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书房，人们的印象中马上出现一排排规整的书架，摆满厚薄不一的各种书籍。若是同道友人来访，配上一两个聊书话题，心生欢喜，空气中更是氤氲着一缕书香。

在家里，我很少到厨房帮忙，不理解长期操作一日三餐之烦之累。当年装修房子时，家里人说厨房要大，我说一顿饭不需要两个人同时下厨吧。我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因为书籍存量不小，如果只有一间书房，只能称为仓库。便以创造休闲空间、提高生活质量的名义，执意另设了一间茶室，然后，一步步转换为第二书房的布局。至于装不下的那些书刊资料，没办法，只好塞满几个铁皮柜子，委屈它们蹲在简陋昏暗的贮物间里了。

有句话说，“知识改变命运”。我活了大半辈子才发觉，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知识并非都能改变命运。觉悟之后，我对爱上读书依然无怨无悔。读书如果是为了考试，比如中考、高考，比如获取毕业证、上岗证、资格证，功利心满满，悬梁刺股，三更灯火五更鸡，这般限时用功，易用力过猛，达到目的之后，往往觉得读书索然寡味。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书不求用”这句话。我的朋友中不乏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和他们谈读书，我总有点心虚，因为他们读书有计划，研究有规划，为了一个学术问题刨根究底，拼命往深处钻井。这样的结果当然是挖出了学问的源头活水，我在赞羡之余，依然我行我素。我安慰自己说，杂览主义不偏食，幸福指数更高。

《杂览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李书磊所著的一本散文集的书名，这位北大才子定义的“杂览”，就是随意读书，非关功利，不成体系，随兴而至。他写道，有一天造访同学，发现同学的书桌上压着一张小字条：“上午十点至十一点：杂览。”于是大为感慨：“这使我心中生出无限向往。在这样净洁如水的房间里，在这样小巧整齐的书桌上，就着南窗的阳光自在而轻松地阅读自己所喜爱的书，是怎样一种满足啊！”

杂览读的是心情，得到的是乐趣。有一年我去宁夏出差前，刚刚读完记述阿提拉、耶律大石、成吉思汗征战史的《上帝之鞕》，顺着兴趣，从书房里抽了本《王朝湮灭——为西夏帝国叫魂》在飞机上浏览。没想到竟在银川结识了作者唐荣尧，他是有“中国第一行走记者”之称的西夏史专家。另有一次，在香港油画研究会会长林鸣岗的书房里聊书，他转赠了侯军的两本艺术评论集，缘由是书中插图是他的作品。没见过面的侯军时任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是学者型报人、作家、评论家，才华横溢，后来因文字与他结缘，成了可以交心的好友。值得一提的是，他应我之邀来泉州参加采风活动，在我的“诱导”下进入搬迁前的泉州市第三医院，探访他的天津老乡弘一法师的圆寂之地，过后，留下了散文名篇《晚晴室外道晚晴》。

随性阅读，随便翻翻，并不是个好习惯，而我却乐此不疲。鲁迅先生《自嘲》中的“躲进小楼成一统”，就带有一种隐逸心态，企图抗拒外界的纷扰，追求内心的安静。网络时代瞬息万变，单是海量资讯就令人眼花缭乱。一条消息，无数解读；一个热点，全民狂欢。倘若一味跟进，终将消耗了精力，浪费了时间。对抗喧哗与躁动的外部环境，我倒觉得不如“躲进书房成一统”。在自己精心营造的自在空间，可以正襟危坐，也可以“葛优躺”或席地而坐。就着一杯咖啡或者铁观音，随手看鲁迅的杂文，也可翻被他骂过的梁实秋、林语堂的随笔。或者，干脆重读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偷得半日闲，在书房里做一个侠客的白日梦，那自然是一个十分惬意的浪漫之举。我算是有幸到过金庸书房的少数人之一，大侠的书房，简直就是个图书馆，其中有相当比例的英文原著。看来他的博览群书，便是与饶宗颐并称为香港文化高峰的理由。然而，读书的乐趣，我们每个人与他无异。既然谈到金庸，我书架上有一套珍藏多年的远流出版公司的限量版《金庸全集》，是到了应该开封的时候了。

说实话，我在书房待的时间长，却学无所攻，因为沉溺于读闲书。学问自然有像我的朋友那样的人在做，我书房里的书中，就有他们的专著。环顾四壁，不妨把这数千本书籍看作一个个智者。与书为伴，等于和世界上一大帮不同年代、不同民族的高人为友，书籍是他们皓首穷经、孜孜不倦的智慧结晶，而我不劳而获，一本书，付出的购书费用仅仅是数十元、一二百元，不外一顿饭的价位，超值。听书店的老板抱怨，现在的人，一份几十块钱的冰淇淋排着队买，一本书则要等到孩子写读后感时才会下单。重视孩子的成长，培养学习兴趣最为重要。家长们的工作忙，孩子的课外阅读全靠自觉，我也是后来才觉察到，我的孩子从小是我书房的常客。当然，依当时的年少无知，他绝对是随心所欲，半知不解地乱翻书的，但久而久之，就爱上了阅读，形成了习惯。这么一想，书房还成了另一种教室，一种没有固定上下课时间，不用完成指令性作业，可以天马行空、奇思异想的私家儿童乐园。利用书房开展放牧式教育这一招，符合熏陶原则，且管理成本较低，值得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