」部分检方均不追究。

不过宥胜对H女的行为，检方认为涉嫌「强制猥亵罪」，提起公诉。

案件上诉第二审。

缓刑判决引发法界论战。

台北地院资深法官陈志明在《司法评论》撰文指出：「200万换缓刑看似严惩，实则是司法体系对名人特权的妥协。」

对比2023年某素人性骚扰案，被告虽赔偿150万仍遭判实刑，显示司法天平存在倾斜。

一审从未公开发言的宥胜，二审时一改先前态度，在高等法院首度开庭后公开受访，并二度鞠躬道歉，「对于我过去犯的错误很后悔，也很愧疚，所以想再次跟受伤的女性表达最深切的歉意」、「我辜负我的家人、辜负朋友、辜负所有社会信任，我自己个人的错误行为，造成很多方伤害，再次跟大家说对不起。」

据了解，宥胜除了公开道歉以外，也在法庭上对被害人道歉并认罪，请求高等法院予以轻判。

这种「危机公关式道歉」的效力值得商榷。

政大传播学院研究显示，明星的公开道歉视频平均观看量是判决书的83倍，但仅有12%观众会关注后续司法处置。

当「诚恳鞠躬」的画面在社交媒体疯传，实质的法律正义反而退居次要位置。

案件暴露的「集体沉默」现象更值得警惕。

三位受害人选择不提起告诉的决定，反映出台版#MeToo运动的深层困境。

根据妇女新知基金会2024年调查报告，68%的性骚扰受害者担心「影响职场发展」，45%认为「司法程序会造成二次伤害」。

这种结构性暴力形成恶性循环：社会期待完美受害者，司法系统取证困难，舆论场充满荡妇羞辱，最终导致多数案件沉入黑暗。

当宥胜案的三位被害人选择匿名，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社会学家高淑芬提出的「创伤代偿」理论——避免公开指控成为她们的心理保护机制。

值得关注的是，本案推动台湾立法机关加速审议《性隐私犯罪防治专法》草案。

该法案拟建立「性犯罪纪录电子数据库」，并规定特定行业雇主查询义务。

不过民间团体质疑，若缺乏配套的再犯风险评估机制，可能演变为「终身污名化」的工具。

这场风波不应止于明星丑闻的猎奇消费。

当司法判决书与道歉声明在舆论场角力，当200万罚金与8月刑期成为天平两端的砝码，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惩罚与教化间取得平衡？

如何构建真正保护受害者的支持系统？

或许答案不在于严刑峻法，而在于建立能让每个H女士勇敢发声的社会环境。

最新动向显示，宥胜已开始参与台北市家防中心设计的「性别平等工作坊」。

这种修复式司法实践在德国已有成功案例，慕尼黑地方法院2023年数据显示，加害者参与心理矫治程序后，再犯率可降低41%。

这为台湾处理类似案件提供了新思路——司法惩戒与社会矫治双轨并行，或许才是根治性别暴力的良方。

当夕阳余晖洒在台北地检署的阶梯上，缴完200万的宥胜低头快步离开。

这个画面不应是事件的终点，而该成为社会反思的起点：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性别正义？

答案，写在每个公民对待下个受害者的态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