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盛文/文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于1938年10月由鄂东移驻樊城樊侯祠；1939年5月8日，随枣战役，日军先头部队骑兵第四旅进抵襄阳县的双沟镇，长官部与敌仅距60华里，无兵可调，无险可守，乃于5月9日转移于谷城石花街镇指挥作战，至6月迁于老河口胡家营，于1945年元月调任汉中行营主任。在鄂西北长达六年之久。

李宗仁所辖五战区地域辽阔，作战区域包括长江中游以北，黄河泛区以南，津浦路以西的豫鄂皖三省的大部地区，是当时最大的一个战区，也是情况最复杂，部队战斗力最低，装备训练最差，“杂牌”军最多的一个战区。忆其一部志于后。

部队情况

五战区有支不能指挥调动的部队。蒋介石规定驻在五战区的江防军归李宗仁节制，然指挥调动归统帅部，这支队伍多系蒋介石嫡系，人数多，兵源充足，装备优良，计有七十五军周岩，九十四军李及兰，第八军郑洞国，第二军李延年，十八军彭善，三十二军宋肯堂及贺光谦师，河防要塞总队，二十六军肖之楚和王劲哉的一二八师。

机动部队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拥有十三军陈大庆部、八十五军王仲廉部、九十二军李仙洲部，是机而不动，不听李宗仁指挥，李宗仁也曾请求蒋介石处理，蒋置之不理，李宗仁只好听之任之。

李宗仁的桂系部队：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廖病死于立煌县即现金寨县，后由李品仙接充）辖有第七军张淦，四十八军张义纯部驻守安徽。

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后黄琪翔）辖有八十四军覃连芳属一七三师钟毅、一七四师张光炜、一八九师凌压西三个师（后莫树杰任军长，钟毅殉国由粟廷勋接任）。配属有三十九军并非桂系，八十四军于1940年底调去安徽并入二十一集团军。

1941年在鄂西北的其它“杂牌”：西北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所辖三十军池峰城部、五十五军曹福林部、六十八军刘汝明部；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部（张殉国后由冯治安任总司令）的五十九军刘振三部、七十七军冯治安部；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属之四十一军曾元、四十五军陈鼎勋；另有石次三残部米文和之六十九军，合并编成之暂编第一师，师长王仁曲（后李才柱），挺进第一纵队司令曹文彬、三纵队司令曹勖、六纵队司令曾宪成、九纵队司令李朗星部，多由地方团队编成。

以上部队西北军战斗力较强，张自忠殉国，孙连仲又为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邀去充任代理司令长官，并带去他的三十军池峰城部队1941年李宗仁能指挥依靠作战的部队几乎清一色的是杂牌军（除暂一师）。

杂中有杂的“杂牌军”

就是在鄂西北的“杂牌”军队中也杂中有杂。如二十二集团军孙震原系川北田颂尧的一二四师师长；一二二师王致远原系西北军，驻于汉中，阎、冯倒蒋失败后，投入川北的。四十五军陈鼎勋是邓锡侯的部队，陈鼎勋与一二七师师长陈离同为师长，邓锡侯回四川后，陈鼎勋才充任军长的。虽同为川军，混战时打过内仗，四十五军喊邓锡侯为老板，一切听命于邓锡侯而不听命于孙震的。挂系里李品仙是唐生智旧部，亲信多系湖南人，在安徽，湖南派与广西派是经常火并的。另还有元老派与少壮派之争。三十三集团军虽然都是宋哲元旧部，论资排辈之争也是激烈的，五十九军军长原为黄维纲，那个跟在冯玉样身边多年的刘振三就不听命，挤黄维纲下台，取而代之。在第二集团军孙连仲能指挥的仅有三十军池峰城部，刘汝明、曹福林是韩复榘部下，并结为儿女亲家，攻守同盟，人事任命，孙连仲无权过问。

李宗仁是外柔内刚的人物，他虽然在大敌当前，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受命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但他的军队不仅受到蒋的歧视，而且蒋还不断削弱他的兵力、补给。李倍感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策略的一手反共，一手消灭杂牌的压力咄咄逼人，他在忍无可忍时常讲：“抗日后，弃甲归田，去当百姓。”

实际上他和蒋介石的矛盾从未消除，他是和蒋介石你吹你的号，我唱我的调，各怀心机的，他有他的老主意，那就是等待时机，再度争雄，乘机团结杂牌军队，延揽各派系人材，扩大自己声势和实力。

兼收并蓄的策略

二十一集团军是川军，出川时总司令是邓锡侯，四十一军孙震是川北田颂尧的旧部，调到二战区归阎锡山指挥，阎锡山是闭关自守的土皇帝，对外调军队本存戒心。二十二集团军调山西，后因补给困难，劫了阎锡山的弹药库，阎锡山就报告蒋介石说二十二集团军无战斗力，军纪败坏，逐出山西。蒋的计划当时是千方百计地把川军离川以绥靖四川，二十二集团军回川已不可能，蒋商请一战区程潜调一战区，程潜拒绝。李宗仁接白崇禧通知后，表示欢迎，二十二集团军始得有安身之地，得以逃脱了即将被编散的危机，因而士气陡增。在王铭章奉李宗仁命保卫山东滕县时，王铭章与城共存亡，壮烈殉国，为台儿庄战役立下了不朽功勋。川军本来就有“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舆论，而经过这一次战役使他们为雪耻辱而自豪，也给川军树立了威信。邓锡侯载誉回四川之后，李宗仁力主保孙震为总司令，陈鼎勋为副司令，这就皆大欢喜了。

