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送章士钊两只鸡，秘书田家英不解其意，康生：翻翻三国志便知

1955年的一个清晨，毛主席让秘书田家英将两只白色的肥鸡送到章士钊家中。章士钊收到后颇为感动，对着两只鸡沉思良久，随后对田家英说：＂这是主席给我的一个特别的回话，我都明白了。＂这番话让年轻的田家英百思不得其解，他在回去的路上一直在想：不就是两只普通的鸡吗？上面又没写字，怎么就成了主席的回话？正当他为此事烦恼时，遇到了康生。康生听完田家英的困惑后，笑着说：＂去翻翻《三国志》吧，特别是曹操与乔玄的那段故事。＂这个提示让田家英更加困惑了：两只鸡和《三国志》又有什么关联？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

一、章士钊与北大的渊源

在民国初年的学术界，章士钊可谓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1917年，他受聘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时，已经是声名显赫的学者。章士钊不仅精通经史，在政论、文学方面也颇有建树。他创办的《甲寅》杂志，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

1917年夏天，北大校长蔡元培亲自到上海，邀请章士钊到北京大学任教。章士钊欣然应允，随即担任国文系教授，并兼任图书馆主任。在他的推荐下，李大钊也来到北大任教，这成为北大引进人才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章士钊在北大的日子并不轻松。他每周要在国文系开设＂说文解字＂和＂经学通论＂两门课程，同时还要处理图书馆的日常事务。当时的北大图书馆藏书并不丰富，章士钊上任后，立即着手扩充馆藏。他四处奔走，通过各种渠道购买图书，并向社会各界征集善本古籍。

在他的努力下，北大图书馆很快就增加了大量珍贵典籍。他还特别注重收集进步书刊，为传播新思想提供了重要平台。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北大图书馆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基地。

章士钊与陈独秀的交往颇为密切。早在1914年，两人就在日本合办过《甲寅》杂志。1917年陈独秀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后，两人的合作更加紧密。他们经常就学术问题展开讨论，在教学改革方面也有很多共同见解。

在北大任教期间，章士钊还开创了一项重要制度：他主张图书馆要对校外人士开放。这个决定看似简单，却打破了当时高等学府的传统做法。这使得许多无法进入北大就读的年轻人，也能够通过图书馆接触到新思想和新文化。

1918年，一位来自湖南的年轻人走进了北大图书馆。这个年轻人就是毛泽东。当时，他通过老师杨昌济的推荐，在图书馆谋得一份助理员的工作。章士钊虽然是图书馆主任，但并没有因为职位的悬殊而对这位年轻助理怠慢。相反，他经常留意这位勤奋好学的年轻人。

在北大的日子里，章士钊还建立了一套科学的图书分类管理制度。他将图书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又细分为二十多个子目，这种分类方法一直沿用至今。他还组织编写了详细的图书目录，方便读者查找资料。

令人意外的是，章士钊在担任图书馆主任期间，从不将自己局限于单纯的图书管理工作。他经常组织读书会，邀请师生们一起讨论学术问题。这些读书会不仅研讨传统典籍，也涉及西方新思想，成为了北大传播进步思想的重要渠道。

二、初识毛泽东

1918年的北京，正值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一个炎热的八月，杨昌济带着一封推荐信来到章士钊的办公室。信中提到了一位来自湖南的年轻人，这位年轻人就是毛泽东。

当时的北大图书馆正好缺一位助理员。章士钊仔细阅读了杨昌济的推荐信，对这位年轻人产生了兴趣。杨昌济在信中特别提到，这位学生不仅勤奋好学，而且对时事政治有着独特的见解。

第一次见面时，章士钊就注意到毛泽东虽然穿着朴素，但谈吐不凡。他们的谈话从湖南的风土人情谈到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又谈到了新文化运动。毛泽东对问题的分析既有深度又不失实践性，这让章士钊颇为赞赏。

