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日本走入战争的起点以及“昭和史”的起点，人们大都会想到爆发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但在这之前，日本在1930年的政治斗争与暗杀行动也极大影响了“九一八”事变时期日本政界主要人士，尤其是裕仁的行为模式。

1929年7月9日，滨口雄幸受命成为新任内阁首相。早在上台之前，滨口雄幸就对日本过度干涉中国内政有所不满。他曾指出，“如今中国全国的统一，乃是（中国）国民长期的愿望，（日本）要在可能范围内加以帮助”，只有取信于中国，才能“将贸易伸展到中国全国，尤其是最为富裕的中心地长江流域，增进两国互惠共赢”。显然，滨口雄幸的眼光更加长远，这种思路也受到元老与宫内省的欢迎，田中义一辞职后，西园寺公望与牧野伸显几乎是第一时间想到这位当时议会第二大党——立宪民政党党首能够胜任首相之职。

滨口雄幸上台后立刻发布了包括“金解禁”在内的十条政府纲领。裕仁对这些纲领非常满意，但也会对一些具体的政策做出微调的指示。当年10月15日，滨口雄幸内阁发布指示，要求所有官吏（国家公务员）一律减薪10%，遭到了很多官僚与民众的反对。为了让即将到来的“金解禁”顺利推行，裕仁向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表示“‘金解禁’等其他重要政务重叠之际，若引发政变就不好了”，作为海军大将的铃木贯太郎迅速把这个消息私下告知海军大臣财部彪，进而私下传递给大藏大臣（主管财政与金融工作）井上准之助，滨口雄幸内阁同意在10月22日撤回这条降薪指令。不过不久之后，裕仁授意将耗资200万日元建设的初声御用邸推迟建设，多少也是在响应滨口雄幸的紧缩财政政策。

滨口雄幸内阁时期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问题。1930年1月，英国召集海军五大国其他成员聚集伦敦，重点商讨巡洋舰与潜艇吨位的比例问题，民政党派出二号人物若槻礼次郎作为首席全权代表出席。经过两个月的反复商讨，最后定下一份草案：日本海军非主力舰总吨位为美国的69.75%，重巡洋舰总吨位为美国的60%，潜艇吨位规模保持在5.27万吨。这个数字依然不足以满足日本海军坚持的“对美七成”愿望。消息传回国内，主张维护大规模舰队的“舰队派”人物，诸如海军军令部长加藤宽治、次长末次信正等人均明确表示反对，末次信正还把草案透露给媒体，舆论瞬间站在海军军令部一边，导致滨口雄幸内阁压力倍增。

在这种局势下，裕仁在3月27日主动要滨口雄幸汇报工作，告诉他“努力为世界和平早日解决此事”（注意：这句话表面上是一种暧昧表态），这份鼓励等于是给滨口雄幸一个来自宫内省方面的支持，同时也是向他传递一个清晰信号：一旦有事，以裕仁为核心的宫内省团队会出面帮助滨口雄幸运作周围的所有事情。（预告：第二年“九一八”事变时，裕仁与宫内省的态度便截然不同，而这也与《伦敦海军条约》的这次鼓励有着密切关系。）

3月31日，愤怒的加藤宽治发动自己的军事上奏权，要求单独面见裕仁。按照惯例，一旦两人会面，天皇就要按照海军军令部长的“辅弼”结果发布军事命令，而由于首相理论上不能干涉军事命令，这一下子就能够把有利于加藤宽治的提案以军事命令的形式、绕开内阁直接发布给一线谈判人员。如果裕仁作为“人类天皇”在这个时候拒绝加藤宽治，那他的拒绝指示就会变成“制度天皇”的正式命令，也就是对于海军军令部长的不信任，加藤宽治必须辞职，这样必然会引发整个海军系统的动荡。

为此，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又一次展现自己作为海军大将的实力，他明确警告加藤宽治：天皇与宫内省不能被政治所利用，并以友人身份劝说对方延期面见天皇。加藤宽治将信将疑之际，4月1日上午10点，滨口雄幸内阁形成决议，正午时分获得裕仁的裁可。加藤宽治这才如梦初醒，马上申请觐见天皇，但又一次被铃木贯太郎阻拦，硬是拖到4月2日上午才被允许进入皇宫。但这个时候，接受草案的训令早已传达给伦敦的谈判人员，木已成舟，裕仁也是“唯听之而已”。4月10日，日本正式在《伦敦海军条约》上签字。