刘汝明、曹福林系韩复榘旧部，韩复榘被枪毙后，由孙桐萱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在郑州归为一战区被戴笠害得撤职查办。他们到五战区后，李宗仁将其编入西北军张自忠或孙连仲战斗序列，先任命刘汝明为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继升总司令，再升为副司令长官，刘汝明抚心自问，与孙桐萱命运相比，当然是对李宗仁无比感激了。

泪眼对泪眼 休戚与共

李宗仁是杂牌，所属部队也是杂牌，在鄂西北时可以称泪眼对泪眼，断肠人又逢断肠人。长期以来，得不到公平对待，兵源无法补充，弹药得不到补给，军费也受到克扣，还要被调整及裁编。这样他们就都有了共同遭遇和共同语言而休戚与共，当时有个共同的口号就是蒋介石藉抗日使杂牌军自生自灭，我们要有枪，就有人，有人有枪，就有钱，有钱就有官。在那个时候，士气低落到了极点，同时在休戚与共中，也更依李宗仁为靠山，是蒋介石帮了李宗仁的忙，把五战区杂牌军队紧密团结在李宗仁周围。

李宗仁身边有个黄建平，虽生于广西，但毕业于保定军校一期后就投靠于西北军冯玉祥，曾任过参谋处长，后到北平任宋哲元幕僚，当过北平社会局长，他和西北军将领都有深厚的交往，蒋桂混战时，就给李宗仁在华北当说客，他到鄂北后任中将军法执行监，仍然担负了这个特殊的使命，奔走于西北军驻地。他不论是在樊城和老河口都居住在幽静的乡村，专门建替李宗仁招待西北军将领的宾馆，并投其所好准备了鸦片烟和赌具，使西北军来客宾至如归，在谈心交心中为李宗仁做团结工作。他和刘汝明、曹福林感情也最深。他并邀请了在张自忠当西北军校长时的教育长张寿龄做助手，又力保张寿龄充任李宗仁办公室专任高参。他是李宗仁的使者，也是西北军的代言人，消除了桂系和西北军之间的隔阂，搭桥变成了同路人。1941年底汤恩伯要吃掉一战区六十八军米文和（石三友的残部)，迫得米文和徘徊于抗日或投敌的十字街头，派密使向黄建平求计，黄引见给李宗仁，并力主收容，从而使米文和率军冒受追击的风险，到了新野，黄建平代表李宗仁早已在新野迎候，当时县长是五战区长官部秘书晁庆昌调充，无条件发了充足粮秣补给，李宗仁仍保留他的原编制（实只一师兵力），使米文和感激得老泪纵横。

李宗仁对收抚杂牌军是费尽心血的，他常说：“来者欢迎，去者欢送。”实际上反蒋有作用的就欢迎，就任用就给钱。长官部有许多的挂名高参和参议，他们是座上客，什么具体任务也没有，实际都是说客，都是使者：如刘汉川对徐海，乔立志（原韩复榘手枪团长）对韩旧部，季雨霖对鄂北地主武装，以及别廷芳、邓介人对王缵绪，陈江对进步人士等都各有任务，为团结各方面而工作的。

建立联络渠道

李宗仁对杂牌军的拉拢另一个手法就是拉进来。长官部参谋处处长高松元原是孙连仲的亲信高参，李宗仁表扬高能干，后向孙连仲讲请高松元来任参谋处长，这样就一举两得，使孙连仲得到在长官部有他亲信而欢心，李宗仁有了高松元也紧紧的对二集团军孙连仲建立了连接的渠道。李宗仁对一、三、六、九纵队仅相信一纵队曹文彬和六纵队曾宪成，在合适的情况下他派了尚琪翔（作战参谋）去充任曾宪成的副司令，这就使曾宪成得到联系方便，李宗仁也有了代理人，对曹文彬部也派了政治部主任林勋。

苦心经营干训深入中下层

李宗仁经常感到干部缺乏，早在1938年就办过潢川青年军团，来扩大影响，蒋介石看准了他这一着，将其收归所有，改为战干二团，李宗仁无可奈何。到鄂西北后，他又建立了五战区干训团，蒋介石又要改成中央军校八分校。在1941年，蒋介石电令他办高级干部作战训练班，他认为机会来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就把全身精力用在这个训练班上。他天天上午到作战班，和学员们听课，有时共进午餐，举行个别谈话和谈心，处处表现得他关心部下，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毕业时给每人发了自己的像片以志纪念；并对这批军队调训的干部特别亲近，这些人有时来会他时，他随时接见，问暖问寒，推心置腹地交谈，他就这样争取到不少中级干部对他的好感和信赖。

李宗仁在鄂西北时，他对杂牌军队的团结，扩大他的声望和势力，确实下了功夫。功夫不负苦心人，他也得到了收获，得到了好评。在他将去汉中时，他仍然做了巩固他的成果的工作，到各处去一一告别，并带着黄雪邨、尹冰彦到了樊城，住在天主堂内向孙震话别了三天，并召见了他所认识的人，带着微笑与他们谈心。回到老河口后在一片欢送声中去了汉中。他走后，军队中绝大多数军官、士兵和鄂西北老百姓都说刘峙不如李宗仁，这也就看出了李宗仁的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