在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经常利用工作之余阅读大量书籍。有一次，章士钊发现毛泽东正在研读《资政新篇》，便与他讨论起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毛泽东的见解让章士钊眼前一亮，他发现这位年轻人不仅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思潮也有独到的理解。

1919年初，毛泽东写了一篇题为《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这篇文章用朴实的语言阐述了他对民众运动的看法。章士钊看后连连称赞，认为文章立意新颖，论述有力。他主动向《甲寅》杂志推荐，这成为毛泽东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的重要文章之一。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常常参加章士钊组织的读书会。在一次讨论会上，毛泽东对《新青年》最新一期关于改良与革命的讨论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的发言引起了在场师生的热烈讨论，章士钊对此印象深刻。

章士钊还特别注意到毛泽东的读书方法很有特点。他不是泛泛而读，而是带着问题去研究。每当遇到重要的观点，他都会认真做笔记，并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分析。这种求知态度让章士钊十分欣赏。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积极参与学生运动。虽然他只是一名图书馆助理员，但他写的宣传标语和文章在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章士钊虽然没有公开表态支持学生运动，但对毛泽东等进步青年的行动持默许态度。

在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的一封信中，章士钊特别提到了毛泽东这位年轻人。他说这位湖南青年虽然职位不高，但见识广博，思想深刻，是难得的人才。这封信后来被蔡元培保存了下来，成为了解那段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

北大图书馆的工作虽然清贫，但这段经历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章士钊的赏识和支持，则为他后来的革命道路提供了重要帮助。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多次提到这段经历，对章士钊始终怀有敬意。

三、革命事业中的援助之手

1920年代初期，国内革命形势日趋严峻。章士钊虽然身处学界，但始终关注着革命青年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他以特殊的方式为革命事业提供了重要支持。

1921年春，一批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来到北京。当时的勤工俭学会经费紧张，难以为继。章士钊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发动各界募捐。他利用自己在教育界的影响力，联系了多位知名人士，成功筹集到一笔可观的资金。这批资金不仅解决了当时的燃眉之急，还帮助更多青年实现了赴法求学的愿望。

同年夏天，周恩来等人在北京组织进步活动时遇到困难。章士钊通过在北大的关系网络，为他们提供了安全的活动场所。他将自己在北大图书馆的一间偏僻书房暗中借给这些革命青年使用，使其成为地下工作的秘密联络点。

1922年，李大钊在北大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时，章士钊以图书馆主任的身份，特意在图书馆辟出一间小室，作为研究会的活动场所。他还从图书馆的专项经费中拨出一部分，购置了一批进步书籍，为革命理论的传播提供了物质保障。

在支持地下党工作方面，章士钊采取了极其谨慎的方式。他表面上保持着学者的中立形象，实则暗中为革命者提供各种便利。例如，他常常借整理图书之机，将一些重要的革命文献夹带在普通书籍中，秘密转交给地下党员。

1923年，一批进步学生因参与革命活动被通缉。章士钊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为这些学生安排了临时住所。他将这些学生安排在北大图书馆的员工宿舍里，以图书馆临时工的身份掩护他们。这些学生后来都安全转移，继续投身革命事业。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章士钊采取了独特的方式。他在讲授传统经典时，常常引入新的观点，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学生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新思想。他还经常组织学生讨论时事，引导他们关注社会问题。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许多革命青年面临着理论和实践的困惑。章士钊此时发挥了智囊的作用，他经常与这些青年探讨革命策略，分析政治形势。他的建议往往切中要害，为革命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

在这一时期，章士钊还在《甲寅》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文章，批评军阀统治，呼吁民主改革。这些文章虽然没有直接宣传革命，但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他将自己的杂志变成了进步力量的重要舆论阵地。