侍从长两度延迟军部武官上奏，这从明治时代以来全无先例。一直以来，侍从长职位更像是一个事务性官职，类似天皇身边主管日程的秘书长，明治与大正时代的侍从长一般由原公卿或“宫中”集团成员担任，除去短暂担任侍从长半年的陆军大将桂太郎外，铃木贯太郎是第一个长时间担任侍从长的大将级前军官。考虑到当时绝大多数海军将领的资历或年龄都比铃木贯太郎小（加藤宽治之前的海军军令部长正是铃木贯太郎），虽然他只是一个负责预约工作的侍从长，但海军旧人也不得不敬他三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铃木贯太郎是利用自身的政治实力扩大了本属于侍从长的权力范围，此举也被时人批评为“擅权”。

这种宫廷内部操作让舆论哗然，也让刚刚在1930年2月选举中失去第一大党地位的立宪政友会嗅到机会，政友会干部鸠山一郎明确指出，滨口雄幸内阁干涉了天皇对军队的统帅权，此即“统帅权干犯事件”。

在日本帝国宪法体系中，担负天皇“辅弼”与“咨询”工作之人并不是“内阁”或“首相”，而是“国务各大臣”，而每名大臣都有其职责边界，互相之间不可越权行事。虽然大部分国务大臣（包括陆军大臣、海军大臣）都是内阁成员，但内阁并不能涵盖全部拥有“辅弼”权的大臣，比如，天皇的“统帅权”就属于内阁之外的参谋本部（陆军）、海军军令部（海军）负责“辅弼”。

但问题又来了，属于内阁的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又管辖什么呢？这里需要明确一个概念，即日本军队实行“军政”“军令”分离制度，军队日常招募与训练管理归属“军政”部门——陆军省、海军省管辖，两省长官自然是主管后勤、训练、研发等工作的最高官僚；而属于天皇“统帅权”的“军令”部分，如军事指挥、战略战术的制定、作战情报收集等工作则由参谋本部（陆军）、海军军令部（海军）完成。按照1909年9月12日《军令相关事项》的规定，两部门长官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等高级军官拥有直接面见天皇汇报军令事务的“帷幄上奏权”。在鸠山一郎看来，海军军备是否削减一事即属于“统帅权”范畴，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均不属于内阁成员范畴，所以内阁无权节制与干涉[144]。

当然，“统帅权干犯”的说法并没有掀起太大波澜，因为签约成功的消息成功扭转了舆论，媒体也普遍认为签订条约可以限制军备竞赛，保障日本的和平。心灰意冷的加藤宽治在6月10日向天皇递上辞职信。

但有趣的是，裕仁并没有当场表态，而是在铃木贯太郎的建议下，要求海军大臣财部彪提出意见。如前所述，海军省与海军军令部分管海军的“军政”与“军令”事务，海军大臣与海军军令部部长也属于平级[145]，任职问题不应互相插手，裕仁此举无异于让海军大臣主管海军军令部长的任职工作。更何况，财部彪是支持《伦敦海军条约》签订的“条约派”、加藤宽治是反对签约的“舰队派”，裕仁如此表态明显是在为“条约派”背书。最终，财部彪推荐的谷口尚真成为下一任海军军令部长，裕仁支持下的海军省无疑是大获全胜。

不过全胜背后即是隐患。愤愤不平的“舰队派”很快把风声透露给媒体。6月18日，政友会旗下的《中央新闻》刊发题为“军令部长之帷幄上奏受到无故拖延，铃木侍从长之专断打破惯例”的文章，将铃木贯太郎在3月30日与4月1日两次延迟加藤宽治上奏之事告知大众。铃木贯太郎、牧野伸显等宫内省人士因此事被批判为操纵政治、误导天皇的“君侧之奸”，也为后来的“二二六事件”埋下了伏笔。

舆论攻击的对象不仅限于宫内省，甚至还有人把目标对准天皇本身。当年8月28日宫内省报告显示：“不知道是什么团体，有一部分陆军年轻人在秩父宫（雍仁）的汽车行进到某地的时候，一位陆军大佐突然拉开车门进去，声称愿意‘尊奉殿下’。这件事情（秩父宫）殿下事前并不知情。”由于裕仁上台以后接连干预政务，再加上裕仁连续生的四个孩子都是女儿，一部分陆军基层军人产生了废黜裕仁，把小他一岁的弟弟秩父宫雍仁亲王拥立为新天皇的企图。此时的雍仁亲王即将从陆军大学校毕业，而且受到陆军基层军人某些激进思想的影响，在很多人看来是代替裕仁的绝好人选。这件事的发生自然让裕仁感受到了威胁。

威胁还不止于此。媒体的宣传促使日本右翼团体的活动愈发活跃，他们攻击滨口雄幸内阁的政策让国内经济疲敝，对外丧权辱国。1930年11月14日，右翼激进分子在东京站内枪击滨口雄幸，导致其重伤入院，首相职位由签署《伦敦海军条约》的民政党二号人物若槻礼次郎接任。1931年8月，备受裕仁支持的滨口雄幸因伤去世，日本即将进入一个更为惨烈与动荡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