章士钊对革命事业的支持，还体现在经济方面。他将自己在《甲寅》杂志的部分稿费，暗中捐赠给了革命组织。这些资金虽然数额不大，但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对革命工作的开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重要贡献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已经年过古稀的章士钊依然积极投身国家建设。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担任政务院参事室主任。在这个岗位上，他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春，章士钊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他提出要重视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建议组织专门力量编纂《二十四史校勘记》。这个建议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和支持。在他的推动下，一批老一辈史学家开始系统整理中国古代历史文献。

1951年，章士钊主持制定了全国文物保护工作的初步方案。他提出要在保护文物的同时，充分发挥文物的社会教育功能。根据他的建议，全国开展了文物普查工作，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得以保存下来。他还特别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物保护工作，多次派专家赴边疆地区考察。

1952年，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章士钊就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具体建议。他强调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继承。他建议在高校中开设中国文化史课程，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素养。

1953年，章士钊参与组织了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他提出汉字简化要循序渐进，既要便于群众学习使用，又要保持汉字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在简化字方案的制定过程中，他多次主持专家讨论会，广泛征求各方意见，为汉字简化工作的顺利推进做出了贡献。

1954年初，章士钊参与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工作。作为参事室主任，他组织专家对宪法草案进行研究，提出了多条修改建议。在人大会议期间，他就文化教育、民族问题等方面提出了多项议案。

同年夏天，章士钊受命组织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他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但同时要尊重历史事实，避免简单化的阶级斗争史观。在他的主持下，这部通史的编写工作有序展开。

1955年，章士钊还参与了全国高等学校教材编审工作。他特别关注中国古代文学、历史等课程的教材编写。他主张教材编写要突出民族特色，同时要吸收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在他的建议下，多所高校开始系统编写各类人文学科教材。

在政务院参事室工作期间，章士钊经常接待各界人士，听取他们对国家建设的意见和建议。他将这些意见整理成专题报告，通过适当渠道反映给中央领导。这种工作方式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文化工作中，章士钊特别注重发掘和保护地方文化。他多次到各地考察，了解地方文化遗产保护情况。他建议各地建立文化馆、图书馆，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这些建议为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五、历史定位与评价

章士钊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主要体现在教育、文化和政治三个层面。从192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贡献，形成了他独特的历史印记。

在教育领域，章士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的工作最具代表性。1918年至1924年间，他将北大图书馆改造成为一个开放式的学术平台。在他的主持下，图书馆不仅增加了大量新书，还开辟了专门的期刊阅览室。他创新性地实行开架借阅制度，让学生可以直接接触图书。这种管理方式在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1925年，清华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时，特邀章士钊担任导师。他在清华执教期间，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国学研究人才。他的教学方法强调古为今用，主张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相结合。这种教学理念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学术发展方向。

在文化领域，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是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这份杂志从1914年创刊，一直持续到1922年。在这八年间，《甲寅》刊登了大量重要的政论文章和学术论文。杂志的作者群包括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形成了独特的＂甲寅派＂。

1930年代，章士钊致力于古籍整理工作。他主持编纂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这项工作为后来的古籍整理奠定了重要基础。他还撰写了大量考据文章，对中国古代文献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政治领域，章士钊的贡献体现在多个方面。1920年代，他支持进步青年的革命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提供了重要帮助。他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为李大钊等人的革命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这种支持虽然不是直接参与革命，但对革命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担任政务院参事室主任期间，在文化教育政策的制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提出的多项建议，对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在文物保护、文字改革等领域，他的工作成果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从学术角度看，章士钊是一位兼通中西的学者。他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又对西方思想有深入研究。这种学术背景使他能够在新旧文化交替时期发挥特殊作用。他的著作《国故论衡》就体现了这种融会中西的特点。

在史学界，章士钊被认为是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他的学术研究方法既保持了传统考据学的严谨，又吸收了现代史学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范式对后来的中国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代表，章士钊展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他不仅关注学术研究，还积极参与社会改革。这种知识分子形象，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典型意义。